踢响一只洋铁皮罐

乔榛一家在浦东康桥住了十来年了。有一天，他忽然在梦里想到童年。刚过了80岁生日的他对儿子说，回“老家”看一看。

城里人是没有“老家”的。在一个讲究效率和流动的地方，到处迁徙才是大家的常态，人与地的羁绊，看上去也远不如乡村里人与地的关系那么深厚。可是一旦想到小时候住过的地方，任是谁都会触动情怀，这就是城市人的具体的故乡。

幸运的是，一个甲子前乔榛曾住过的建筑，没有在城市发展的脚步中消失。那位于新式里弄二楼的一层房间，恰好位列上海永不拓宽的道路名单中——永嘉路485弄和平邨。

1920年，西爱咸斯路（1943年后改名为永嘉路）修筑完成。路不长，东起瑞金二路，西至衡山路，长2072米，宽15米到16米。路名里的“西”并非方位指代，而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以法国职员西爱咸斯命名。刚建成初期，周边侨民集中，这一地区的房屋——周边的岳阳路、太原路、复兴中路、永康路、桃江路一带，散布着国泰、复兴、陕西、建国、汾阳以及懿园、永嘉新村等现代化公寓大楼和西式的花园住宅、新式里弄。和平邨往西不远就是宋子文的住宅，从和平邨往东300米左右，有孔祥熙在永嘉路383号的豪宅。

和平邨的房子，没有名流们的高门宅院那么“豪”，但建筑内外的设施在当时已属相当现代化。这是一片建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三层楼房。黄色水泥拉毛外墙，红色石砖点缀窗框。最初的住户，多是城市中的小康人家。20世纪40年代曾活跃于影坛的女演员汪漪住过和平邨3号，著名演员、作家、“甜姐儿”黄宗英也在一篇追忆文章中写到，自己曾住在和平邨。

1928年，田汉创立南国艺术学院，租赁西爱咸斯路371号至381号民宅为校舍，设文学系、戏剧系、绘画系。学院创办后，于是年3月2日至4日，在《申报》上连登三天广告。广告特别指出：“无产青年之确有天才者仍与以特别便利”，最末一句是“凡欲参加吾等在野的艺术运动者集到兰旗下来”。“兰”，是因为学院用兰草象征“南国”。

这所新创办的学校，教师队伍里星光熠熠：田汉任院长兼文学系主任，欧阳予倩和徐悲鸿分兼戏剧系、绘画系主任，执教的还有洪深、徐志摩等。学生的名单里，头一个就是郑君里。

乔榛的父母是否清楚，在永嘉路上，曾有这些文艺界人士比邻而居过呢？

大概率是不知道的，因为乔榛从未听他们谈起过。

乔榛一家住在和平邨19号二楼，一楼和三楼各有别的住户。乔榛的父亲是一位化工工程师，日常开一辆小巧的奥斯丁牌轿车上下班。他是妥妥的“理工男”，家里上溯几代人，都没有从事文艺工作的。唯一与文艺沾边的，是每当父亲手头宽裕的时候，喜欢带全家去离家不远的国泰电影院、复兴中路上的上海电影院看电影。

银幕上的人影和人声会与自己所住的街区乃至自己的人生发生什么关系，在看完电影回到和平邨的小家时，乔榛从来没有作过相关的联想。

但如今再一次站在和平邨的弄堂里，乔榛开始回想自己的“故乡”和人生道路的关系，那些童年的往事又都回来了。

有一个老邻居认出了乔榛，叫着他的名字：“哎哟，乔榛，我记得你，你小时候很文静的，可皮起来也是闷皮。你在弄堂里踢一个空的洋铁皮罐发出哐啷啷、哐啷啷的声音，响得不得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你自己记得吗？”

呵，记起来了，那个洋铁皮罐。

在家教甚严、不善言辞的童年，还是小男孩的乔榛一路走，一路踢着洋铁皮罐翻滚，从永嘉路的这头踢到那头。

后来父亲受到运动冲击，全家仓促搬离和平邨。一时心里无尽的话语，不知何起，不知何诉，只能由静谧的街道上发出哐啷啷响声的铁皮罐代替。

那声音是平行世界里的另一条道路，通往过去的记忆。

乔榛青年时代

　　南京西路上的“当当”声

因为母亲是清心小学老师的缘故，所以整个小学时代，乔榛每日都跟着妈妈到南京西路上学放学。

清心小学创办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原址在老城厢南门陆家浜，1938年迁至南京西路591弄润康邨5号，20世纪50年代改名为南京西路第一小学。如今说起润康邨的名字，即便许多老上海也觉得陌生，但说起润康邨边上的原上海市体委运动场地、如今的上海电视台，以及润康邨对面的、位于南京西路和成都北路口的大陆游泳场（1952年后改名为新成游泳池），就能立刻唤醒一套老坐标参照物了。

新成游泳池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最大泳池之一，热热闹闹一直运营到1993年，如今的位置是南证大厦。在乔榛读小学的年代，只要说起新成游泳池就能找到去学校的路了。

因为母亲在学校教语文，所以很重视乔榛的普通话。从小，他就以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成为学校里的文艺骨干。从代表班级上台讲故事，到代表学校到区里、市里参加演讲比赛，乔榛和自己的声音处成了求学生涯里的好伙伴。

清心小学在南京西路中段，南京西路的西端是一幢嘉道理旧宅。1953年，宋庆龄亲自创办的中福会少年宫便设在这里。从南京西路这头到南京西路那头，坐几站有轨电车就到了。

上小学时，乔榛每天放学后，都要绕个大圈子跑去少年宫门口张望，看到里面的小朋友在参加各种兴趣活动，内心十分羡慕。

1954年，乔榛考入市西中学。因为朗诵和演讲的特长，他一进校就被吸引进了话剧队，表演了《特别任务》等苏联儿童剧目，也终于有机会名正言顺进入少年宫戏剧组学习。

但直到当时，学戏还未占据这个男孩的生活主线。因为他打篮球也不错，也有少体校的老师鼓励他走专业运动员道路。于他的家庭教育来说，他更想跟随父亲当个理工男，心愿是未来当个地质科考队员。

当然，命运有它自己的安排。

当时南京西路上的有轨电车开过，总发出“当当”的声音，在少年宫学习的孩子们都能听见。

在乔榛在少年宫学习话剧的同一空间里，不久后来了一个到民乐组学中阮的女孩。

当时乔榛从未见过她，她也不认识任何一个戏剧组的人。直到多年后，有一天，在前往电影局开会的路上，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乔榛的自行车蹭到了上影乐团中阮演奏员唐国妹的裤子。在一个道歉一个谅解的过程中，两条从少年宫布下的草蛇灰线接上了。

少年宫外，“当当车”的铃声响过，两道原本不相交的轨道，交叉起来，然后融入银幕中。

乔榛夫妇接受采访

　　话筒背后的声音

读高中时，乔榛被老师推荐担当话剧《我的一家》的男主角，并参加了全市中学生话剧联赛。

有一天，班主任到课堂，招手示意乔榛出来。原来是他在话剧舞台上的演出被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垂青，老师特意来学校登门拜访，希望乔榛可以通过内招，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就读。

家里从未出过文艺界人士，父亲对老师抛出的橄榄枝也有些犹豫。

但老师们却娓娓道来，说起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在令人瞩目的舞台上演出，更多时候是去农村、到工厂、到边防哨所，为农民、工人、士兵演出。当说起有一次为一位孤独的守岛军人演出的经历时，乔榛和父母都被打动了。

乔榛第一次努力思考，从把演出当作一个业余兴趣爱好，提升到塑造人物、塑造灵魂的高度去考虑。这是一份光荣的革命的工作。乔榛就这样走进了上戏。1965年上戏毕业时，乔榛被选中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从此世界上少了潜在的地质科考队员乔榛，少了篮球前锋乔榛，多了一个演员乔榛。

1976年，脱胎于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的上海电影译制厂，从万航渡路旧址搬入市中心新址。新的办公地点是孔祥熙的老洋房。门牌号是永嘉路383号。此时已经加入上海电影译制厂担任配音演员的乔榛发现：从新单位办公地点到原先老家童年居所和平邨，只有300米左右。

永嘉路383号始建于1926年，由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范文照设计，是一幢英国乡村式别墅建筑，砖木结构假三层。面积约1000平方米，建筑外观为陡峭的坡屋顶，南北两立面各有一半露明木构架，拉毛水泥外墙，仅在墙角处和烟囱处采用清水红砖砌筑。当时，别墅作为上译厂的办公楼，底层是厂长室、剧务和制片办公室，二楼是配音演员和翻译们的休息室，假三楼则作为一个小型图书馆。别墅对面新建了一幢房子作为录音棚，两间排练间以及录音、剪辑的工作室等，还有一个放映室可以容纳约300人。

当播放内部影片时，只有特定的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受邀的指定人士可以进来观影，甚至上译厂自己的员工也不能进入，算得上是特殊年代的“特权享受”。不过有时，在一部影片的译制工作已经完成还未对外上映的时间段里，上译厂的职工可以购票招待自己的亲属先来这里观影“过把瘾”，票价大约为5分到1角。

在信息相对闭塞、出国还不便捷的年代，普通人对外部世界的大部分想象，或许都来自译制片。片中人物的穿着打扮很快就风靡申城，成为裁缝店里的新样式，片中人物的口头禅和台词，也会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

一度，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们不仅赋予人物声音，也被认为是偶像本身。不露脸的乔榛，仅凭着声音，红了。

乔榛为《廊桥遗梦》中浪迹天涯的摄影记者罗伯特配音，有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这样的事，一生只有一次。”

　　格里高利·派克的问候

乔榛参与配音的第一部作品，是英国著名导演迈克尔·鲍威尔执导的歌舞爱情片《红菱艳》。

人在话筒后，不用上镜，不需要肢体表演，看似更为轻松。但等深深钻进去，才发现声音的世界，需要探索的领域无穷无尽。

如何翻译得信达雅已经是高深学问，如何推敲语气、如何将自己对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理解注入影像，又是另一种艺术。

在上译厂，乔榛配音的有：《魂断蓝桥》中的英国军官罗伊、《斯巴达克斯》中的罗马元老院贵族首领克拉苏、《寅次郎的故事》中富有喜感的小人物寅次郎、《廊桥遗梦》中浪迹天涯的摄影记者罗伯特……

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实践总是有限的，但借由不受约束的声音，似乎一个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又活了好几世。

那时，为了配音，有时大家就吃住睡在厂里。后来担任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的乔榛将“字斟句酌、魂的再塑”这句箴言镌刻在上译厂的大厅里。

上译厂的作品，得到了观众的肯定。那还能不能得到另一个人群的肯定呢？影片的原班演职人员是如何看待这些让他们开口说中国话的同行的？

1987年，美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格利高里·派克来到上海。

行李甫卸，派克先生便来到上海电影译制厂。他主演的《海狼》《爱德华大夫》，就是从这里被介绍给广大中国观众的。看到银幕上的自己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又惊又喜。

那一次，派克除了观看自己主演的影片《海狼》《爱德华大夫》的译制片片段，还欣赏了由上海美影厂摄制的《鹬蚌相争》《猴子捞月》《三个和尚》以及上海科影厂摄制的《曾侯乙编钟》等电影。派克先生对乔榛和毕克两位同行的配音十分满意，称赞他们是他“在中国的代言人”。

派克还说：“我一定要把《曾侯乙编钟》介绍到美国去，并由我担任解说员，以此证实我是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说：“中国已有10多亿电影观众，可能不一定需要美国观众了。但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个例外，我觉得如果自己能把中国电影引荐给美国观众，那对我是极大的荣幸。”派克对记者说，作为一个演员得到最高的回报是，常常有观众对他说：“谢谢你，你同我们一起在电影院里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谢谢你，你同我们一起在电影院里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这也是乔榛的想法。

派克先生恐怕不知道的是，1987年上海之行中，他称赞过的乔榛刚刚从第一次大手术中恢复过来。

当时刚刚40岁出头的乔榛，在听到医生宣布他罹患癌症时一蒙，但是，他马上警示自己，“千万不能低沉，千万不能萎靡下去。我问自己：你实现你的人生价值没有？”

1986年的春节后，乔榛从手术中醒来，死里逃生的经验让他对生活有了更多领悟：自己还能干，还可以在话筒面前录音，那就尽量去多做一点，多留一点东西下来。手术以后，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又投身声音的世界。

然而，病魔的声音却萦绕不去。13年后，相同的部位癌症复发。2001年，癌细胞大面积骨转移。2009年先后心梗、脑梗，2015年结肠癌，2017年小肠转移……

经历7次大大小小的手术，乔榛如今虽然行动略有不便，但思路清晰、精神很好。“我和死神也擦肩而过好几回了，没什么了不起。”“我现在相信一种说法：心脏会产生一种荷尔蒙，这种荷尔蒙是一种抗体，能抵御那些损坏你身体的细胞。”

在和死神“定期约会”的间隙，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耄耋之年的乔榛又带上他从小最熟悉的朋友——声音，出发了。

他登台朗诵唐诗宋词，他为小演员和年轻同行辅导发声技巧，他录制有声书，念《红与黑》、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因为自己受制于出行不便的苦恼，乔榛还想着，能否为其他不良于行的残疾人创造一些朗诵或者配音的机会……

而行至人生暮年，另一个念头也让他难以忘怀：在入住和平邨之前，乔家是从哪里来的？那个他只知道名字的祖父，原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在一次和闵行区地方志工作人员求教的过程中，他了解到，祖父乔念椿曾在闵行创办电厂、轮船局，出任地方商会会长，还在闵行镇横泾河东创立广慈苦儿院（后改名广慈教养院）收养孤儿，直至1938年在日寇侵袭中悲愤离世。

假如还能听到祖父的声音，祖父会对他说些什么呢？那一段地方历史，会用什么样的语调向他诉说呢？

乔榛不知道。

但他知道的是，下一次，在还能走到台上去朗诵的时刻，他依然会把对文字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个人历史和城市历史的理解，都尽量融入声音中去。

因为声音也是道路，是四通八达的道路，不受时空限制的道路。乘着声音的翅膀，一个人可以回到往事，可以展望未来，也可以在上海这座变动的城市里，找到属于一个人的永恒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