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第一卷）》 　　

《大国方略——走向世界之路》 　　

《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 　　

《以色列谷：科技之盾炼就创新的国度》 　　

《世界秩序》 　　

《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 　　

《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最美的哲学史》 　　

《何为良好生活》

唤起人们对历史的信任

《抗日战争》（第一卷）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推荐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室主任　脚印

全景式叙述宏大的战争，并赋予历史当代意义的能力，王树增在之前的战争系列写作中已训练得很娴熟了：坚实的战争主线，各种政治力量的交织，通过理解与辨析组织起浩繁的材料，让读者得以不断接近作者笔下的战争历史。

有细节、有意味的场景传达出历史的丰富与偶然，而对史料的准确剪裁，更显示出作者对历史认识的深刻和独到，这一切构成了王树增作品大气厚重且滋味无穷的基调:《长征》乐观，展示信仰的力量；《解放战争》宏阔，道出民心向背对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影响；《朝鲜战争》戏谑，用急速推进的方式建构战争格局和结局的无奈。这些基调，烟云般弥漫在紧张的叙事中，让读者对中国近代大规模的战争有了更复杂的情愫和更多的思索，难以释怀。

《抗日战争》的基调是什么？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作者“实事求是地说，当代中国读者真正全面了解这场战争的人并不多。这不是读者的原因，而是我们提供的读物，不管是从史学的角度讲，还是从非虚构类作品的样式来讲，我觉得都不尽如人意，都低估了这场战争给这个民族命运所带来的影响的重要性。我是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个题材的。”

在此书的序章《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里，作者用近7万字梳理了日本的战争逻辑。这7万字，让读的人血脉偾张、心跳加速，而写的人也感慨：“写完序章，找到了《抗日战争》的基调——庄重。”

庄重地解读这场70多年前的战争，作者透过“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百年以来第一次赢得反侵略的胜利”这一战争结局，目光更长远地审视着中国近代百年来的民族心理：中国近代史是充满屈辱的历史。渗透在当代中国人性格当中的那种不安、焦躁、易冲动，那种自傲和自卑的混杂，以及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内心激荡这些特征，都和百年以来中国屈辱的历史有关。

而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抗日战争可能只是碎片式的记忆。碎片的记忆，无法标示出这场战争在历史坐标上的位置。为此，作者坦言：“相比其他几部作品，这部作品对史料的查证、收集、采访和运用上的难度最大。除了非虚构这个前提之外，它还需要的不仅仅是大量对史实和档案的合成，更重要的是把握人的命运，使之成为历史参与者的具体档案。”

抗日战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大规模的战役就有几十场，战场分布在中国的大部分省市。真是达到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地步。各党派、各军阀在抗日的大旗下结成空前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为民族的尊严献出了生命，最终，中国人以不屈的精神赢得了这场战争。

所以，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王树增说：“任何真实与不真实都是相对的。我的真实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对这场战争认知的原则。我对这场战争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这是全民族的抗战。对于这场波澜壮阔地展现民族精神与生命力的抗日战争，今天的人们只有站在所有中国人命运的角度、全民族抗战的认知上，才能真正解释这场战争最终的结局，思考这场战争留给今天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书写者应该掌握的关于这段历史的大势。”

从某种意义上看，如何讲述抗日战争既是一种见识，也是一种勇气。它意味着对历史审视的眼光、对历史理解的深度，以及对历史负有的责任。一个民族总是通过纪念来重新输入历史的记忆。不是所有纪念都需要勇气，而纪念抗日战争的确需要莫大的勇气：勇敢面对真实全面的历史，让这段历史所承载的丰厚的民族精神，包括其中的伤痛和耻辱，呈现出当代的价值。

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抗争整体抗击日本侵略者，只是此书叙述的一个宏大出发点。抗日战争历史本身就充满了分裂、纠葛、背叛，这些都将可能成为讲述这场战争最危险的因素。王树增小心翼翼地探寻，将这段历史中那些看似清楚却让人疑窦丛生的人物和事件，层层深入，一一剖析。这让读者明确地感受到，此书再现抗战历史的一个特点：历史场景宏大而壮观，局部却清晰可感。

王树增的这一书写策略，在书中各章节显而易见：在大的战争格局中，突显出细节的客观与意义；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战役，刻画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国人在多年地方割据、武器落后、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现状中的选择和行动；　以详尽的军力分析、战役推进、胜败得失，令读者对中日双方的实力和战争状态下的国民性有了真实的感受。可以说，这样的书写把战役过程逼真地推到了读者面前，让读者有强烈的参与感。

书写历史最重要的是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不是编造时空场景，也不是把历史人物变成演绎戏剧的角色。这个想象力是理解历史的能力和辨析组织材料的能力，再现历史的鲜活可感。正如王树增自己所说：“我写的是非虚构类作品，连细节也不能虚构。但究竟还是文学类的，文学类的主旨是写好人。写人在战争中的状态、心理状态、身份状态，我觉得这是写非虚构作品的要旨。”这样一种既不虚构、又见人性的对战争历史的宏大书写，正可以让读者增加理解历史的能力，唤起他们对历史的信任。

《资治通鉴》里的政治智慧

《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 　　

姜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推荐人: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今年4月底开始，中央决定在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这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

当年离开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把掌握全国政权看作是“进京赶考”，并以历史教训为鉴戒，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执政，对于执政党来说，确实是一场大考。在这场大考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资治，足以扬德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向历史讨经验，向古人要智慧。

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一生喜欢读史书，尤其是《资治通鉴》，读了有17次之多。邓小平同志最喜欢的史书也是《资治通鉴》。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资治通鉴》中“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的话，要求领导干部认真思考“怎样才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在中国，古人尚且懂得历史中的智慧可以为后人治国之用，今天的干部更应该学习和总结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使自己在为民执政中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本色，提高自己的施政能力。

《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是北宋大政治家司马光花了19年编撰而成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故事，非常值得今天的我们从中寻找适合时代发展的政治智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姜鹏副教授的这本《德政之要》，从解读《资治通鉴》中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出发，讲的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做一名好官员，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非常适合大众读者尤其是领导干部看。

该书分修身、齐家、治道三大主题，正对应着“三严三实”要求的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可以说，《德政之要》　既通俗地表达了中华传统的优秀政治思想的精髓，又恰当地顺应了今天的时代要求，是一部“三严三实”教育中值得阅读的优秀史学读本。

向以色列学什么

《以色列谷：科技之盾炼就创新的国度》 　　

[以]顾克文　丹尼尔·罗雅区 　　

[中]王辉耀　著 　　

肖晓梦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推荐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王辉耀

从某种角度来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说它小，是因为它的国土面积仅2.2万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的面积还被沙漠覆盖，人口仅800多万；说它是超级大国，是因为以色列在自然资源匮乏、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下，创造了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跃身发达国家之列。

以色列最引人注目的是高科技创业。在以色列，平均每1万名雇员中有140位科技人员或工程师；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有一位是创业者；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数目超过欧洲所有公司的总和。它被称为“世界创业工场”，当之无愧。

一个弹丸之地，何以在建国后的60多年里，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2013年，带着这个问题，我到以色列做实地考察，遇到本书作者之一的犹太人顾克文先生。顾克文向我介绍，他与另一位犹太人学者丹尼尔·罗雅区教授正在研究以色列的创业模式，并将此成果汇总出版了法文版图书。我对此很感兴趣，并参与到他们的后续研究中。2014年，我将此成果介绍到中国，出版了中文版图书《以色列谷：科技之盾炼就创新的国度》。

中文版《以色列谷》用数据，以调查、访谈的形式呈现案例，为读者揭开以色列创业模式的层层神秘面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以对比的手法分析了中以两国的发展现状，归纳了中以两国发展的十大异同。这为未来中以战略合作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

那么，以色列成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第一，历史塑造了以色列人努力开拓、打破常规的创造精神。历史为以色列人遗留的是如影相随的危机感和夹缝中求生的强烈意识，危机感催生的创新力，成就了以色列今天的崛起。当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所在的是一片贫瘠缺水的土地时，他们机智地将目光转向了科技与创新。

第二，以色列拥有四大研发“神器”。即具有科学精神的优秀大学、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学术界与工业界的紧密联系、军事技术的民用化。这些元素使得以色列吸引了众多世界知名企业来此设立研发中心。

第三，“六芒星之盾”构建了以色列高科技创业的成功模式。即国防军的科技之盾、人力之盾、信息之盾、创业之盾、新型企业孵化之盾和对未来预测之盾。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以色列的科技之盾。

高科技是促进以色列整体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力。同时我也想说，教育、应用研究、创新、创业精神、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化等组成了以色列创新的DNA  序列。这就是以色列独特“魔力”的秘密所在。

当然，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发展不是独奏，而是寻求合奏。理想的跨国合作是建立在资源互补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附加价值，以实现共赢。这正是我在书中提倡的中以合作的大方向，具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市场携手以色列高端技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和拥有高尖端技术的以色列，通过合作、资源共享，可实现以色列高端技术在中国的落地推广。这既可帮助以色列实现技术市场化，又可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何乐而不为？

第二，中国产业化能力嫁接以色列高端技术。中国迫切需要产业升级与转型，以色列可以通过其尖端技术资源，推动中国的工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技术可以在中国实现产品化，并推广到国际市场。

第三，中国技术插上以色列资金的翅膀。中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出现了大批创新创业者，但资金的缺乏，影响了创业者的积极性。以色列的风险投资起步早，市场化运作成熟，建立中国技术与以色列资本的对接平台，可为中国技术注入资金活力，并实现共赢。

第四，在中国建立犹太人创业园区，欢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中国创业，以此创造出更多的中以合作机会。

我认为，中国和以色列具备完美的互补特性，可以实现“1＋1＞2”的效果。

合作中，我们应向以色列学什么？

一是鼓励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模式。近年来，我国虽然出现了创新创业高潮，但规模与以色列不可同日而语，且在意识上对失败的宽容度不高。创业也多集中在像北京中关村、上海创业园区等政府引导的创新高地中。

二是重视移民工作，推动高层次人才回流。我国的“绿卡”门槛较高，缺少凭借资本和技能移民中国的经济移民制度，使得高层次人才流动受限。这导致我国不能很好地吸引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分散在海外的400万华人华侨专业人士。中国大学中的教授多为本土人才，而在以色列大学中，教授百分百都是“海归”，师资力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应学习以色列的人才发展战略，吸引海外高技术华人人才归来。

三是规范风险投资市场，鼓励民间资本市场化发展。早在1993年，以色列政府就出资1亿美元设立了Yozma基金。该项目的成功，激励了更多的民间风险投资基金创立运营，帮助快速成长的高科技企业实现股权融资等。之后政府基金逐渐退出财政扶持。而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刚刚起步，尚未成熟，仍处于政府引导阶段。

当下，我国正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方向。以色列是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合作国之一，与我国具有高度的互补优势，相信两国携手定能碰撞出新机遇。

（本文转自8月21日解放日报 编辑邮箱 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