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0日，复旦大学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老校门门楼上，悬挂着“庆祝接管”“欢迎军管会来领导我们”的横幅。一大早，一千多名师生员工站在校门两侧，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复旦实行接管。

上午9点35分，一辆小汽车停在校门前。车上走下几位身穿解放军军装的干部，其中一位中等个子、手提皮包的中年人，就是军管会军事代表李正文。

复旦师生们不会想到，这位军事代表曾是出生入死的中共隐蔽战线工作者……

从文学青年到职业革命家

李正文（1908-2002），山东潍县人。幼年随父亲逃荒去东北，曾在四平、沈阳一带居住。1927年秋，李正文在沈阳东北大学附属高中就读。那时，他是一个文学青年，曾与同班同学郭维城等组织读书会和冰花社，独自编辑、出版了《冰花》周刊，在社会上颇有影响。

由于公开宣传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冰花》很快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的注意。不久，地下党员王立功、杨一辰前来与李正文、郭维城联系，希望参与编辑《冰花》。从此，《冰花》成为地下党领导下的刊物，不少稿件由中共满洲省委亲自组稿，借此传播马克思主义。例如，它曾刊登过一首长篇白话诗《笑问》，用向苍天提问“为什么”的笔法，批判旧的阶级社会，歌颂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李正文入读东北大学后，主编《现实月刊》，继续宣传左翼文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被迫流亡北平，到清华大学借读，同时加入了“左联”北方部。后来，他又从“左联”转到“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工作，任“社联”执委兼研究部长。

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下的沈阳车站

在“社联”期间，李正文仍为“左联”刊物供稿。由于日语能力出众，在当年的《文学杂志》和《文艺月报》上，几乎每一期都刊有他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杂志上翻译的文章。李正文还常常在“文总”（文化总同盟）的机关刊物《北方文化》上发表文章。据他回忆：“本来我的文章用的是‘李政’（笔名），这与‘立正’谐音。因为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一个人两篇文章不合适，就把我的名字改为‘邵茜’，以便与‘稍息’谐音。”（李正文《关于北平社联的一些活动》）

1933年10月，经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介绍，李正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正式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被诬为“日本间谍”

1933年下半年开始，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北平“社联”“左联”活动陷于瘫痪。不久，一位在共产国际情报部门工作的朋友问李正文：“是否愿意去苏联？”他当即表示：“愿意。”朋友又问：“准备做什么？”他答：“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34年11月，李正文乘上去苏联的轮船，辗转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并在伯力停留了约一个月，于1935年1月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李正文被送到郊区的赫姆基无线电学校，这是一所培训情报人员的秘密学校。他原本是想来学习马列理论的，对于学习情报技术毫无思想准备。经反复交涉，校方同意为李正文专门开设列宁主义课程，同时也要他学习其他课程，包括识别日本军兵种、熟悉武器性能等知识。

1936年，李正文结业后，转到莫斯科郊外的马拉霍夫卡，住在一幢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人的国际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先后来到这家招待所的中国人，共有六人（四男二女）。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称呼。李正文的俄文名字是瓦夏。另有一位名叫吴先清的女同志，取名罗莎，她是来自上海的中共党员。

1937年夏季的一天，吴先清忽然告诉李正文，与她同住的一个叫索妮的女同志经常偷偷地写诬告信，指控他们几个人是反革命。“吴还说，她今天乘索妮不在，找到了一批诬告信原稿，叫我快看。我看后大吃一惊……”（李正文《我的前半生》）诬告信指控李正文的部分是：“①说李在十月革命庆祝酒会上不吃酒，对苏联建成不拥护。②说李对照日文看俄文，是不相信马列主义。③李有不少钱，因他节约，说他有问题。④懂日文是一条重要嫌疑。”（《陈修良工作笔记·李正文同志的反映，1956.11.18.》）信中还称：“瓦夏懂日文，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长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张惠卿《李正文在苏联》）李正文完全没想到，世上竟有这样不择手段来陷害别人的人，自己精通日语，竟成了罪名。他和吴先清非常气愤，当天就和索妮大吵了一架。

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11月27日，李正文和另几个中国同志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审讯中，审讯者逼他承认是“日本间谍”。李正文再三申辩称，当年东北学校都教日语，他的日语是在四平和沈阳的学校里学的，他母亲则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中国劳动妇女，但对方毫不理会。1938年5月，李正文等人被送往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服役，受尽了折磨。

在劳改营，李正文始终不甘心，他接连不断地给斯大林写信，要求重新审查。终于，他的申诉信起了作用。1939年9月，有关部门正式向他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

对日情报屡建奇功

1940年，李正文获释后回国。经过长途跋涉，他于1941年1月抵达重庆。他拿着证明材料去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徐冰告诉他：“你就到共产国际工作吧！”于是，他就被派往共产国际东方部，协助地下工作者阎宝航开展工作。

1941年6月中旬，阎宝航从国民党要员那里获悉，纳粹德国将于6月20日之后的几天内进攻苏联。他将这一情报亲手交给李正文，要他立刻向周恩来报告，同时转告苏联驻华大使馆。6月22日，纳粹德国果然向苏联发起了进攻。由于事先得到情报，使苏联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李正文说：“这件事，阎宝航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苏联立了大功。”（李正文《我所敬重的阎宝航同志》）1995年11月，俄罗斯政府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特别授予阎宝航、阎明诗（阎宝航女儿）和李正文，以表彰他们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突出贡献。

194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派李正文到上海，从事对日情报工作。8月，李正文与共产国际对日情报组织负责人尼克莱·伊凡诺维奇接上关系。尼克莱要求他，利用自己通晓英、日、俄三国语言的优势，尽快在上海找到掩护职业。于是，他先后到租界工部局及日伪控制下的申报馆任职，并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担任日文教员。

不久，李正文通过好友裘维琳，发现了一个日伪重量级人物稽显庭。此人是汪伪高官的舅兄，任南京日汪大头目协调会议秘书科长。每次会议，都由他记录整理。李正文即让裘维琳说服稽显庭，让他提供情报。稽显庭贪财，同意以情报换取金条。就这样，李正文每周往返于沪宁之间，获得了大量的日伪情报。这些情报，主要由李正文物色的地下交通员陈蕙瑛带回，一份交尼克莱，另一份转交新四军。1942年夏天，李正文与陈蕙瑛结为夫妇。

1942年，李正文与陈蕙瑛在上海

1943年上半年，在申报馆同事萧百新的介绍下，李正文结识了汪伪政府参军长唐蟒，即与之热络交往。有一次，唐蟒透露，重庆有个高官的姨太太，最近不断来往于重庆和上海、南京之间，同日伪头目接触频繁。李正文立刻想到，前不久，在华懋饭店举办的一次有陈公博夫妇参加的舞会上，出现过重庆政府要员孙科的“二夫人”蓝妮的身影。他由此判断，蓝妮来沪一定与日蒋勾结的外界传闻有关，他马上将这一情况向尼克莱报告。“尼克莱十分重视，立即密报莫斯科。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蒋日伪合流阴谋给予了公开揭露，苏联政府也正式通过外交途径向蒋介石提出蓝妮有通敌嫌疑。事件曝光，舆论大哗，蒋介石政府急忙撤销了对日妥协的试探和接触。”（李海丘《青史英豪 谍战传奇——父亲李正文的抗战故事》）

“段公馆”内外的策反

1945年3月，李正文派陈蕙瑛到解放区，请求退出苏联情报组织，将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回中共。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接待了陈蕙瑛，答应派人着手处理。8月，日本投降。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张执一向李正文正式宣布，接受他回归中共。

根据张执一指示，李正文参与领导了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利用大学教授身份，加入了上海各大学教授民主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并成为“大教联”的领导骨干。他还在《展望》杂志担任编委，《展望》由陈仁炳负责登记，王元化主持编务，名义上由民盟主办，实际上各重要栏目均由中共地下党员负责。1948年起，中共上海局成立策反委员会，张执一任书记，李正文是三位委员之一（另两位是王锡珍、田云樵），分工动员国民党军官起义。

李正文联系的一位国民党重要人物，是军务局第四科少将科长段伯宇。段伯宇是19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因失去组织联系，便报考了陆军大学。他的许多同学毕业后，都在国民党党政要害部门任职。这些人中，有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理局长贾亦斌、伞兵第三团上校团长刘农畯、九十六军参谋长宋健人、重型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王海峤和江苏省保安总队总队长齐国榰等。他们同情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段伯宇将他们介绍给了李正文。在李正文的策反下，刘农畯的伞兵第三团、贾亦斌的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王海峤的重型工兵第四团、齐国榰的江苏省保安总队等先后起义，受到解放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段伯宇的弟弟段仲宇，是淞沪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受哥哥影响，段仲宇早有弃暗投明的设想，李正文跟他联系，后来还介绍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段仲宇的寓所在宝山路1号（人称“段公馆”），这是一幢碉堡式小楼，警卫严密。哥哥段伯宇到上海养病，就住在段仲宇家里。很快，“段公馆”就成为策反委员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李正文成了这里的常客。据段伯宇晚年回忆：“李正文非常认真负责，他几乎每天到宝山路1号我的住处联系工作。”（段伯宇《隐蔽在总统府的地下战线》）

1948年12月起，中共秘密电台被破坏的消息接连传来。一次，李正文因有重要情报，准备送至秘密电台发报。陈蕙瑛拦住丈夫，称自己目标小，可以先去打探。她打扮成太太模样，前往电台所在的小楼察看，发现二楼窗口的信号花盆可疑——果然，电台已被敌人破坏。她赶紧回家，告诉了李正文。李正文立刻决定，将备用电台紧急转移。他找到段仲宇，请求帮忙。段仲宇冒着生命危险，穿上国民党少将制服，亲自为李正文开汽车，闯过戒备森严的北四川路桥，将备用电台从虹口送到复兴中路485弄11号策委会机关。几天后，为了更加安全，段仲宇又将电台转移到“段公馆”，放在自己卧室的床底下。

1949年4月，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踪，李正文奉命撤离上海，转移到解放区。一个多月后，他随解放大军南下。5月27日，上海解放。不久，李正文即被任命为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负责高校的接管和整顿。

“新复旦”的诞生

1949年6月20日上午，当李正文以军事代表身份来到复旦时，立刻就被兴高采烈的师生们包围。在“你是灯塔”的歌声中，章益校长迎上前去，与李正文等人亲切握手，并陪同他们进入校长室，进行文件交接。

1949年6月20日，复旦师生在校门口迎接军管会接管。舒宗侨摄

10点10分，接管典礼在登辉堂（今相辉堂）隆重举行。章益校长首先致辞：“今天是复旦四十四年以来最光荣的日子，从今天起，这个大学归还给人民了！”李正文在讲话中说：“复旦具有光荣的历史，是民主先进马相伯先生首创的。在民主运动中，复旦是大江以南民主教授最多的一个大学，一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代表军管会向民主教授致敬，向参加反美、反蒋、反饥饿、反迫害、护校复校的同学致敬！”

李正文在章益校长（右）陪同下进入复旦校园。舒宗侨摄

他们的发言，点燃了师生们的高涨情绪。登辉堂里，多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当天，《新民报》记者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写道：“狂欢，狂欢，全复旦人都狂欢”“复旦等待接管有一个多星期了，天天盼望着，前天得到了消息，全校沉浸在狂热的欢欣中”“在登辉堂，一千八百多个复旦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几十响礼炮，使一千八百多颗欢欣鼓舞的心也随着跳跃……”此情此景，被新闻系教授舒宗侨一一摄入照相机镜头。

李正文到来的这一天，正式宣告了“新复旦”的诞生。

两年半以后（1952年1月），李正文被任命为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成为复旦历史上第一任校党委书记。

1985年，李正文（右二）与苏步青（右三）、谢希德（左一）、谷超豪（右一）在复旦校庆纪念酒会上。复旦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