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发生在陕西榆林市的产妇跳楼身亡事件，由于家属和医院双方就“谁拒绝了剖腹产”这一关键环节各执一词，使事件陷入了扑朔迷离的“罗生门”。目前，这起事件所涉主治医生已经被停职，以配合警方调查。当地卫计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我们期待调查能够还原真相，厘清各方责任，还逝者一个公道说法。

目前双方都没有争议的一个事实是：由于疼痛难忍，产妇强烈要求剖腹产。但她的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剖腹产手术一直没有实施。从这个双方都没有争议的事实出发展开讨论，似乎更容易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当产妇明显已经无法承受临产疼痛的时候，她为什么不能自行决定剖腹产呢？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阻止剖腹产的阻力具体来自于谁，但可以确定阻力来源的可能性。一是医院方面，二是家属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都不应该忽视，这两种阻力背后的可能原因都应该充分展开讨论。

如果家属的说法属实，在产妇和家属共同要求之下，医院仍然拒绝实施剖腹产手术，那么医院的理由是什么呢？可能的原因，一是医生的误诊误判，二是医院为了完成顺产指标，尽可能少开剖腹产手术。

由于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医疗行为必然由医生来主导。诊断结果、状况评估、风险评估、医疗措施的决策和实施都主要由医生主导，医疗对象（病患或者产妇）往往只有陈述权、建议权、知情权和同意权。在此过程中，医生确实存在误诊误判的可能性。比如，对于无法顺产的情况，医生可能错误判断为可以顺产；哪怕没有错误判断，也有可能对于疼痛超出产妇生理承受极限估计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责任评估和责任认定，都需要成熟完善的体制机制设计和法规政策给予保障。此外，在医疗专业化、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医疗双方信息不对称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医生的主导权与医疗对象的权利之间如何平衡，使之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有益制约，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有人指出，部分地区、部分医院被监管部门下达顺产指标。为了完成指标，这些医院格外珍惜有限的剖腹产名额。这种指标出台的背景，是因为连年来我国的剖腹产占比持续走高，不但超过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超过了科学合理的比例。一些医院为了方便省事和高收费，不加节制地提高剖腹产比例。近些年来，这种乱象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作为一种纠偏措施，确实很难排除个别地方主管部门对医院进行“窗口指导”，甚至下达顺产指标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这种“窗口指导”和行政指标过于简单生硬，甚至导致了另一种极端，使真正需要剖腹产的产妇得不到及时手术，危及健康和生命安全，那么由此暴露的监管机制弊病就应该及时修正，防止出现新的悲剧事件。

如果实施剖腹产的阻力来自于产妇家属，那么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有很多。首先，医院和医生作为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一方，能否把手术的决定权全部赋予不专业的家属？诚然，家属的知情权、同意权应该得到必要的保障，但能否把之上升为“一票否决权”？医生的专业判断、医疗对象的权益和家属权益，这三者之间应该如何平衡，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医疗对象的利益，这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问题。也有人认为，目前医院和医生对家属过度的权利让渡，是在医疗纠纷尤其是“医闹”频发的背景下，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过度检查、重复检查、保守治疗、对家属过度的权利让渡，都有可能缘于医生自我保护的考虑。这一点涉及医疗体制机制、法律政策，医护人员的从业环境，社会舆论氛围等系统性问题，要解决起来更加棘手。

家属阻止剖腹产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原因。比如，有些人认为顺产更有益于妇婴健康，哪怕面临难产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己见。有些人可能考虑经济负担问题，因为剖腹产费用更高。还有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错误认知或者封建迷信观念，哪怕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仍然拒绝剖腹产。对于这些问题，只要医生（医院）、产妇和家属三方的权利之间能够形成合理的平衡制约，家属不掌握“一票否决”的绝对权利，这些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不足以成为阻止剖腹产的决定性力量。

尽管这起事件的真相正在调查之中，相关的责任认定也有待调查清楚之后才能进行，但一个在医院里待产的大活人，竟然在医护人员和家属的眼皮底下活活被疼痛逼死，这一悲剧，足以让人们深刻反思。但愿以此事为诫，与医疗过程相关的各方能够主动作为，修补上述的种种缺陷和漏洞，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