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物》杂志的一篇报道《城堡里的马原》热传网络，文中披露了知名作家马原一家的家庭悲剧：马原的儿子马格罹患马方综合征，然而马原固执地拒绝为他医治，也没有让他接受完整的正规义务教育。孩子最终猝然离世，年仅13岁。

对于这篇报道，目前马原方面尚无回应，当地负有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职责的有关部门和学校也尚无相关信息发布，所以文章披露的这起家庭悲剧是否全面、真实、准确还不得而知。但文章指涉的问题在现实社会中确有一定程度的存在，文章引发的舆情、一些读者的评论观点也值得重视反思。

在如潮而至的责备声中，也有一些人为马原辩护。有人认为，家庭悲剧的是非对错、恩怨纠葛，应该在家庭内部解决。把家庭事务、个人隐私放到公共领域讨论没有公共价值。况且，对于一位遭受丧子之痛的父亲，不应该再施加指责，因为“再骂，马格也回不来了”。

如前所述，文章所报道的马原家庭悲剧尚有待事实核查。但如果抛开马原一家的具体个案不谈，单就这种评论观点本身来说，也值得玩味商榷。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新鲜，跟那些耳熟能详的俗话谚语——“清官难断家务事”“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简直可以同义置换。在包含一定道理的同时，这些观点主张更蕴含着应该警惕的思想糟粕。它们混淆了法律和伦理之间的界限，正是一些家庭悲剧时有发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家庭是一个特殊场域，家人之间的关系，也迥然有异于大部分其他社会关系。由于血缘、亲情、爱情、利益共同体、生活共同体等多重强关系因素存在，家庭关系的是非曲直确实更加含混模糊，不像一般社会关系那么清晰明了。然而，如果任由家庭成为“独立王国”，威严的家长主观随意地处置“家务事”甚至已是伤天害理之举，都可以获得公权力和社会舆论的双重豁免的话，这显然有悖于现代文明。

在现代社会，公民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享有法定权益，妇女和儿童的权益还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剥夺不属于自主决策的家庭事务，更非舆论无权置喙的个人隐私。家庭不能成为公民权益保护的障碍，让法律的阳光照进家庭的“城堡”，使家庭的存续运行建基于法律之上，恰恰具有重要的公共价值。

还有一些声音认为，马方综合征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病，目前尚无特殊治疗方式，预后不良，哪怕马原拒绝让儿子接受医治、拒绝让他去正规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情节属实，他的本意也是出于父爱，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种观点同样混淆了为人父母的情感价值，以及作为监护人应该承担的法定义务之间的界限。

一种疾病能不能治好是医学问题，一个孩子能不能教好是教育问题，但让不让他治病、上学却还是法律问题。也许舆论不必质疑一位父亲对儿子的爱，但追问他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却正当而必要。事实上，家长以爱之名逃避义务，最终酿成苦果的例子并不少见。

前些年，曾有一些家长甚至社会知名人士，在批评义务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端之余，把孩子送到“私塾”读经，或者留在家里教育。这种做法就剥夺了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从实际后果看，一些“另类教育”也确实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具有诸多门类的知识和技能，具有与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时代要求相适应的综合素质。义务教育体系正可以教给学生这些知识、技能和素质。如果完全脱离义务教育体系，在一个封闭环境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么孩子不但成不了圣贤，还有可能成为与现代社会脱节的怪人。如果没有法律的及时有效介入，没有相关机制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切实保护，放任这种“父母心”所酿成的苦果，很可能会成为孩子们的终生之痛。

遗世独立的城堡可以存在于文学想象中，但在现代社会里，法律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应该抵达每个家庭，适用于每位公民。当未成年人的健康权、受教育权被剥夺，当暴力在家庭里横行，法律机制就应该迅速、有效地响应，保护合法、惩治违法。同样，现代文明的阳光也应该照进每颗心灵，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医学、敬畏生命、遵守法律，应该成为每个现代公民的文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