初见罗玮是在杭州白乐桥。

白乐桥是灵隐寺旁边的一个原住民聚集的小村落，罗玮经营的“那天”民宿就掩映在这一片绿林山谷里。

踏入“那天”，心开始静下来。他拿起茶壶笃悠悠地倒茶，笑着说，“不急，慢一点儿。”

这位浙大毕业的理科男，当年一毕业就进了华为，在上海金茂大厦埋头写代码数年，后来回到了杭州。不安现状的他从华为离职后开始闯荡江湖。

如今他的身份多元，开酒店、做民宿、搞投资，还是浙江华友会秘书长。在这幽静的一方天地里，虽业务繁忙，他早已练就不紧不慢的从容，茶盏中结缘，谈笑间签单。

“为什么我感觉杭州的华友都比较文艺范儿。”我问他。

“大概是西子湖畔的耳濡目染吧，华为人的底色还是务实的。”他微微一笑。

七年之痒，不喜应酬从华为市场部辞职

1979年生的罗玮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 “找工作的时候，我对自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选游戏这个行业。”当时计算系毕业生进入游戏公司者为数不少，这也是赚钱快的一个行业。可罗玮觉得，做游戏有点不务正业。

罗玮

他选择了华为，2001年杭州华研所还没成立，所以一培训完，他就去了上海，在金茂大厦做软件开发工作。

此前做西服私人订制的前华为人李建勇曾说过：进出金茂大厦的人，西装笔挺的，肯定都是搞金融的。看到穿得比较像民工的，肯定都是华为的。

“当年我也是这个梗啊。在华为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服，也没有着装要求，大家穿衣的确不讲究”。说起金茂的那段日子，罗玮摊了摊手，“老板真好，让我们去上海最好的写字楼。可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并没那么光鲜有趣。”

在他的回忆里，吃饭要排队，他比划着金茂食堂那长长的队伍，“要排这么长啊。”更多时候是在加班，刚毕业那阵，他加班加到晚上10点，大学同学约吃饭都约不到。

有时他就睡在公司机房里，“都说外滩的风光好，可从14楼望下去，似乎也没多少风景。”其实是一种孤寂感萦绕着他，“ 上海那么大，觉得自己就是蝼蚁，即使在金茂上班也没有那种幸福感。”

“所以我想尽办法一定要回杭州。”罗玮当时被分配到杭研所，有编制但没有业务，属于在上海做外包。故杭研所一旦有业务，他们就回到了西子湖畔。

那年是 2003年，罗玮回到杭州负责管理研发团队，他的同级浙大校友金颖负责销售，他们在一个生产线做终端产品。“我管做，他管卖。”就这样一直干到2008年。

彼时，华为内部高层调整，罗玮被分到市场部门。华为内部有句话，“懂市场懂技术，订单止不住。”可是从研发到市场，他不太适应。“做市场就要喝酒，我又不喜欢应酬。”

刚从华为离职出来旅行途中的罗玮。

罗玮最终决定离职，一同进入华为的金颖也在这时离开。“可能就是七年之痒吧。”

开在支付宝边上的酒店躺着就能赚钱

白乐桥在灵隐寺的后门，一条碧溪沿山而下，泉水淙淙。散落在“那天”各处那特有的“蓝”很耐看。“这是‘绀青'，这可是有秘方的。”罗玮笑着说。

“那天”是罗玮经营的业务之一。从程序猿转到民宿这一行，这一路，故事很多。

2008年离开华为后，罗玮做的还是老本行——软件外包。

华为技术出身，出来就一定好找工作吗？不一定。罗玮分析说，做销售可以很快找到工作，因为你有人脉和技巧，如果做过一个大区总的话就更加吃香了。比较难的倒是做研发，如果你写了10年代码，没事，走哪都好找工作。可你一旦走上了管理岗位，就难了。

罗玮偏偏是后一种。彼时，大公司的技术管理岗位很少，年龄限制一般在 35岁，有的恨不得划到30岁以下。“愿意来找你的都是创业公司，或是民营企业。可要找到理念一致、又好沟通的民企老板太难，这种公司通常你呆不久，比自己创业搞个项目还麻烦。”

罗玮干脆就创业了，他开了一家公司，给别人开发电商平台，做技术外包，但不如想象中那样顺利。“回款很难，一堆事儿。”

这一年，他吃了不少亏，因为市场竞争者太多——出了华为你什么都不是，别人是集团军，你是单兵作战。浙大毕业又怎么样，清华北大毕业生也一大把啊，你没有任何优势。

“田忌赛马的道理大家都懂，所以我就放弃了。”他开始寻求转型。

罗玮有个朋友做设计，他们想一起经营酒店，一开始想加盟别的连锁酒店，对方开的价格太高，“谈着谈着就不想加盟了，索性自己做。我们搭了个班子，朋友做设计，我就做管理，还开发了一个预订软件系统。”

他们搞了个酒店连锁，叫“鲜屋”。

有种说法，你在华为都干过，你还有什么不能干。进入酒店行业后，罗玮发现，这个行业人群和华为可不一样。做酒店行业的多为高中生，很多人就是从前台做起，一步步做到经理。

“生意不好，我是拉不下脸去街头叫卖。可他们没问题，撸起袖子就走，店长带着前台扫地阿姨冲到火车站去拉客。”

这个群体放得下面子，也甩得开步子。加班熬夜在他们也是常态。他们以酒店为家，拖家带口驻店，一周就休息一天，有个分店店长2个月就回家一次，整个盛夏就吃住扎根在酒店，平时和儿子沟通就靠视频。

这和他原先浸淫的华为通信圈文化很不一样，也让他变得更加开放、包容。

“鲜屋”酒店连锁经营得很不错，有两家尤其好。一家在西湖边，生意相当火爆；一家在“支付宝”楼下，同样火爆，“我们和支付宝并没签官方合作协议，就卖散客。但你知道有多好吗，周一到周五天天满房。”

这家店的地段好，不仅支付宝在那里，华为办事处也在那里。店能开在万塘路，得益于罗玮的洞察力和细心，“当时我走在这条路上，看到沿街房子的空调在拆，估计会有公司搬走，我很快就行动了，不久就谈下了这里的房子。”

因为地段好，躺着就能赚钱。平时酒店爆满，店长还想在周末接旅行团，可运作下来太累，对酒店的设备伤害也大。“于是那家店成了奇葩，周末就放假休息，和我们在西湖边的那家酒店正好倒过来。”

“鲜屋”开到第八家店就停止了扩张，“我们发现，精品酒店的创业热潮过去了。那时，已经接近五、六千万已经投下去了，需要调整。”他们将八家分店作了盘整，把经营不好的店盘掉，同时整编了管理团队。“留下来几家地段佳、盈利好的酒店，目前就稳稳当当做生意。”

“对酒店这一行业，可以说，我基本看懂了。只要位置看好，三年回本，后面等着分红，中国人商旅出差的需求挺大，就图个卫生干净。”

有人问罗玮，想做度假村或民宿，“我对他说，别折腾了，那不是你玩的菜。你这样做大事的人，愿意去大街上发传单吗？没有几年的积累、不懂门道是很难做的。不如退而求其次，加盟商旅酒店，收益率可能还不错。”

不组织这个社群，你不知道它能量有多大

劝别人不要轻易进入民宿，罗玮自己却勇于尝试。

坐在客栈厅间的长几边，各色植物染的桌布，朴实而素净。院里那张散着木香的桌子，年轮清晰可见。一瓶鹅黄色的小花枝蔓高低错落，安然地摆置在桌上。

罗玮和nighting。

“nighting，你又开始调皮了，怎么咬我的水瓶盖。”Nighting是罗玮爱犬的昵称，七个月大,体型健硕，颜值高，毛色发亮。“那天”就是nighting的谐音，罗玮拍拍nighting，轻抚它身上松软的毛。“客人不怕，你就撒欢吧。”

一位90后男生向他递过来一张表格，他轻声交代着，“数据都要核对好。”在厅一角，一块“华友会”的牌子若隐若现。

“鲜屋”连锁酒店之外，罗玮自己打点的就是这个民宿，这也是他和朋友、客户闲聊的清雅之地。

罗玮的另一个身份是投资人，他做早期天使投资，主要方向是智能智造，文娱新媒体等。“我经常带人爬山，要是爬不上去就不用谈了，这是一个指标。” 罗玮说，投资就是看人，他会特别在意这个人能否带队伍，是否能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冲出重围。

他的很多时间还花在了浙江华友会。金颖是会长，他是秘书长，就像当年在华为一样，两人共事一条生产线，如今他俩搭档为浙江的华为离职人员提供社群服务。

“起初就是想为我们这些离职的老同事们提供一些服务，少走一些弯路，避免一些大公司离职出来的不适应”。罗玮说，浙江华友会2011年正式成立后，在杭州创业大街挂了华友会的招牌，“这张牌子挂了后，政府领导都来视察过，慢慢出名了，浙江华友在杭州也越聚越多，圈子一点点大起来。”

“你知道，华为人都很低调，但怎么低调，也是组织了华友会才发现。”罗玮说，前华为人中藏龙卧虎者不少，都不喜张扬，做事极为低调。“前几天我们去了一个新三板创业公司，创始人当初就是老华为，工号10000以内的。大家估摸了一下，这家公司都可以上主板了，但谁都不知道他们，也不见媒体宣传。有媒体联系，他们总觉得时间还不到，也不愿意被报道。这位前华为人总是说，再缓一缓吧，我觉得自己还不是很成功。”

杭州华友会在那天聚会。

华友会将杭州的华友们都汇聚起来，“那天”民宿也是华友们聚会的小小据点。

“你不组织这个社群，你不知道它的能量有多大。”罗玮给我看他的华友群，“比如昨天一个上十亿的订单，群里一喊，分分钟后上下游就对接上了。”

当然，不仅仅是资源对接，华友们还聚在一起聊人生，一起做慈善，一起捐助山里的孩子……“这也是我们离职华为人一个共同守护的家园。”

内文图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