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人是在不断进化的，可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到底是怎么进化的，进化又怎样一次次改变我们的选择？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化心理学教授罗伯特·赖特在他的专著《道德动物：我们为何如此思考、如此选择？》（以下简称《道德动物》）中，以达尔文的个人经历为经，以人类思想、情感和行为的理论诠释为纬，阐释了在焦虑和压力之下，人作出选择的动因。说到底，赖特教授的这一系列研究和探索，只是表面披着“理性外衣”，实际却充满“感情视角”窥探人类的心理进化与适应机制，提供给世人另一套观察人及社会进化的方法和视角。

「基因的命运，才是存亡的关键」

提到“进化”，人们几乎会不约而同或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达尔文描述了生物体如何通过遗传物理或行为特征而代代相传，其大量观察得到的科学证据表明了物种演化的过程。达尔文甚至把“生物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现象”简单归结为自然选择。然而，达尔文在自然选择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一些他难以回答或洞明的问题。譬如，动物的“利他”行为是何以保存的？此种“利他”行为又显然是与个体的自然选择理论相矛盾的。

“蜜蜂的进化故事”是令人最为困惑的。蜜蜂是由一只母蜂和数以千计的工蜂共同抚养下一代。工蜂是不会生育的雌蜂，它们一辈子没有后代，却忙碌一生为母蜂抚育后代。工蜂真的这么无私吗？

在《道德动物》中，赖特教授毫不讳言地指出，达尔文花了十几年时间，猜想“自然选择”为何创造出一群无法生育的工蜂，但他最终失败了。直到1963年，英籍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提出“亲缘选择”理论后，自然选择理论才变得言之成理。汉密尔顿理论的主轴是：要以基因的观点来看待工蜂及其他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动物，物种的秉性是以复制自己最多基因为服务条件的。表面上工蜂是没有后代的，但工蜂与母蜂是姐妹，工蜂所抚养的是自己的外甥，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工蜂的无私奉献只不过是为了“种”的延续、“基因”繁衍而已。

与工蜂的案例相映成趣的是，一只还没有后代的地松鼠，在发现天敌后，会站起来向同伴发出响亮的警告声，它自己则可能因此引起天敌的注意而丧命。早在20世纪中期，绝大多数生物学家的自然选择观念把关注点放在动物的生存和繁殖后代上，表示凡是不利于这种结果的基因都会遭到淘汰。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此事，就会觉得地松鼠的警告声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它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而示警的。那么，这种演化行为无异于是自杀？但汉密尔顿却得出了相反的答案，他认为应该把焦点从会发出警示声的地松鼠，转移到会令地松鼠发出警示声的那个基因上。地松鼠不会永远不死，不死的有机实体是基因，或者说是基因所携带的信号模式。因此，以演化的时间观而言，重点已不是个别动物能不能活下来，而是个别富有个性的基因能不能活下来。基因的命运，才是存亡的关键。那么，负责“发出”自杀性警示声的基因能不能存活下来呢？汉密尔顿认为：“能！”原因是带有这种基因的地松鼠，可能拯救了附近的兄妹，而这些兄妹也可能带有与它相同的基因。

这也正是汉密尔顿在达尔文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亲缘选择”理论，进而丰富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内在价值。结合汉密尔顿等人的研究，赖特教授由此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动物是基因的傀儡。本能的行为是按照基因的指令发展出来的，这是进化的结果，而且会依照相同的原则继续进化。

结合汉密尔顿“亲缘选择”理论和相关学者的研究，赖特教授还作出进一步推演：假设你身体里的某个基因使你甘愿冒着10%的死亡率，跳进河里拯救一名溺水儿童。那么如果你救出的是自己的子女或兄妹，该基因仍能繁盛；如果你救出的是堂表亲戚，该基因也能逐渐普及，但是会比较缓慢，因为堂表亲戚的基因中，平均只有1/8与你的相同。如果你救出的人与你没有血缘关系，那么你这种救人的基因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唯有在较小的族群中，当大多数被救孩童都是冒险救人的那个人的近亲时，英雄主义的基因才会散播出去。这也就是说，一视同仁的英雄行为可以反映出当地居民平均的亲疏水平或程度，只有亲缘关系较密的地区，无差别的、更多的英雄主义才会进化出来。

「活下来的是最快做出改变的」

19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曾经说过：“小鸡只是一个鸡蛋用来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基因本身并没有意识，但是自然选择似乎完全在无意识中遵循着“自私的基因”不断增殖的进化逻辑。人天然也是自然界物种的一部分，也必然受着进化论的影响。因此后来也就慢慢地出现了很多关于面向人类自身的进化论新的分支，比如“进化心理学”等。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大部分行为和心理机制都是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环境并获得生存与繁殖而形成的问题，是人类基因的一种自动适应与选择，体现了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的核心思想，为人类心理机制提供了一种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的理论体系。

赖特教授在《道德动物》中指出，事实上，在《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后，达尔文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他随后在1871年出版了另一本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名为《人类的由来》。如果说《物种起源》像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份精美的“大纲”，《人类的由来》则更着重笔墨在一些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上，比如人类起源。

有不少人倾向于认为，作为一种高等生物，人类能够运用自己的智力、观念、情感，去控制行为和想法，因而有了能思考万事万物的逻辑思维，有了深刻的爱恨，有了高尚的、严格的道德标准。这些极为复杂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让我们有别于其他相比之下更“低等”的动物。但进化心理学家会为我们讲述另一个故事：对于人类的种种复杂行为，深究其原因，与动物一样，都只是为了同一个根本的目标——基因的延续。

赖特教授研究发现，从基因传递的角度对父母之爱进行归因，会得到一个冷酷的解释：因为孩子体内携带着父母的基因。这就是汉密尔顿提出的“亲缘选择”理论的主要观点：自然选择会在基因层面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基因恰好能使其载体的行为方式有助于提高其他携带者的生存和繁衍前景，那么该基因就可能会兴盛繁荣。为了引导自己其他基因副本的生存和繁衍，基因会“指挥”生物体更好地生存和繁衍，并为后代的生存繁衍创设有利条件，比如人类父母对孩子竭尽所能的付出。不仅父母对孩子的爱可以这样解释，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联结也是类似的原理。

随着研究的深入，赖特教授发现，在群居社会中如果一个人被欺负了，如何选择才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认怂，大概率会再次被欺负。反抗，虽有失败的风险，但也传递出一种你不好惹的信号，以后被欺负的概率会降低，故选择反抗，表现出愤怒的样子会让我们生存下去的可能性更大。

“要面子”则更有意思，受到尊重的人、被人认可的人可以得到更多机会获得基因的延续，就像雄性孔雀的尾巴越大吸引到雌性孔雀的概率越高，但同时大大的尾巴也让它更容易受到攻击。

基因编码操控着我们的情绪，目的是让我们的基因繁衍下去，这也可以理解为我们都是基因的宿主，为了基因而活。有些基因是我们从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延续下来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利于”我们，随着我们进入工业社会文明，甚至数字时代文明，外部环境、社会运行规则都发生了改变，而基因的改变显然没有跟上文明前进的脚步。就像愤怒的情绪不会让人不敢惹你，而是把你拒之门外；在食物极大丰富的今天，大量地摄入肉类、糖类会让我们患上疾病。如果不能识别这些基因，并且迅速做出改变，我们就会被淘汰。每一次社会有大的变革时，活下来的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结合实际情况最快做出改变的。

「竞争是人类最重要的天性之一」

人类的道德源于天性抑或是社会规范后天的塑造？为什么许多文化背景下的人都看重社会地位和个人名声？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有内疚感？人类的意识和道德与我们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对周遭的情感、对原则的服从、对价值的尊重，这些是如何与我们的大脑发生联系的？在赖特教授看来，这些问题与进化心理学息息相关，用达尔文进化论来审视人类的情感、友谊和竞争、攻击等心理或行为，对我们的公共政策和日常行为极富启示意义。

如果个体的生存和繁衍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竞争是人类最重要的天性之一。与其他的生物一样，人类要不断地与同类展开竞争，尽其可能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赖特教授研究发现，社会关系对人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进化是因为基因出现了突变，这些突变如果有利于人类繁衍，往往就会被保留下来，不利于繁衍就会不断地被环境淘汰。

具体来说，环境的压力越大，淘汰的速度也就越快。比如，人类社会出现了某个特别不好的变异，周围的环境就马上淘汰它，这样一次一次“试错”的时间就会变得很短。人类的自然选择压力，有些来自自然环境，还有很多是因为人类内部的竞争。因为人类会使用火或者其他工具，这样就减少了自然因素对进化的影响。而人类内部的竞争对人类的进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身上的很多特质，不会让我们在野外更好地生存，但是可以让我们更加适应社会环境的各种竞争。

比起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创作的《自私的基因》，《道德动物》对现实的解释似乎更加光明一些。按照赖特教授的观点，个体的繁衍不仅产生了自私、贪婪等人性的弱点，同样也催生了道德的光辉。毋庸置疑，人类确实是亿万年以来生物长期进化的产物，其中一些基本的行为逻辑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基因里。但是，人类也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自然而卑劣”的动物性，并怀着悲悯之心创造出复杂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规则。很明显，如果这套规范人类社会关系的体系想要取得成功，在微观的层面上仍需要与自利、亲缘选择和互惠关系等基本社会行为逻辑相契合。

《道德动物：我们为何如此思考、如此选择？》
[美]罗伯特·赖特 著
殷融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文中图片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