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高龄的邹凡扬先生悄然驾鹤西去，这位率先写下并播出“上海解放了”消息的传奇人物，带着他的眷恋，带着许多人对他的敬重和爱戴，静静地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他开拓创新的风范和卓越非凡的建树。

我最初认识邹先生，是17年前的事。那时，我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工作不久，前去拜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邹凡扬当时已离休在家，他曾担任上海电台第六任台长、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眼前的邹先生满头银发、温文儒雅，让人倍生敬意。他笑吟吟地嘱咐我：要发扬电台的传统、优势和特色；大胆创新，勇于突破，不要受前人的束缚；　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把工作做好。短短一席话，让我感到了他的真诚和信任。2009年，我策划组织老广播人“口述历史”活动，有幸聆听邹先生讲述新闻生涯中的一段段精彩故事。采访他，就像与邻家长者闲谈，睿智、诙谐、恬和，炯炯的眼神和慈祥的笑脸，流露出一种非凡的气质。

邹凡扬1923年出生在沈阳，193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而被日军列入搜捕黑名单。1942年，他撤离上海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在盐阜地委城工部任指导员。1946年，他奉命潜入上海做地下工作，收集情报，先后任大光通讯社记者、采访主任，中联通讯社总编辑等职。

1949年5月，邹凡扬参加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5月25日凌晨，隆隆的炮声忽然沉寂了下来，邹凡扬一夜没睡，趴在窗前观察着马路上的动静。天蒙蒙亮时，有国民党的败兵向东逃窜，将枪支弹药随路丢弃。不一会儿，一群穿着蓝灰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紧贴着沿街房屋搜索前进，一枪未发，战线迅速东移。邹凡扬发现，自己脚下的土地解放了。此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觉得今天上海解放，自己有责任发一条消息，便写下了23个字的新闻稿：“今天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大上海解放了。”经请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意，邹凡扬携带新闻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布告，只身闯入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命令有关人员中止原有节目，立即播送上海解放的新闻和解放军入城布告。清晨6点零5分，“大上海解放了”的声音回响在上海天空。这是宣告上海解放最早的新闻报道，喜讯传到战斗前线，传到千家万户，大大鼓舞了上海军民的士气。等待解放的上海老百姓听到电台消息后纷纷涌上街头，原来沉寂的城市沸腾了起来。当天，苏州河以北尚有国民党残部负隅顽抗，没有解放，报纸无法送到苏州河北边，而广播却能传遍全市。苏州河以北一些工厂、商店的职工打开收音机，放大音量，对着国民党军播放新闻和布告，形成宣传攻势，迫使守军投降。上海广播电台是官办电台，发射功率大，覆盖华东各省。正在江苏丹阳待命的上海军管会接管人员(包括后来任命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周新武)听到消息，立即出发赶赴上海；台湾的报纸根据这次广播编发了新闻；驻沪外国通讯社把这条广播新闻转发到了世界各地……

当年，邹凡扬写下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新闻时，才26岁。

60年之后，邹先生在回忆迎接新上海的黎明时仍激动不已。他说，5月25日清晨，我带上一支左轮手枪、40发子弹和上海人民保安队臂章（因路上可能会遇到国民党残部袭击或解放军盘问），前往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上海电台，是夏其言（中共地下党员、后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开车送我去的，我在汽车上写了这篇新闻稿。电台播音员施燕声首先播出了新闻和布告。那时候没有录音机，需要反复播送，我就向组织提出希望支援播音人手。地下党派了钱乃立、徐炜、陈奇等前来一起轮番播报。上海完全解放的日期是5月27日。

上海解放后，邹凡扬被派去创办《新闻日报》，担任副总编辑。1960年，他被调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文革”期间，他遭受迫害，被下放到郊区干校干了10年农活。1978年，邹凡扬被任命为上海电视台负责人后，解放思想，冲破禁锢，敢为人先，做了两件具有开创性的大事：其一，他组织举办讲座节目，在电视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成为全国广电系统的“第一家”；其二，他在电视上率先播出商业广告，成为开创中国电视广告的“第一人”。

谈及这段往事时邹先生说，我是从记者的汇报中，知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精神，深感思想解放的必要，决定办一个讲座。这在当时是有政治风险的。事后还受到查究。但这个讲座解放了许多人的思想，首先解放了电视台许多人的思想。邹先生说，我主持电视台工作后，面对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我提出用做广告的办法来解决生存问题，却引起了一些争论。

有人认为，电视台做广告在全国没有先例，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指责“走资派还在走”。我的意见是：广告并不是资本主义专有的东西，社会主义有商品经济就有广告。电视台的广告收入是用于制作节目、购买设备的，不会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样的广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告有本质区别。我坚持要做广告，“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发展自己”。最后，我在广告播出单上签字，表示由我个人对此负责。

1979年1月，上海电视台的第一条广告播了出去，是上海药材公司的产品。同年3月，又播出了瑞士雷达表的外商广告。从此，上海电视台广告经营开始红火起来。到1986年，年创收已超过1200万元，与政府所拨资金基本相当。电视台终于走出了一条自谋发展之路。这一步，上海台比广东台早走了三个月，比中央台早走了一年多。邹先生笑着说，到2008年，上海的电视广告年收入已超过33个亿。

| 1991年4月，邹凡扬（左）与新闻界前辈陆诒（右）谈兴正浓。 |

邹凡扬是一位思路开阔、精通业务的专家型领导，他在事业发展、人才选用、节目创优方面常有新招和建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高楼日益增多，电视信号越来越弱，210米高的上海电视台发射塔已无力将信号覆盖全市(包括郊区)。时任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党委书记、局长的邹凡扬，以敏锐而前瞻的思路提出，上海要建一座世界一流的电视高塔。

他把眼光投向了浦东，选址在陆家嘴黄浦江的大转弯处建造观光发射高塔，与上海外滩建筑群隔江相望、相映生辉。邹凡扬的这个计划得到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支持。邹凡扬又极力举荐比自己小20岁、当时最年轻的副局长龚学平来推进电视塔的建设。

邹先生在回忆此事时说，建造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最初只是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最终是在龚学平同志领导下筹资建成并成功运营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于1994年建成，它作为亚洲的第一高塔（468米高），已经成为上海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

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加快，但业务人员紧缺，高校生源有限。邹凡扬推出了人才新政：电台电视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有一批年轻人被择优录用后成长为业务骨干。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能听懂普通话的人不多，特别是工人农民中更少。邹凡扬提出用上海方言播送农村广播节目《阿富根谈生产》，恢复沪语播音员。从此，“阿富根”每天用上海话与农民谈生产、拉家常，十分亲切。这档节目在农村家喻户晓，在城里也受人喜爱，它作为上海电台的特色品牌节目延续至今已有50多年。如今，“阿富根”仍用沪语播报，与都市大众“谈天说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邹凡扬率代表团去国外考察，带回一些电视节目，引进了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播出时万人空巷，争相观看。邹凡扬还成立电视剧制作部，制作播出了《上海一家人》、《十六岁的花季》等一批有影响的国产电视连续剧。随后建立对外部，将节目发行出去。

邹凡扬认为，电视节目里最重要的是新闻，他主张新闻改革。他提出要改变消息来源单一的局面，扩大报道面，增加来自基层和群众的社会新闻，形成全方位的报道；不但要有正面的报道，也有灾害性的报道。后来，金山石化厂因老鼠破坏设备造成停产、上海造漆厂发生大火等事故事件，电视新闻中都播报了。这些新闻不但引人注意，还都获了奖。

邹凡扬是一位没有官气的领导，他勤勉务实，开明宽容，平易近人。邹凡扬主持市广电局工作期间，局机关不设门禁，任何人都可以去找局领导，只要他们有空，都会认真倾听编辑记者的诉说（局机关和电台同在一栋楼里办公）。邹凡扬有时还会请电台编导把新做的节目调上去审听，然后提出他的看法和意见。

他曾给电台的一位编导写信，思考如何让上海的广播剧走向世界。邹凡扬看到电视台有一位编辑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业务探讨文章，便主动请他到办公室聊聊。邹凡扬在食堂就餐时，与大家一起排队，一起入座，静静地倾听大家的交谈或争论；大家与他没有隔阂感，犹如是身边的朋友。当时按规定局长可以坐小车，但邹凡扬一般总是骑着自行车，从泰安路的家赶去北京东路外滩上班，体现了他平和、简朴的作风。

邹凡扬1995年离休后依然关注着广播、电视、报刊的发展，撰写了许多具有方向性的意见建议稿件，被有关部门采纳改进。他还“痴迷”于互联网，在网上博览群文，勤于思考。解放日报原总编辑陈念云与邹先生是莫逆之友(他们曾在新闻日报共事)，陈念云曾告诉我，邹凡扬经常会从网上下载一些文章，骑着自行车送到他家，交流信息，畅谈感想，也算是晚年的喜乐。

四年前陈念云去世，追悼会大厅门框上悬挂着的邹凡扬书写的一副苍劲有力的挽联赫然入目：念兹在兹，孜孜不倦，致力新闻改革；云中白鹤，淡泊生涯，奉献传媒事业。我在现场感叹：用逝者的名字串写成如此形象、贴切的评价，可谓情谊甚笃，哀思绵长！那天，我看到邹先生坐着轮椅来到亲密故友的灵柩前，深情地向陈念云鞠躬告别。

可谁也没有想到，四年后的今天，邹凡扬溘然离去，上海新闻界又痛失一位可敬可亲的好师长、好领导，痛失一位难能可贵的时代亲历者、改革者。人去音容在，长风万里存。我真诚地祈祷，愿邹先生在长梦中安详快乐！

【本转载自今日《解放日报》。题图来自网络，为邹凡扬（中立侧背影）接待外国来宾在上海大厦俯视黄浦江和苏州河。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