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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滥竽充数到扁鹊见蔡桓公,“讲故事高手”韩非子眼中的法治国家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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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韩望喜 2023-03-24 08:01
摘要:“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

韩非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同时也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流传千年的法家思想到底有哪些精髓和智慧?请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会长韩望喜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深度解读韩非子的生平以及法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寄治乱于法』

韩非,也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

韩非子出身韩国宗室,师从儒家一代宗师荀子。其实,除了儒家之外,韩非子也向老子学了道,向名家学了刑名参验之术,还向兵家、农家学习了各种知识。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他是最后一位大家。他对前人的理论和思想进行了梳理、总结,终成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虽然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但他明确认为儒“以文乱法”,不是治国之道。韩非子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擅长通过讲故事引申出深刻的道理。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鲁国人跟着君王去打仗,结果三次上战场,三次都半路跑回了家。有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家里有80岁的老母亲,我不能死,我要侍奉我的母亲。孔子说这是孝道,要提拔这个人,官升两级。可是韩非子认为,这个孝子是国家的叛臣,大家都像他这样,靠谁去打仗呢?儒家说得好听,但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儒家的理想是要建立“大同之世”,韩非子说“大同之世”太遥远了,我的理想是要建立“大治之世”,从现在开始入手,通过法治来实现“大治之世”。儒家说人性是善的,人性多么美好;韩非子说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所以必须要用法来治。就像洪水来了,水会毁了堤坝,毁了庄稼,所以必须建起高高的大坝来拦住洪水,这个大坝就是法度。

韩非子的理论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上,而不是在想象之上。这与他是韩国贵族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他受的教育是帝王家所受的教育,他思考的问题是国家怎样才能稳固持久。而他身处的韩国是战国七国中最弱的国家,经常被其他国家蹂躏。韩非子师从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回到韩国后,陆续写了很多文章给韩王安。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亡征》,写了亡国的很多征兆,希望韩王引起警觉,富国强兵,因为时间不多了。可是韩王是个昏君,根本不重视这些事情。

公元前234年,韩非子写的《五蠹》《说难》等文章传到了秦国,秦王嬴政读到韩非子的这些文章后,大叹一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我要是能见到这个人,跟他说几句话,向他学习,就是死了我都愿意呀。于是,他发兵韩国,向韩王索要韩非子。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位读书人是帝王派千军万马去请的,一个是韩非子,一个是魏晋南北朝的鸠摩罗什。韩王安一看大兵压境,想韩国怎么也打不过秦国,就以出使秦国的名义,把韩非子派到了秦国。但是,悲剧发生了。当年和韩非子一起师从荀子的李斯,那时候已经当上了秦国的丞相,他知道自己的学问不如韩非子,出于各种原因向秦王诋毁韩非子,并指使人送毒药逼韩非子自尽。到秦国才一年时间,公元前233年,韩非子死于云阳监狱。

然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不仅成为秦国一统天下的理论武器,而且对后来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奉法者强,则国强”』

在韩非子看来,治国理政,首先必须要有法。他在《有度》一文中写道:“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国家没有永远强盛,也没有永远弱小,好好地立法,让所有人都好好地守法,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强大。

儒家提倡的治国之道,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治国要靠内心有道德的人,要靠明君和贤臣。道家的治国之道是无为而治,无为治国。而韩非子觉得这些治国之道都非常理想化,他毅然决然地认为,治国的常道就是一个字“法”,法是治国的重点、治国的重器,别的都不行。

韩非子举了一个例子。楚王养了一个宠物,是一只白色的猿猴,叫白猿。白猿仗着楚王的宠爱,越来越胆大妄为,经常打碎宫殿里的好东西。楚王不高兴了,就威胁说:我要拿弓箭射死你。但白猿一看楚王只是说说而已,照样上蹿下跳,仍旧打坏不少珍贵的东西。有一天,楚王真的生气了,吩咐左右:去把神箭手养由基叫来。养由基来到宫殿之上,搭上弓,还没射箭,白猿就抱着柱子害怕得哭了。它为什么这次知道害怕了?因为这一箭下去,它就会命归西天。治国理政也是这个道理,法度才是治国的重器。

韩非子在《主道》一文中说,道是万物之根茎,是是非判断的标准。天下有常道,万事一存一亡,忽生忽死,这不能叫“常道”,只有那个与天地的开创一起产生,到天地消散的时候依然存在的事物,才叫“道”。在韩非子的眼里,这个道就是“法”。所以他说,“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也就是说,治理得最好的社会,法制好比早晨的露水那样纯洁质朴而不散漫,人们的心里没有积聚难解的怨恨,人们的口中没有愤愤不平的言论,法律的判断是让人心服口服的。这与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所说的“法是公正善良之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韩非子从七个方面来讲述“法”能用来做什么。

第一是赏罚。应该根据什么来赏罚?韩非子说,赏罚的标准应该是这件事情或这个人的行为的是非,而不是其他。做得对的就要赏,做得不对的就要罚。“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贵族犯了错一样要受到惩罚,即使是地位卑微的老百姓,只要做了好事,也一定要给予奖赏。这种思想体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的公平”。儒家把治国的希望寄托在贤人身上,而法家认为即使是贤人,也要遵循法,不能自以为是。

二是福祸。福祸根据什么来定?要根据行为的善恶来定。“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你的行为一定要合乎国家的法度,你做得对,才可能有福,否则只能招来祸患。他把人是否得到福祸定位在是否守法,而不是在天命上。

三是生死。判定一个人的生死依据是什么?依据法度的判决来掌控一个人的生死,因为法度是公正的。

四是怎么评断一个人。在韩非子看来,评断一个人要看他本身的行为,而不是根据个人喜好或厌恶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贤能。

五是怎么用人。用人必须根据这个人本身的才能和智慧来定,而不是根据长官或者君王的意志来定。

六是如何衡量事物。衡量事物必须依据客观标准,就像木匠师傅的墨线一样,而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意志。

七是所有的事物必须守诚信,不能心存欺骗。讲法治的人说话要算数,要守信。

韩非子认为,如果能严格按照这七个方面来做,一切以法为准绳,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

『治吏是关键所在』

韩非子总结了前期多位法家代表人物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其中的“法”就是用来规范整个天下的一种秩序,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要遵守的一种规则。但是,考虑到人性本身是趋利避害的,有些执法者一旦拥有了权力之后,难免会露出贪婪的本性,通过欺上瞒下的方式破坏规则,制造漏洞,谋取一些不正当的利益,因此,韩非子又提出,君王必须懂得御下之“术”,也就是说,治吏是“术”的关键所在。

“术”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凡是“有违之事”都经不起以上四点的检验,大到天地之道、事物的发展规律,小到人事之理、事与人的本性,都能让“有违之事”露出原形。这也就是所谓的刑名参验之术。刑是指刑法。名是指名家的一个观点“名和实要一致”。参验,就是对各种各样的言辞、事情、主张一定要加以验证,这样一来,是黑是白就能一目了然。

韩非子认为,臣子有什么样的能力,君王就把办事的权力赋予他,也把相应的职位和俸禄赋予他。但是,一定要循名责实。什么是循名责实?就是他在这个职位上是否能够胜任工作,如果名和实相符就该行赏,如果名和实不相符就要受罚。

在这里,韩非子讲了一个滥竽充数的故事。我们从小都听过滥竽充数的故事,但实际上韩非子讲的故事都是从治国理政这个角度出发的。他说齐宣王喜欢听人吹竽,南郭先生其实不会吹,但是宣王喜欢合奏,一个人不会吹照样可以装样子,领俸禄,过着舒适的生活。后来宣王死了,齐湣王继位,齐湣王不喜欢听合奏,喜欢听一个一个独奏。南郭先生赶紧回去收拾行李,卷铺盖逃跑了。这个故事说的是因能授官,你有才能,才被授予官职,这样就能杜绝那些没有能力的浮泛之徒。

要名实相符,要刑名参验,韩非子说一定要广开言路。君王身在深宫之中,所以要听各方的意见,多方考察,兼听则明。

他又讲了一个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扁鹊进见蔡桓公,说桓公你的肌肤纹理间有些小病,桓公说我没有病。扁鹊走后,桓公说:“医生就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显示自己的本领。”第二次扁鹊又见到蔡桓公,说你的病在肌肉里,不治会更加严重。蔡桓公没有理睬他。第三次进见,扁鹊对蔡桓公说:你的病已经在肠胃里了。蔡桓公又没有理睬。第四次,扁鹊远远地看见蔡桓公,扭头就跑。蔡桓公特地派人去问他,扁鹊说:“小病在皮肤纹理之间,汤熨可以治好。病在肌肉里,针灸可以治好。病在肠胃里,用火剂汤可以治好。现在病在骨髓里,医生也没办法救治了。”果然,蔡桓公不久后不治身亡。韩非子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要倾听各种不同人的意见。

为了让君王做到心明眼亮,韩非子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八奸》。奸是指小人、坏人,他提醒君王一定要小心身边的八种坏人。

是哪八种坏人呢?第一是“同床”,就是美丽的姬妾。她们会被外面的人所收买,吹耳旁风,蛊惑君王。第二是“在旁”,就是身边的亲信侍从和重臣。他们有自己的私利、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要搞清楚他们的主张背后有什么真正的意图。第三是“父兄”,至亲的亲人。人们最难的就是在亲人面前保持公正的立场。第四是“养秧”。就是有些人投君王所好,比如建一些华丽的楼堂馆所,从中夹杂着自己的私利。第五是“民萌”。有些人用国家的资财去取悦民众,然后在民众中形成自己的威望。第六是“流行”。就是找来一些能说会道的人在朝廷进谏,实际上是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第七是“威强”。就是有些人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势力,供养武士、侠客来恐吓自己的反对者。第八是“四方”。有些臣子与外国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结交那些大国,以国外的势力来威胁君主。

韩非子尤其指出,君王一定不要表露出自己的嗜好和倾向,因为你表露出来的话,别人就会迎合你,你就看不到事物本身的真相了。因此,国家的用人和管理都要依法建立起完善的制度,而不是根据君王的主观喜好来定。

『“法、术、势”相结合』

韩非子认为,“法”“术”之外,“势”也同样重要。

中国人讲究借势,中医药如此,打仗也是如此。《孙子兵法》中有一篇《势篇》,讲的是如何造势。千仞巨石从山上滚下来,这个就可以造势。韩非子说,我们说了这么多“法”、这么多“术”,如果没有“势”,就没有强有力的保障可以把“法”“术”推进下去。

“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威势。韩非子认为,权势是推行法家一系列主张的前提,失去了这种权势,“法”就是一纸空文。他说,“势”就像一辆车子的车轮,没有它你走不了。没有了这个轮子,车子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寸步难行。要确保“法”和“术”能够落实到位,“势”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法”是上到君王下到普通百姓都应该遵守的法度,“术”是治理之道,“势”则是威权,就像车子必须要有动力,纯粹依靠道德的感化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要靠一种国家治理的力量来推行。这就是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韩非子曾经以和氏璧来比喻自己以法治国的谋略。楚国人卞和在荆山上发现一块玉璞,把它献给楚厉王。厉王请玉工来鉴别,玉工说这是石头,于是楚厉王以欺君之罪砍掉了卞和的左脚,叫“刖其左足”。若干年之后,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王请玉工来鉴定,玉工说这是石头不是玉,于是武王又“刖其右足”。到文王即位时,卞和抱着玉璞在山下哭,“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人们问他为何如此伤心,卞和说:“我不是为没有双足而哭,我哭的是宝玉被当作石头,忠贞之士被说成是骗人的人。”文王听说后派人把他接到宫里,请玉工剖开玉璞,果得美玉,这就是和氏璧。

韩非子说,卞和献的不过是一块玉,但是要付出双足的代价才得到最后的论断。我所说的这个以法治国的谋略如果施行以后,大臣就不能弄权了,游民就不能安于乱世了,该打仗的要去打仗,该耕作的要去耕作,那些大臣、近侍、游民、游侠会拥护法治吗?他们必定会反对,会诽谤,会杀人。君王若不能有自己的主张,有坚定的心意来力推法治,那么法术之士的下场就和卞和无异,甚至更加惨烈。

韩非子在书中写道,有人说,法家的命运是那么悲惨,吴起在楚国推行法治而被万箭穿心,商鞅在秦国被车裂而死,你还是不要坚持法家思想了。但韩非子说,其实我不是为了自己,我自己的生死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大治之世”,强不能凌弱,众不能暴寡,人离不开法度,就像鱼儿不能离开水一样,这就是我以为理想的世界。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徐蓓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资料图 图片编辑:项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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