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摄影/赵文铎

乡村是时代的晴雨表。转型中的中国乡村，万物生发，充满变革的活力。

《中国作家》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的付秀莹，推出新作《野望》，以日常生活为基点，将小人物置于大时代的语境下，带我们静观沧桑巨变中不断生成的新农村图景。透过乡村女性翠台一家的转折沉浮，以及乡土人情中的复杂关系，我们逐渐嵌入乡土的“常”与“变”，在富有泥土气息的四季轮回中，窥见变迁之下细微的脉络。由此，乡村振兴的宏大主题便投射于具体的生活经验之中。

《野望》
付秀莹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巨变起于日常

当你写出了当下农村生机勃勃的画面，可能就在无意识中参与了这一宏大主题的建构与书写

上书房：创作时您怎么会想到用二十四节气来布置章节，并在每一章节开头加入与节气相关的诗？

付秀莹：用二十四节气来谋篇布局，简直是一种本能。农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农村人通常不说星期几、几月几号，只说“初一”“十五”。逢一、逢五、逢十，对他们来说都很特殊。农村人日常的起居饮食和婚丧嫁娶这样重要的活动，大多依据农历来进行。

付秀莹，《中国作家》副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野望》，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等。《陌上》获施耐庵文学奖，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16）、《收获》文学排行榜（2016）；《他乡》获十月文学奖，荣登2019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19）；《野望》荣登202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等。

每一章，我都会引用一段古诗词来描绘节气，开个头。紧接着，正文写新时代的“当下”。这种时间的对照和反转特别有意思，不少读者、评论家也关注到了这一结构。我写的时候没注意，但透过读者的提问、参与，我发现书中由历史和当下、传统和现代形成的对话确实意味深长。二十四节气是传统的、历史的，反映出生生不息的四季轮回。古人在诗词中展现了如是场景，而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热气腾腾的日常，又是另一种场景。回头看，“历史”和“当下”之间有丰富的、复杂的、微妙的关系，它们透过浩大无边的历史长河联系在一起，从古至今滔滔而来，呈现出一种时间感，命运感随之体现。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往往来自时代巨变。

当然，我在创作时并没有如此清晰的想法，可能只是懵懂中想要表达一些类似的东西。坦率地说，作家写作时没有那么清晰的逻辑，而是在混沌和暧昧的本能状态下书写的，作品出来后，读者、评论者参与了创作，他们的阐释或批判都促使我回望我的创作，这对作品来说也是一种丰富与重写。

基于时间上的古今对照进行创作，并非我的独创，但对《野望》这部作品来说非常适宜，所以我写起来很顺手，似乎这样的结构给了我一种框定，让我能在这个大框架下自由发挥，从容展开一年的光景，写出日月流转、时序变化而万象更新。

上书房：您在书中写到了乡村的许多侧面，例如它的经济、文化，这些主题是如何选择的？

付秀莹：农村人每天经历的就是儿女情、家务事、经济账。这些内容在研讨会上被提及，说是全方位展现了农村的经济、伦理、文化、生态、环保等，但其实这些不过是最真实的日常，是农村当下热气腾腾的烟火人生，我只是写出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当你如实写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这给我一则启发：当你诚实地按照你所观察到的去写，呈现出来的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活本身。你可能出于本能写作，认为你没有做选择，但这种选择可能很犀利，并且折射出你打量生活的眼光、你对历史的看法、你对人心的感知、你对时代的理解。长期的磨砺让你获得了敏锐的眼光，让你作出下意识的选择。

中国当下的农村太丰富了。有些作家也谈到过，说如果一个中国的作家不了解中国农村，你就不了解中国。农村是一部大书，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尤其是当下的农村。站在国家的战略层面来看，巨大的变化都发生于农村。前一段时间中央的一号文件就涉及相当具体的、针对农村农业的宏观政策规划。很多评论者、读者会将我写的《野望》归于“乡村振兴”的宏大主题之下，我也赞同。当你写出了当下农村生机勃勃的画面，可能就在无意识中参与了这一宏大主题的建构与书写。

这种书写包含方方面面，可能体现在经济上。不少评论家注意到，《野望》中写了很多农村的经济形式，例如工厂做工、承包耕地、手工作坊，包括开饭店、开理发馆、开超市……这些都组成了当下中国乡村的真实图景。此外，诸如文化、伦理方面的悄然巨变，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也蕴藏在日常生活中。

■ 转型放大人情

农村是熟人社会，与城市不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的子子孙孙之间，关系缠绕在一起，枝枝杈杈，非常复杂

上书房：您在小说中着力刻画了乡村的各种人情世故。翠台的儿子、儿媳吵架，这样小的一件事，背后就牵扯到亲疏、血缘、地缘、道德伦理等关系。为何要花大量笔墨写这些关系？

付秀莹：“关系”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词。小说就是写“关系”，尤其是长篇，长篇就是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把“关系”写好了，小说就具有了生命力。比如《红楼梦》，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大书，把人与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写得特别好，中国人情世故的所有拐弯抹角都在里面了。

我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对中国农村的人情世故特别感兴趣。农村是熟人社会，与城市不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的子子孙孙之间，关系缠绕在一起，枝枝杈杈，非常复杂。所有人情冷暖，所有“痛”和“痒”，我都非常感兴趣。有老师评价说，《野望》的人际关系拿捏得好，这也是我珍贵的写作心得。

上书房：转型中的乡村，人际关系似乎也在发生变化。

付秀莹：《野望》一开始就提到婆媳关系，写夫妻吵架，关系濒临破裂。村人对待婚姻、家庭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取决于传统文化、伦理秩序与经济基础。新闻里你常常能听到，农村彩礼要得特别高。这一现状的产生，是因为女孩子都流往大城市了，乡村男女比例处于巨大的不平衡状态，这是《野望》的大前提。我没有花太多笔墨书写这一现状，但这是故事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翠台面对家庭纠纷，紧张得快崩溃了，好像天要塌下来了。很多人问至于吗，其实是至于的。她辛劳半生，所有的重心放在下一代，最后却可能家破人亡。

面对家庭矛盾，城市里的父母可能顶多问一句，但村里人之间的边界模糊不清，他们一定要渗透其中，这种深度参与只有农村才有。所以，我围绕婆媳矛盾的焦点问题入手。很多没有农村经验的人会问：为什么从鸡毛蒜皮的事情开始写？其实，孩子娶媳妇，或者儿媳与儿子之间的矛盾，都是了不得的大事。村人要三请四请、八抬大轿，动用所有的社会关系，来挽救小家庭的破裂，把它拉回正常的秩序当中。

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听说谁家又闹矛盾，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婚姻已经不再是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事，而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翠台之所以为此焦虑、烦忧，语言、动作都随之变形，甚至向丈夫发泄，由此反省自己的命运，恰恰是因为她在这件事中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与刺激，生怕她苦心经营的小家庭遭遇破裂。

所以，这样一个小说开篇是自然的、有依据和逻辑支撑的。

■ 新旧冲突交杂

生活是缓慢新陈代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很多东西还没到尘埃落定的时候。我更愿意看到尘土飞扬，以及尘烟四起中的个体，记述各式各样的声音或姿态

上书房：这些代际矛盾、人物冲突，是否也折射出“新”与“旧”的对撞？

付秀莹：新旧之间的冲突，都实实在在发生着。

“新”与“旧”之间的交杂，使得人物关系产生了紧张的张力。农村里认为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现在却常常发生。于是，农村伦理观念似乎显现出内在的矛盾，年轻人态度很开放，可是诸如翠台的父母辈又很传统。翠台的女儿二妞从城市上大学回来，以瘦为美，不断要减肥。相较之下，作为母亲的翠台认为“挺着胸脯忒丑”，其中折射出传统审美观青睐内敛而非张扬的特性。此外，以翠台的消费观来看，会认为她的儿媳爱梨铺张浪费，不够节俭。

来自外部的信息对乡村传统的冲击、交融，抑或妥协、和解，都是一种“新”与“旧”之间的交锋，都渗透于日常生活中。有时东风压倒西风，有时西风压倒东风，虽然从长远来看，“新”代替“旧”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大势。

《野望》可以说是写出了一种“大势”，它并没有完全站在“新”的角度去书写，而是有新有旧，新旧更替。不变的东西肯定也在。回应我们刚才谈到的二十四节气，它就是农村的根系，在万变中维持不变。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有力的支撑物，在乡村的河床上深厚地积淀着。翠台就是中国乡村最稳定的那一块。她不会从乡土出走，而是始终在那里默默守候，双脚深深扎根于斯。我设置翠台这样一个人物，其实别有深意。她是“常”，而非“变”。

如果说《野望》中有什么令我满意的话，就是我写出了参差的、复杂的、丰富的、一言难尽的过程。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是缓慢新陈代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很多东西还没到尘埃落定的时候。我更愿意看到尘土飞扬，以及尘烟四起中的个体，记述各式各样的声音或姿态。

人从历史中走来，踏上新的征程，慢慢走向远方。我力图在《野望》中写出历史与时代的大势。万象更新是一个过程，必然要经历一年二十四节气，乃至年复一年的循环。此种漫长时间感，就是人生应该有的样子。我不会一味执着于写“新”，但是一定要写出“旧”如何转化成“新”，“新”如何从“旧”的窠臼中脱颖而出，要让人们相信其背后的逻辑。书中，翠台与香罗等人身上累积的变化，都寄托于气息、心理、能量，乃至万物的变化当中，由量变到质变。放大来说，中国乡村也处于由旧变新的过程中，保留了传统的根底，其余则在新陈代谢。

我试图写出一个真实可信的、有内在逻辑支撑的乡村，并且提供一种开放式的乡村发展的可能性。小说家还是要沉得住气。《野望》写的是乡村振兴的宏大主题，但它首先是可靠的艺术，其次，你才能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让读者看到你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

■ 时代风声呼啸

乡村对冷热痛痒的感知力非常强，一旦有时代的风声呼啸而过，你就看到风吹草动，甚至是水落石出。在中国发生的巨变之下，乡村往往是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上书房：在您自己的乡村经验里，对乡村的变化有哪些体会？

付秀莹：变化在点点滴滴发生着。我现在回到农村去和村民聊天，会发现，他们说的都是生计——你在哪上班？你老板怎么样？你挣多少钱？你家生意怎么样？……和我原本认知里的传统农村差别太大了。

现在，农民对物质富足的美好生活的期待愈发强烈，有时看到他们热气腾腾的交谈，我也深受感染。《野望》中开超市的秋保一家既是农民，又是小微企业业主。每个村落如今都有这样的企业。超市担任着“农村俱乐部”的功能，是一个信息的集散地，许多故事都在超市传播。我记得有个研究生专门研究《陌上》里的超市，我读了也颇受启发。

对乡村巨变的关注、对巨变中人们的命运的关切，可能是我创作《野望》时强大的内生动力。作为小说家，我不过是真实呈现出了生活本来的样子。

上书房：您为何会把着眼点放在乡土的“变化”上面？

付秀莹：沈从文、鲁迅一代的乡土文学，写的是“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但当下的乡村并非如此，它正发生巨变。我着力于写出新时代乡村的变化，因为我目前正身处其中，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责任。你如实写下后会发现，它真正契合了时代的敏感点。

实际上，无论城乡，都在发生变化。不过，比起城市，我更了解乡村。与此同时，城市相对而言是固定的、有秩序感的。城市里多是写字楼、钢筋水泥，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深陷一种制式的生活，脸上没有表情。但乡村生活更为自由，你最容易在其中感受到各种变化。乡村里无论是鸡鸣狗吠，还是孩子哭了、女人笑了，都活色生香。我还在书中写草木，因为万物都有灵性，它们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自然界里风吹草动，正如时代里风吹草动，生活其中的人肯定相应受到影响。千万不要小看农民，他们都是哲学家。他们有时或许保守、固执，但相当敏锐，有强大的生存智慧。乡村对冷热痛痒的感知力非常强，一旦有时代的风声呼啸而过，你就看到风吹草动，甚至是水落石出。大风起于青蘋之末，在中国发生巨变之时，乡村往往是最敏感的神经末梢。所以，了解乡村很重要。

乡村是部大书，需要我们反复品读，你总会从中获得启发。

■ 从离开到回归

在乡村振兴的大势中，需要更多国家政策的支持、社会的理解、对年轻人精神价值的引导和修正

上书房：您之前写过另一部小说《他乡》，以城乡两域视角，描摹了芳村女性进城后，被夹在“双乡”之间的处境。您认为，进城后的乡村女性有哪些困境？

付秀莹：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不少在农村长大，通过读书改变人生轨迹，去城市发展。从农村到城市，从故乡到他乡，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就像翟小梨（《他乡》的主人公），她是一代知识女性的典型。

成长背景决定了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的内心撕扯。一个人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进入城市，可是，在内心深处，她对城市的情感认同依旧单薄。我十多岁就离开了家乡，在北京这么多年，还是会有异乡感。我有了一切城市的标配，房产、户口、体制符号，却总是激动又滔滔不绝地谈论乡土。在城市里四处开会、讲课、写作，以城市人的身份在生活里奔波时，我好像是另一个人；只有对亲人说家乡话时，我才是真实的自己。

有时，我会跟我女儿说：“你们这一代人太好了，但如果从事写作的话，你还是缺乏撕裂的痛切经验。”从故乡到他乡的路上，你需要不断抓取，不断自我革命，不断摔碎“旧我”，接着，扬弃摔碎的部分，让内心的残余物成长为“新我”的一部分。最后站在你面前的翟小梨一定不是原来的翟小梨，尽管她身上可能还存在着原本的影子。翟小梨出于自己的选择，在城市与乡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之间承受撕裂，在磨砺中成长。她经受那么多的委屈与痛苦，不断反省自己，最终还是站起来了，站在了读者面前。

在精神更新的撕裂感中，翟小梨的苦痛与煎熬其实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很多人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她们会说“我老家是哪儿”，因为她们在城市里有身处异乡的茫然，总觉得自己的根还在另外某处。所以，翟小梨这个人物有复杂性、丰富性，但也包含着巨大的疼痛，这是生活的馈赠，怨不得什么，你只能去承受它。当你回首打量时，若能获得安宁的抚慰，就足够了。

上书房：《野望》似乎是《他乡》的对照组，写的反而是大量青年想要返回“芳村”，建设家乡。这和我们过去习惯的“进城务工”的城乡关系模式很不一样，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

付秀莹：翟小梨像是故乡的“逆子”，一心要离开乡村去外面的世界闯荡，生活在别处。《野望》写的却是“回归”，二妞像是翟小梨的下一代，父母费尽心力供她读书，希望她扎根城市，但她想要回归农村。

现代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刘庆邦写了《到城里去》，好像一则宣言与口号；现在的年轻人却要“到乡村去”。很多大学生回到乡村当村干部，参与脱贫攻坚的乡村建设。在如今乡村的广阔天地，年轻人大有可为，这也是历史大势。在乡村振兴的大势中，需要更多国家政策的支持、社会的理解、对年轻人精神价值的引导和修正。

有大批青年从城市到乡村，这一潮流正在慢慢汇集。一开始，人们可能无法理解。对于二妞进城后返乡的选择，家人感到天崩地裂的震惊，觉得她简直是家里的叛徒。此外，《野望》的“大喇叭”里常常出现普通话，主讲者就是一个从城市归乡的博士，他正在参与乡村振兴的建设。村民不理解，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没有正面描写这个城市外来者，但普通话作为异质性的存在，一下子就把乡村的水搅乱了，在村民心中留下潜移默化的印记。

这些榜样的引领，加上周边政策的宣传、新乡土的气象，会让人们内心的认知慢慢发生变化。到那时，“二妞”回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上书房：年轻人会给乡村带来什么影响？

付秀莹：年轻人也许发挥了引领作用。

他们是时代的新人，展现了更多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要求作家不断抓取与表达。比如，我写到县城里的人到乡村开办幼儿园，或是进城的青年回村开办美术班。他们的知识、眼光、教育理念、审美经验都是新的，这些崭新的经验与审美会影响农村的下一代。二妞将来回到农村创业，也必然带来新气象。这些新思想、新变化值得在下一部作品中大书特书。

上书房：年轻人口的流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否会逐渐模糊城乡之间的界限？

付秀莹：城乡人口正在交融。农村有些年轻人就过着中产的生活，开着轿车到处跑，去省城买衣服。但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当年轻人回到农村，他们的上一代、再上一代的观念还在与他们发生撕扯。《野望》里也写到，一些年轻女人去美容、办健身卡。她们更爱自己，更关注自身成长。她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外卖、快递进入了乡村，很多人选择了网购，秋保家的超市也经历着冲击。城乡之间的差距慢慢缩小。或许会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到那时，我们的乡土文学也许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文本，人们只能从文学作品中去回忆过去的乡村，反观这一缓慢的融合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

作家短暂的一生留下了文字，这些文字无论从社会学意义上，还是从文学意义上，大约都是有其价值的。文学记录时代，为庞杂丰富的时代生活做出注脚，提供旁证。这应该是文学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