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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谈复旦西迁:对和平心怀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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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阳歌 2015-08-22 06:00
摘要: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正积极寻找我的第二家乡——上海那些有趣的却被人忽略的战时故事,因为它是最早被卷入二战的中国城市之一。

许多战时故事都彰显了坚毅强韧、勇于反抗的精神,因为当时住在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勇抗外敌、等待和平回归的同时,竭力维持着他们的日常生活。

 

就在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相当令人着迷的故事,它包括了以上提及的所有元素,而且就发生在我执教四年了的复旦新闻学院。以前我就听说过,在二战期间,复旦为避战乱而迁出过上海,在江西省和更内陆的重庆市开设了临时校区,但是我以前没有深入追查真实的故事,因此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背后的原因为何。

 

后来,我开始了短暂的探查之旅,一开始就获得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原档案馆馆长周桂发的帮助。他帮我联系到了原复旦大学教职工杨家润先生,因为他对复旦在战时的历史很熟悉。杨先生随后又带我认识了黄润苏女士,她今年已93岁高龄,是四川人,现居上海,在二战期间就读于复旦。仍旧留在上海并能讲述当时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她是其中之一。

(黄润苏在看战争时代的老照片)

 

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这种采访报道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我几年没做这些了,因而有些力不从心,觉得东奔西跑地采访让我筋疲力尽。然而,采访的成果让人欣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二战时期各大高校是如何合作的,并且让我意识到了在极端环境下人的应变能力能有多强。

 

以前我也听过战时上海的生活描绘,但是从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杨家润和亲历这段历史因而掌握一手资料的黄润苏口中听故事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他们告诉我复旦第一次的搬迁实际上发生得非常早,准确地说是在1932年,当时复旦如今所在的杨浦区在战争爆发之初就遭到了破坏,并被日本人占领了。这迫使复旦的1000名学生搬至其在徐汇区的附属中学的小校区里待了五个月。

 

然而,复旦真正的搬迁始于1937年日本入侵上海的时候。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入侵,教育部开始命令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几所主要高校搬至更为安全的地方。然而事态发展得太快,中央来不及事事监管,所以教育部让上海的大学自己找合适的新校址,而且在财力上主要得自食其力。

 

经过几番匆忙的探查后,复旦认为江西庐山是一块合适的地方。庐山本来就是许多有钱的上海人钟爱的度假胜地,离上海够近,而且基本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

 

因此,1937年十月,大约900名复旦学子搬到了庐山校区并开始了他们的秋季课程。但是开课没多久,每个人都开始担心逐渐深入的日本人,因为庐山离当时的南京不远。南京不久后被日军包围,在1937年12月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认定庐山不安全以后,复旦的管理人员匆忙决定离开庐山,迁往命运未知的四川,最终带着粗略的计划加入了正在贵州建立校园的姐妹学校。复旦的近900名学生大都对如此不明确又危险的旅途不为所动,12月1日启程的那天,只有400名学生登上了逆长江而上的船,他们于三周以后到达了重庆。

 

复旦很快发现贵州的建校计划不太实际,因此转而向重庆当地人和重庆政府求助。通过努力,复旦最终把新校区建在了距重庆市50公里的嘉陵江河岸,因而在战争期间得以存续,甚至蓬勃发展。

 

杨家润先生告诉我,1946年复旦迁回上海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将近2000名学生的规模,它搬回了原来的校区,在战争期间日本人把这里变成了名为“上海大学”的学校。故事讲完后,他笑着告诉我复旦人后来把战时的学校称为“假上海大学”,这个校区的部分历史至今已大多被人遗忘了。

 

我难以想象当时人们怎么能如此快速地做出并执行那么多重大的决定。黄润苏女士如今在位于徐汇区的公寓里与她的儿子过着平静的生活,在她口述的回忆中我感受到了同样的紧迫感。过去我从没采访过如此高龄的对象,不得不承认采访的过程很累人,但同时我也惊讶于她强大的回忆能力以及她描述那段时期时拔高的语调。

 

黄润苏女士出生于四川的一个殷实的家庭,战争爆发时她在昆明的一所大学学习法语,日本人开始轰炸昆明后,她不得不暂停学业。在这段混乱的时期,她和十几名同学逃回了四川,他们一路步行或者搭顺风车,变卖自己的衣服作为车费,历时很久才回到四川。

 

后来,她考入了当时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并于1945年毕业。她还记得那时在餐厅里学习的场景,因为餐厅的煤气灯最亮,她也提到了当时狭小的宿舍里11个学生住在一个放有许多双层床的房间里。她的一张记录战时环境的照片上有着一条从嘉陵江河岸通向校园的陡峭石阶,比现在复旦位于上海郊区那个枝叶繁茂的校园看起来崎岖多了。

(嘉陵江边的陡峭石阶,上面是复旦)

 

尽管条件艰苦,黄润苏女士却还记得有过欢乐的时光,她回忆起了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子的浪漫邂逅。她还怀念当时重庆校区丰富多彩的学术生活,这是因为当时许多中国顶尖的教授和学生都逃到了战时的首都重庆。黄女士在战后成为了一名教师,过上了平淡的生活,后来搬到上海来教书,直至38年后于1988年退休。

(黄润苏和她的复旦同学们)

 

今时今日,复旦等高校的规模逐渐扩大,不但院系健全完整,而且学生成千上万,因此很难想象以前它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出于必要不得不快速做出艰难的决定并予以执行。如今,一想到那个年代的学生和教授们所经历的动荡人生,我都忍不住颤栗,好奇他们是如何度过的。

 

我们在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无疑应当追忆起他们的坚韧、反抗和决心,并表达强烈的敬意。他们的经历也提醒当今的所有人,要对我们如今称之为家乡的现代都市上海那和平繁荣的环境心怀感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陈抒怡 本文编译:刘静雯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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