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年近九旬的施蛰存先生，被提名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得此消息，他多次致信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领导，请他们转告评委会，把这项荣誉颁给年轻些的学者更好。

当然，这是无法推却的。颁奖后，传记作家李辉写信给他，说这个奖彰显了他身处逆境时的创造成果，体现了智慧的价值，展露了一个真正文人的存在价值。施蛰存复信表示，“此言深得吾心”。

十年后，即将百岁的施蛰存告别了这个世界。身后留下的，是同事背地里惯称的“施才子”，是老友口中的“悠游自在的大少爷”，是大众心目中学贯中西的“大教授”。

这是一位执拗的智者。上世纪30年代，不到30岁的施蛰存已是新感觉派作家中的翘楚，主编的《现代》杂志也是风生水起，突然因为向青年推荐读《庄子》和《文选》，得了“洋场恶少”之名，再加上时局的变化，年纪轻轻便全面转向课堂。用他后来的话说，“我的创作生命早已在1936年结束了。”不过，如果只是隐于书斋，便不是施蛰存了。他的生活坎坷不断，但他的趣味更层出不穷。不做出版，便去教书；不做翻译，就去研读古文；不写文章，就去抄碑帖。就如他晚年所言，他的性格如棉花般倔强，受到外力挤压时，就收缩起来，一旦压力消减，便重新舒展。

施蛰存曾戏言，他一辈子开了四扇窗，分别是“东窗”研古文、“南窗”写小说、“西窗”做翻译和“北窗”收碑帖。后人算了算，发现他至少遗漏了两扇窗：编辑和教书。他30岁患黄疸、40岁得伤寒、50岁生痢疾、80岁发现直肠癌，最终执拗地活到将近百岁，也活出了他早就主张的文学家的方向——通才。

晚年的施蛰存，最爱回忆的除了童年生活的上海松江，更有抗战时远走云南的山水故人。1938年，他在昆明翠湖边，曾吟得一首诗，冥冥中仿佛成了他漫长人生的谶语：“斜阳高柳静生烟，鱼跃鸦翻各一天。万水千山来小坐，此身何处不是缘。”

95岁时，有人问他人生的意义。施蛰存微微一笑，说：“谈不上什么意义，不过是顺天命、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

在施蛰存先生远行20周年之际，不妨回头看看，他完成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晚年施蛰存    沈建中摄

大师档案

施蛰存：1905年生，浙江杭州人，学名德普、名舍、字蛰存、号北山，笔名施青萍、安华等。8岁随父母迁居上海松江，就读之江大学、上海大学等。1928年开始办书店、编书刊，主编《现代》杂志。1937年起，先后在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执教。1952年后，长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集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学者于一身，1993年获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2003年逝于上海。

访谈嘉宾

王兴康：1956年生，编审，施蛰存的研究生，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

张文江：1956年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施蛰存的研究生，著有《钱锺书传》《管锥编读解》、《古典学术讲要》等。

沈建中：1960年生，长期在银行工作，施蛰存晚年学术助手，编撰出版了《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北山楼金石遗迹》（三卷本）等。

施守珪：1960年生，施蛰存长孙，先后在上海书店、海南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

晚年施蛰存    沈建中摄

眼神：“不死就是胜利”

高渊：说到施蛰存先生，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是这样一幅画面：戴着助听器，穿着一袭睡袍，坐在起居室、书房、卧室三合一的房间窗前，神态悠闲地注视着前方。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兴康：施先生晚年敞开家门，接待八方来客，不少访客惊叹，90多岁的老人还有这么炯炯的眼神。

他临终前一天，我赶到医院，当时他已经昏迷了一段时间。我进门没一会他就醒了，睁开眼睛看着我，依然有神。他晚年耳朵不好，但眼睛始终是好的。他盯着我看，因为戴着呼吸面罩没法说话，就不断跟我点头。我知道，这是他在与我告别，也在叮嘱曾关照的家事。我马上说，施先生，您放心，您交办的事我会办好的。

高渊：有神的目光背后，是依然清晰的大脑。

王兴康：对，即便到了最后一刻，他的脑子也是清楚的。在他去世前一年，复旦大学一位教授来访，施先生跟他探讨一个金石方面的学术问题：汉代官僚过世后带进墓里的大印，是真印还是仿制品？我记得他坚持己见，毫不让步。

高渊：第一次见到施先生是什么时候？

王兴康：那还是在大学本科时期。我是1978年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那时候学校的学术氛围很浓，每逢大的节日，都会有名教授做讲座。我听过一次施先生讲的汉乐府，没有讲稿，只带了一张纸，上面可能写了提纲，很多资料他都是信手拈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本科毕业时，我打算报考施先生的研究生，在同学的引荐下，去了一趟施先生的家。我问他应该怎么准备考试，他说考我的研究生不用准备，你准备了也没用。

高渊：后来具体考了什么？

王兴康：施先生出的专业考卷很有特色，一共50道简答题，基本都是名词解释，错一题扣2分。这确实没法准备，他要考的就是基本功。

高渊：在不少人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初，施先生夫妇住在愚园路一个小楼的二楼亭子间，他坐在抽水马桶盖上会客。你去见他时，是这样吗？

王兴康：我第一次去施先生家，他就是坐在抽水马桶上跟我谈话的。房子一共三层，以前都是他家承租的，后来房子逐渐被挤占，“文革”中他们夫妇先在三楼晒台搭个小板屋生活，后来搬到了二楼亭子间。房间太小，里面的抽水马桶只能当凳子坐。

等我们研究生入学半年后，我和文江一起去向施先生拜年时，二层朝南的房间已经还给他了，他再也不用坐在抽水马桶上见客了。

高渊：到了1983年春天，施先生查出了直肠癌，对你们的学业影响大吗？

王兴康：应该说影响很大。施先生给我们上了半年的课，主要讲的是《论语》，然后他就住院动手术了，术后还要休养。但也正因如此，施先生对我们的教诲不仅在学术上，更多还是在为人上。

有一次陪他去肿瘤医院，他在车上说现在这个毛病怎么这么多，语气很平静。在医院里，施先生问医生，我这一刀下去可以活几年，如果能活5年就动一刀，活不到就不动了。医生说，这没办法跟你讲的，施先生听了哈哈一笑。

高渊：在你们眼中，他是一个豁达的人？

王兴康：他热爱生活，更看淡了生死。他往来的信件很多，生病后，他让我代拟一封信，大意是我是施蛰存的学生，最近老师生病了，他身体好了会再和你联系。我起草了初稿，他改好后让我抄了十几封，没有一点惊慌失措。

住进医院后，有一位病友是翻译家周煦良教授，他有许多原版的英文杂志。施先生去看望他时，看到这些杂志如获至宝，连忙搬了不少到自己病房，大大地饱了眼福。

沈建中：施先生曾跟我说起，有一次住进华东医院体检，当时医院正大兴土木，一名小护士推着轮椅送他到另一幢楼做检查，不小心摔了一跤，整个轮椅翻身，把他摔得满脸是血。小护士见状大哭，施先生慢慢爬起来，用手抹抹脸，先去安慰她。

他95岁时，一天半夜不慎跌破了头，流了不少血。家人让他住院检查，先生却不愿意，等我上门时，还叫我为他拍照留念。

张文江：施先生的老朋友傅雷，在“文革”中含冤自尽。他甚为惋惜，说老傅怎么就想不开呢？施先生住在愚园路，傅雷住在江苏路，两家转个弯就到。在上世纪50年代，师母和傅雷夫人都被居委会动员去办托儿所，每天在一起。施先生有句话，常常被人引用：“不死就是胜利。”即使处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他依然没放弃对未来的信心。

我们作为施先生的学生，感受他以豁达的态度对待人生。如果要加上修饰语，是骨子里的豁达；再进一步可以说是通透，如果还要加上修饰语，那就是极度通透。

愚园路上“北山楼”一角    沈建中 摄

南窗：“让我的那些新感觉小说安息吧”

高渊：对于施先生的文学和学术生涯，他自己曾用开了四扇窗来概括。但外界流传的“四窗”之说，有两个版本。一种是“东窗”指新文学创作，“南窗”指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指外国文学翻译，“北窗”指金石碑版考释，另一种则把“东窗”和“南窗”易位。对此，你怎么看？

张文江：我理解先生的原意，“东窗”和“西窗”是中国包括东方和西洋的对比，“南窗”为创作性的发散，也暗指南方人；“北窗”为金石研究，也象征冷门。所以，“东窗”应该是古典文学研究，“南窗”则是文学创作。

前一种说法虽有误读，但似乎也不必纠正。当年《北山谈艺录》印行时，最初样书的封面上，将先生名字中的“蛰”误印为“蜇”，出版者大惊道歉，立即重印封面。先生却不以为意，觉得太浪费了。名字写错都无妨，“四窗”本来就带有戏言的成分，误传又有什么要紧？我想以施先生的豁达，或当一笑置之。

高渊：如果根据时间顺序排列，应该“南窗”开得最早，东西两窗次之，“北窗”开得最晚？

张文江：施先生曾说，他一般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集中精力从事一方面的工作，20年代基本在学校求学，30年代主要是新文学创作和做编辑，40年代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50年代大部分时间在翻译外国作品，60年代的兴趣转向治金石、藏碑拓，70年代在研究诗词之学，80年代主要是编书、写杂文，90年代做总结工作。

在施先生晚年，除了不再写小说和翻译，其他的窗都开着。

高渊：上世纪80年代，又有出版社编了一本《新感觉派小说选》，施先生的《梅雨之夕》《将军底头》《石秀》等8篇小说入选，将他的“南窗”又翻了出来。对此，施先生高兴吗？

张文江：施先生的这些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绕不过去的一环，被重新翻出来后引起不小的关注。施先生当时可能自己也没想到，他说自己是出土文物，这些作品早就是过眼烟云了。

施先生无论创作还是治学，从来都是兴之所至，想写小说就写小说，想做翻译就做翻译。过了一段时间，不感兴趣就不做了。

高渊：后人称施先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新感觉派大师，还把他和刘呐鸥、穆时英并称中国的“新感觉派三杰”，施先生接受这种说法吗？

沈建中：在施先生晚年，我曾跟他有过一些对话，请他聊聊往事。他说，让我的那些新感觉小说安息吧！他甚至对“新感觉派”这个名词都不以为然，这是从日本传来的，他认为日本人的翻译不准确，所谓“感觉”应该是“意识”才对。

他跟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小说，反映的是1928年到1937年的上海社会，后来抗战爆发了，整个上海社会改变了，这种小说就创作不出来了。刘、穆后来投靠了汪伪政权和国民党，先后在上海被暗杀，施先生不齿其人品，但很惋惜两人的文学才华。

1923年，施蛰存在上海大学求学

西窗：“作家如果不懂外国文学就太糟糕了”

高渊：从时间上看，“南窗”之后，施先生开启的是“东窗”古典文学研究，但他“东窗”的辉煌期在晚年。从内容分类上看，他的“西窗”外国文学翻译，跟“南窗”更贴近些。“西窗”的风景如何？

沈建中：风景非常美丽。施先生说过，他的四窗中，就数“西窗”的产量最多。他的翻译字数难以统计，他在世时出版了30多部译著，还有许多译成而未能出版的。特别是1950年到1958年，是他倾全力译述外国文学的丰收季节，大约译了20多本东欧及苏联文学。

施先生的“西窗”主要是英文的文学世界，法文也占一部分。他年轻时学习法文，是为了欣赏法国文学，但他学英文，却并非欣赏英国文学，而是以英文为桥梁，用英译本来欣赏东欧文学。他翻译过波兰显克维奇、莱蒙特，匈牙利的莫里兹、莫尔那，保加利亚的彼林、卡拉利切夫等人的小说。对这些东欧作家，施先生十分钦佩。

高渊：施先生怎么看待创作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沈建中：他早年写小说时，就对西方文学思潮很关注。他说，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必须懂外文，能读外文原著，最好还能用外文写作，作家如果不懂外国文学就太糟糕了，缺少了一把知识的钥匙，但一味模仿也不对。施先生晚年曾感慨，现在的作家有多少能直接读外文原著？

高渊：施先生不仅翻译外国小说、戏剧，还翻译了大量外国诗，他的诗歌翻译是从哪里起步的？

沈建中：在他看来，欧洲中世纪的传奇诗，19世纪的浪漫派、象征派，到20世纪的立体派、超现实派，无一不发祥于法国，所以法国诗是应当首先注意的。他从1928年开始读法国的原文诗，和他的朋友戴望舒一样热爱波特莱尔、魏尔伦等象征派诗人。但他觉得自己法文水平不够，一开始不敢译法国诗。

上世纪60年代，他在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利用晚上时间陆续译了近百首法国象征派诗，但译稿在“文革”中被没收。1981年，出版社约他出一本译诗集，施先生先想好了书名——《域外诗抄》，然后开始搜索残余译稿。先后找到了他翻译的英、美、古希腊、波兰、西班牙、比利时等国的诗，却没找到法国诗译文。这是他最费推敲的译稿，如果全部遗失，会让他非常痛心。

1986年初春，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杨达平探访施先生，得知此事后答应尽力寻找。过了一两个月，他分两批将文稿送还了施先生，其中包括法国诗的全部译稿。一问才知，他是从华东师大文史楼的厕所旁的杂物间里找到的。对此，施先生不胜感激。

增加了84首法国诗，后来又补进18首丹麦诗，1987年出版的这本《域外诗抄》，被施先生视为他诗歌翻译的里程碑。而他的译诗工作，也就此结束了。

高渊：诗歌翻译向来被认为是最难的，对此他有什么心得？

沈建中：施先生翻译英、美、法、比四国的诗，都是从原文译的。而他译的古希腊、波兰、西班牙、丹麦等国的诗，必须从英译本转译，他说只能对英译本负责了。

他认为一首诗的美，存在于四个方面：音节、韵法、辞藻、诗意，前三项很难翻译，关键是要最忠实地译出其诗意。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做到传达原意，让不懂外文的读者，可以借此了解一点外国诗人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也就可以满足了。

1936年，施蛰存在杭州行素女中执教

东窗：“王昌龄不是一个‘不牵于宦情’的人”

高渊：施先生从1937年开始担任大学教职，他的“东窗”就此打开直至期颐之年，这是他打开最久的一扇窗，是不是也是他最满意的？

沈建中：施先生说过，他长期在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东窗”是他的职责，所耗精力最多，相对而言也是比较满意的。

十六七岁时，施先生就爱好诗词，经常吟诵，有时也学作几首绝句或小令。不过在他早年的观念里，诗词不是一门学问，不值得花很多功夫去研究。上世纪60年代，他忽然对词有了新的爱好，分类编了词籍的目录，给许多词集做了校勘，慢慢感觉到在词的园地里，也还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才开始以钻研学术的方法和感情去读词集。

他说在词学方面的研究，最令自己满意的，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辑录及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入门了。

高渊：施先生曾主编《词学》丛刊20年，他的词学研究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沈建中：他走出了一条新路。词始于唐朝，盛行于宋朝，唐五代的曲子词，是俗文学。文人要言志载道，就去做诗文。词的地位，在民间是高雅的歌曲，从苏东坡开始，词成为诗的新兴形式，因而出现了“诗余”这个名词。

他跟周楞伽先生有过一次学术争论。周楞伽认为，婉约与豪放既是作品的风格表现，也是流派倾向。施先生认为，婉约与豪放是风格，在宋词中未成“派”。他不反对词有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或文体，但二者不是对立的，还有不少既不豪放也不婉约的作品。这场有关词的“派”与“体”之争，是词学研究中很有意义的学术探讨。

高渊：但在他的“东窗”研究成果中，最广为人知的却是《唐诗百话》一书？

王兴康：那是1977年冬天，上海古籍出版社陈邦炎先生向施先生约稿，具体内容是施先生定的，他打算用一年时间完成，这本书就被列为古籍社1979年的出版选题，书名定为《唐诗串讲》。

施先生在1978年初动笔，第一篇写的是《王绩：野望》，接下来一个月里写了8篇。他要调动丰厚的文史积累，融入了对诗歌的深刻体悟，既要讲诗所反映的时代、政治背景和社会风俗，也要讲关于诗的文学史、文学基础知识，还要辨证前人之说，做校勘、考证，进度就没有一开始那么快。后来几年他事情很多，还生病住院，1984年10月病愈后重起炉灶，改用漫话的形式谈唐诗，直到1985年完成100篇，改书名为《唐诗百话》。

高渊：书稿完成之时，正好你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上海古籍社工作？

王兴康：我到古籍社工作后，刚开始接了几本书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配合副总编黄屏担任《唐诗百话》的责任编辑。书出版后一下子卖掉6万册，真是好评如潮，至今30多年依然常销。这本施先生80多岁完成的书，成了他的“东窗”代表作。

记得书刚出版，施先生跟我说，书出来了，我们要签个合同。我说是的，他又说，我不要稿费，要签版税合同。我说这怕不行，版税还没恢复，现在只有稿费这一种付酬办法。施先生知道6万本书的版税和稿费是差别很大的，后来是以当时最高的千字20元结算的。可以看出，施先生不是那种迂腐的人，他是内行，该算钱的时候会算钱。

高渊：作为施先生的弟子和这本书责任编辑，你觉得《唐诗百话》好在哪里？

王兴康：胡乔木同志读了大为赞赏，借经过上海的机会，在1989年11月登门拜访。他们很早就认识，那天不仅聊了这本书，还说了一些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往事。后来，美国耶鲁大学还把这本书译成英文，作为教材使用。

我是这本书的责编，当然仔细看过全文，但当时年轻，领会不深。前几年即将退休时，我拿出来再读，这次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比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前人大多解释为他不愿做官，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注：“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施先生认为都错了，“冰壶”当时是做官廉洁的象征，而且王昌龄不是一个“不牵于宦情”的人。

我觉得施先生是真正懂诗，而且他自己写古体诗、现代诗，还翻译外国诗，分析起来别具慧眼。

抗战期间，施蛰存远赴云南大学任教

北窗：“北山楼变成了小作坊”

高渊：施先生的“北窗”是研究金石碑版，是个冷门学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扇窗？

张文江：这是他的一扇充满兴趣之窗。而且上世纪50 年代末到70年代末，他干不了别的事，只能做“北窗”之学的收集整理，这最终成了他学问的归宿。

先生晚年在“北窗”花的功夫最多，但最少受人重视，因为这实在是冷门。他的东、西、南窗都是20世纪的新学问，即使古典文学研究，其实也是新出现的。而“北窗”在中国是真正有长久传统的，是一门老学问。

高渊：在施先生“北窗”之学的整理中，你是他的重要助手，是什么机缘让你被先生委以重任？

沈建中：先生跟我说过，从1957年开始，他对碑版文物产生了兴趣，卖掉很多线装书，改收碑版拓本，还写了不少关于金石碑刻的文字。1980年后，刊印了几本单行本，但还有不少没有发表过，他收集的许多金石铭文拓片，更是不为外人所知。

1989年的秋冬之际，我去施先生家请安，师母关切地问我怎么好久没来，马上叫阿姨去买小笼包。施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北山集古录》已开印，他收拓片这么多年，大病初愈后无法出门，现在可以做结束工作了。他又说：“你对碑拓有兴趣，我想叫你帮我整理拓片。”我还没反应过来，先生忽然显出少见的严肃神情说：“我考虑过了，这并不会妨碍你自己的业余爱好，每个星期只要来半天。”

高渊：当时你是什么反应？

沈建中：我简直是惶悚之至。以前买过几次拓片，也听施先生讲过金石碑刻的沧桑故事，但我对此真是半懂不懂。见我犹豫，先生说这又不难的，学呀，凡事都是从不懂到懂，先试三个月，随后笑道：“这是叫你做苦工呵，很劳累的。”

就这样，我战战兢兢地接受了，先生跟我约定每周一下午去他家，还关照了整理步骤方法。回家路上我骑着脚踏车，想到这下当上了大学者的学徒，可以得到他手把手的教诲，心中又是兴奋又是忐忑。

高渊：你在三个月“试用期”里表现如何？

沈建中：先生所藏的拓本数量极大，以造像类为大宗，其中仅龙门山魏齐造像记拓本就有600多张。先生要求分为三种名目：造像碑、造像记、造像。当年我首先整理造像类，按他的要求，凡碑石式造像，或有阴侧全拓，归于“造像碑”；凡仅拓记文，归于“造像记”；凡佛像、佛龛和记文全形拓，则归于“造像”。先生的这种分类法，较之以前收藏家通称“造像”，要准确得多，一看名目就知道实物形状和拓本体例。

因为饭桌上摊不开，先生让我把拓本摆在床上，教我浏览大体、细加阅读、辨别判断、分类编目等步骤。有一次整理一包都是小纸的龙门造像题记，有一句“天大大好也”，我乐不可支，先生见状也笑着说，这类小纸都是小型佛龛铭记，从来不知其确数，记录老百姓的愿望、祈福和报恩，极有意思。

到“试用期”结束，我问先生自己够不够格，他笑着说早忘了此事。

高渊：整理拓片不仅需要文史知识，也是一门手艺活吧？

沈建中：很多拓片有残蠹损坏，先生教我用平时积存的零散陈纸，选色泽接近的，把墨纸破损残处粘贴修补。使用的糨糊是先生自制的，取一点明矾或樟脑丸用温水溶化，和着面粉搅拌成糊状，再冲入沸水，调到稀稠适当。我每次去，先生已请阿姨拌好一小碗糨糊，还备一把楠竹平头小镊子，专门拉平细微折皱。

有一次，先生说从前藏家都有专用拓片袋，近年写些小文章，得了稿费，有余钱买牛皮纸，让我有空去纸行看看。没过几天，我在南京西路上一家纸行买了5张双面牛皮纸。想不到先生说，这纸太好了，拓片太多，价钱吃不消的。我说我每次来师母都让阿姨去买点心，这些钱可以买三五张大纸呢。先生却郑重地说：“迭个两桩事体，弗搭嘎哦。”

施先生的书斋名为“北山楼”，我常想起当年他自制拓片袋的专注神情，他教我修补书籍，还教过装订四孔和六孔线装书稿的手艺，包括定位尺寸、锥子钻孔、穿线顺序和线头打结等。先生曾开玩笑说，“北山楼”变成了小作坊。我高兴地说，我也成了跟师父学习的小徒弟。我曾听人说，“我们常说的一流学者，应该还是俗话所说‘干活的人’”，不禁感慨系之。

高渊：这项既古雅又繁琐的工作，做到哪一年告一段落？

沈建中：一直做到2001年的初春，照例是礼拜一，临近傍晚，我起身向先生师母告辞。师母说，还早呢，天也没暗，再坐一会。我说，春天了天暗得晚，已经5点了。师母像往常一样送我到门口，仍旧往我口袋里塞了零食。那天是3月26日，是我在“北山楼”当学徒的最后一课。

几天后师母突然走了，享年98岁。4月7日和16日那两天，我都一大早赶往“北山楼”陪护先生，他讲了些给学徒结业似的话，至今仍清晰记得先生对我的再三叮咛。那时，距离当年领受任务，已过去12年了。

1982年，施蛰存（中）与友人在登封访碑    杨华松 摄

“恶少”：“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高渊：现在世人说起施先生，总觉得他身上有两个标签，一是他所开的四扇窗，二是他曾被鲁迅先生斥为“洋场恶少”。这个“恶少”标签是怎么来的？

王兴康：这是一场被后人夸大的争论，在当时的海上文坛，其实就是一件小事。1933年9月，上海《大晚报》请文化界人士给青年推荐书目，施先生推荐了《庄子》和《昭明文选》。鲁迅先生看到后，用“丰之余”的笔名发文，认为不应鼓励年轻人钻故纸堆，“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般，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施先生很快在《申报》“自由谈”上做了解释，说之所以要推荐读《庄子》和《文选》，是因为有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

当时的报界闻到了“打笔架”的味道，有点推波助澜。鲁迅先生再次回应，从嘲讽施先生是“糊涂虫”、“遗少的一肢一节”，直至说“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高渊：其实经过几个回合，争论就停歇了，鲁迅先生给人写信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施先生后来作诗自嘲：“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没想到的是，这顶“洋场恶少”的帽子，成为施先生后半生坎坷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这件事，施先生晚年说得多吗？

王兴康：施先生是豁达大度的，他在我们学生面前，从来没有说起这场争论，甚至从没说起过鲁迅先生。当然，施先生也是一个极有性格的人，他之所以不发表评价，有他的谨慎，也有他的风度和风骨。

张文江：对于施先生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要做全面检视。当年，施先生主编《现代》杂志时，发表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是在其他杂志多次退稿的情况下，施先生冒着风险刊发的，在当时这是何等的勇气！

高渊：关于《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发表经过，施先生有没有谈到过？

沈建中：施先生说，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多次刊发鲁迅先生的文章，有一天早晨，他在现代书局的办公桌上，发现一个大信封，拆开才知是鲁迅先生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编辑室的校对员说是门市部一个营业员送来的，再问那个营业员，说是刚才一个不认识的人送来的。

施先生后来才知道，稿件在另外两家杂志社搁了好几天，他们不敢用，才转给了他。对于这篇文章能不能用，他也犹豫，就拿去给现代书局的老板张静庐看，张也沉吟不决。他们经过仔细研究，觉得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顶不上什么大罪，但还是担心国民党当局会来找麻烦。考虑了好几天，施先生实在舍不得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决定冒险一用。

高渊：《为了忘却的记念》发表在《现代》杂志第二卷第六期上，施先生不仅把文章放在第一篇，还运用了多元素的编辑语言？

沈建中：施先生为了这篇文章，向鲁迅先生要来了柔石的照片和手迹，这是新文学史上重要的史料和文物。他还配上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因为这幅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他还觉得不够，又加上一张鲁迅的照片。当时时间仓促，这张照片是施先生从一张合照上剪裁下来的，原照是鲁迅在宋庆龄家里和萧伯纳的合影，施先生配的说明是：最近之鲁迅。

高渊：这篇文章发表在1933年4月，几个月后的秋冬时节，施先生和鲁迅先生发生了争论。在当时的文坛上，即便平时关系不错的人，发生一些类似的争论并不在少数，所以后人不应过度解读？

张文江：鲁迅先生逝世后不久，在虹口公园举行了一次悼念活动，施先生前往参加，向报界发表谈话，表达崇敬之情。1956年秋，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上海各界将他的灵柩迁到虹口公园，施先生前去拜谒，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吊鲁迅先生诗并序》。

在序里，施先生写道：“余早年与鲁迅先生薄有龃龉，几成胡越。盖乐山乐水，识见偶殊；宏道宏文，志趋遂别。”可见施先生对当年争论的认知。诗中更是赞扬鲁迅先生：“高文为时作，片言立其要。摧枯放庸音，先路公所导。”

《现代》：“美国专号成了盛大的告别”

高渊：除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现代》杂志还发表过很多作家的名篇，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这本杂志是一炮而红？

沈建中：30年代初，施先生跟几个朋友在四川北路开了间“水沫书店”，办得很热闹。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事变”，众人散伙，施先生回到松江继续当中学语文教师。

才过了两个月，他受现代书局的邀请，创办并主编《现代》杂志。由于时间紧张，先生请来他的两位好友帮忙，戴望舒帮他选编新诗，并负责法国和南欧文学的编辑工作，杜衡帮他审阅杂志的评论，还担任一部分小说的审稿事务，另外还得到了冯雪峰的帮助。

这年5月份创刊号发行，初版3000册在5天内售完，又加印了2000册，然后还在内地加印1000册。

高渊：《现代》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什么？

沈建中：施先生说过，他首先在创刊号上发表“创刊宣言”，明确这是本普通的文学杂志，而不是同人杂志，他表达了“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

他这么做不仅是想吸引更多的作者和读者，而且说明这本刊物没有政治倾向，撰稿者也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对于出版者现代书局来说，这样一篇“创刊宣言”是必要的，可以尽量避免因刊物政治倾向鲜明，而遭到查禁。

同时，在编辑的内容与形式上，施先生也下了功夫。除了发表中国作家的稿件，还翻译外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并开设“艺文情报”专栏，让读者及时了解各国文学的思潮和一些著名作家的近况。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外国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采取的是介绍而非宣扬的态度。

高渊：除了这些，施先生的营销推广手段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沈建中：在刊物的形式上，他用过“特大号”、“增大号”、“狂大号”等专号，通过增加篇幅，充实和丰富内容，来刺激市场。先生说，以“特大”、“增大”、“狂大”的噱头冠名，对销售很有效果。他90多岁的时候，还清楚记得第二卷第一期“创作增大号”，那期的作者都是当时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质量相当整齐，在风格上各方面均有兼顾，出版加印两次，共售出一万册。

后来，第五卷第六期出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是当时最大的扩大号，有400多页。这期专号，先生跟杜衡花了两个多月精心编辑排校，设计了一张一折四页的长目录，并在前一期作了预告。内容主要是四篇对美国的小说、戏剧、诗歌、文艺批评的现状评论，以及代表性作家专论和作品，还有一战后美国文学杂志编目、现代美国作家小传，更有36张美国作家照片等。他还写了导言、编后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附有读者意见表，征询读者希望下次编哪一国文学的专号。

施先生说，其实那期美国专号是打个掩护，为接下来准备出“苏联文学专号”，先探探路。

高渊：计划中的苏联专号为何没有问世？

沈建中：施先生一开始是《现代》的唯一主编，后来现代书局老板要他跟杜衡合编，先生预感这会使杂志风格发生变化，但老板的提议他不便拒绝。他跟杜衡私下约定，坚持“创刊宣言”的原则，但后来两人分歧越加明显，逐步由杜衡主持编务，编到第六卷时书局资方分裂，先生便主动辞职了。抗战开始后，杜衡投奔了国民党，后来担任《中央日报》主笔。先生对他非常失望，老朋友的交情也从此冷淡了。

先生当初的设想是，编好美国专号，接下来是苏联专号，然后编法、英、德、日等国的专号，没想到美国专号成了他在《现代》一个盛大的告别专号。他晚年想起当时想做的而没做成的事，真有点西楚霸王的感慨：“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高渊：《现代》只是施先生编辑生涯的一小段，便已如此风生水起。是否可以说，在他的“四窗”之外，编辑出版可以称得上另一扇窗？

张文江：施先生的趣味和成就，不是东南西北四扇窗可以概括的。他担任《现代》主编时才27岁，还编过《璎珞》《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文艺风景》《文饭小品》，跟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1978年后，他主编《词学》《外国独幕剧选》《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三卷）》等。

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是一以贯之的。王兴康、宫晓卫和我是他带的第二届研究生，他们毕业后分别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山东齐鲁书社，而我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最初施先生希望我也从事编辑工作，他的理由是，当编辑要改别人的文章，一搞出版就什么都会了，自己的语文也会变好。

《现代》杂志

《文艺风景》创刊号

教书：“总觉得自己还是做教书匠最合适”

高渊：在施先生晚年，不少人想为他写传，他总是劝他们不要写。他说应该为伟人立传，而他是普通人，一个编辑、教书匠。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定位是编辑和教师，怎么看待他在教书育人上的成就？

张文江：从事教育和当编辑一样，也可以看成施先生所开的一扇窗，这是当之无愧的。

教师是他一生的职业。1937年抗战爆发，施先生一肩行李远去昆明，因为朱自清向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推荐了他。他是抗战后第一批到昆明的，后来西南联大也在那里办学，他结识了很多著名学者。

后来，他辗转在厦门大学、江苏学院任教。1947年回到上海，在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等执教。1952年后，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1941到1944年，施先生在厦门大学，当时厦大临时迁到福建长汀，那里有座山叫北山，学校就在北山脚下。从那时起，他开始用“北山楼”作为书斋名，纪念这一段因缘。以后不管住在何处，书斋名从未更易。

高渊：施先生当了大半辈子教授，他自己怎么评价这份工作？

沈建中：先生跟我说过，他带的三届研究生，从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到元明清文学，还有汉魏南北朝文学，有人说研究生论文可以编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施先生是当笑话讲的，但也说明他的教学工作情况。

施先生晚年写过《最后一个好朋友——冯雪峰》，他们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交往。1949年后，冯雪峰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曾写信邀先生赴京共事，却被先生婉拒了。我曾半开玩笑地问他，当时去了北京说不定能做大官。先生连连摇头说：“你想错了，我怎么可能去做官，这辈子是不会的。几十年来，我一直从事教学，总觉得自己还是做教书匠最合适，每星期上几节课就没事了，到了寒暑假就更舒服啦，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高渊：曾有人提醒施先生，说他写了许多杂文、随感和小品文字，不妨叫作“气窗”。对此，施先生认可吗？

沈建中：先生不反对，他曾说人之有气，是自然之事，人是感情动物，既有喜怒哀乐，也有生气、赌气、发脾气的时候，当然还有打气、鼓气的愿望，或者泄气、出气等感情上的要求。

他又说，发而为文，最终还是希望善为疏导，让社会生活一切矛盾解决得更合理些。这也是报刊设置杂文、随想类专栏的本意，并非存心和谁过不去。

高渊：1949年前，他出版过《灯下集》和《待旦录》两本杂文集。上世纪50年代，他在报纸上写专栏，发表了不少杂文。但这扇“气窗”，也给他惹了祸？

沈建中：那是1957年，先生写了一篇名为《才与德》的千字杂文，主要是批评任用干部任德不任才的现象，提出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稿子寄出几天后，他突然感觉不对，赶紧打电话给报社，希望将此稿退还，编辑说来不及了，已经排好上了版面。没过多久，上面叫他在右派通知书上签字，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一挥笔签了字。这之后将近20年，他不再任课，在资料室工作。

高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地回春，施先生说他见猎心喜，忍不住又想动动笔杆子，再次把“气窗”打开了。

张文江：他又开始写散文、杂文，特别是住院开刀后，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整天坐在家里执笔为文，有评论社会时尚的，有议论戏剧长短的，也有回忆文坛旧友的。他说，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又管起“闲事”了。

有的杂文还引来一些争议，比如《匹夫无责论》，他对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出不同阐释，认为匹夫既不能兴国，也不能亡国，天下兴亡对匹夫来说只是换一个奴隶主罢了。接着又写了一篇《匹夫有责论》，大意是民族有消长，朝代有兴亡，而中国始终存在，中国的匹夫们要对国家负责。

施蛰存手迹

海派：“宫晓卫在外地，也不能漏掉的”

高渊：施先生不仅开了写小说、做翻译、研古文、收碑帖这四扇窗，同时在编辑、教书、杂文等领域也建树颇丰。他以人生百年，开窗多扇，用现在的话说，堪称“斜杠老人”。作为后人，应该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他的文坛地位？

张文江：2003年，施先生去世后，有研究者撰文说，他生在杭州，住过苏州，成长于松江，成名于上海的都市。他上过四所大学，立意交友与追求学问；他精通英文和法文，译作众多，却钟情于中国古典文学；他以现代派的姿态扬名，又以传授古代文化立身。他完整地见证并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发展，可以称为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实至名归。如果从正面的意义看海派文化，比如兼容并蓄，吸收新事物，感受新潮流方面，施先生应该是20世纪中国海派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

高渊：施先生喝咖啡、抽雪茄、读新潮书，能写新旧各种文体，编百家争鸣的刊物，也能翻译西方文学，还能一头钻进金石碑帖。他身上百川汇海和不设限的特质，是否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髓？

王兴康：施先生是很时尚的。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上海书店影印的30年代《现代》杂志，很受震动。这份杂志距今已经90年了，但它的封面设计充满现代派气息，与杂志定位紧密贴合，即使现在看一点都不落伍，我觉得是上海滩最好的封面。

我们做杂志要成立一个编辑部，施先生当年的工作涵盖了选稿、美编、广告、营销，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仅封面，它的内容也紧跟欧美文学主流步伐，只要有新的东西出来，在《现代》上马上就有反映。

我上研究生时，跟施先生学的偏向古籍，这些年对他另外几扇窗了解得多了，很是感佩。人一辈子能开一扇窗就不容易了，他却一下子开了这么多。海派文化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会通，既洋派又中国，既摩登又历史。毫无疑问，施先生是海派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高渊：施先生开了这么多扇窗，他是以怎样的精神治学的？

王兴康：施先生是凭兴趣做事，而且兴趣层出不穷。他是个天才，做学问从来不会做得很苦很累。收入稍微好一点，他就吃得好一点，如果日子难了，就省一点。他名字里有一个“蛰”，实在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他就关起门来抄抄碑。

但他又是入世的。比如他很好客，不管谁登门，他都真心接待，来信也必定回复。他年轻时，社会活动能力很强，有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现代》杂志在他的主持下能办得红红火火，跟他的包容性密不可分。晚年因为身体原因出不了门，他依然关心社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一辈子都不落伍。

高渊：在生活上，据说施先生也很海派？

张文江：这是他的性情。有一次施先生在抽雪茄，我随口说起从没抽过雪茄，他就送一盒给我尝尝鲜，那是他托人从国外带来的上好雪茄。还有一次，我跟兴康、晓卫难得一起去看他，施先生很高兴，叫家里人拿了200元，他走路不方便，请我们自己去吃大闸蟹，那时我们都工作好多年了，兴康、晓卫还当了单位主要负责人。

王兴康：这样的事还有不少。我们三个人结婚，施先生都会送一件礼物，他还说过，宫晓卫在外地，也不能漏掉的。

《唐诗百话》出版后，他送了一件羊毛衫给我，我说我是责编又是您的学生，有事弟子服其劳是应该的，但他一定要我收下。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为他出了本书，施先生又买了一件羊毛衫，让我给责编送去。对方坚决不肯收，我说施先生连我都送，对方才收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因公去香港，行前问先生要带什么礼物，他说买包雪茄吧。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没找到好的雪茄，就买了包普通的。先生说蛮好，还跟我讲古巴雪茄好在哪里，烟灰都是一圈一圈的。而他当年下乡劳动时，抽的是“生产牌”劣质香烟。先生就是这样，能屈能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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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一个人为人处世，如能既不拍马屁也不骄傲，就可以了”

高渊：施先生夫妇育有四个儿子？

施守珪：对，我父亲是长子，叫施莲，生于1930年，三个叔叔分别叫施蓬、施荙和施邁，他们名字都带草字头。我这一代的名字里都带一个王字旁，也是祖父定的。

父亲小的时候，跟着我祖父在长汀的厦门大学生活过，后来从军，结婚后跟父母住在一起，我就出生在愚园路“北山楼”。我三岁多的时候，一次不慎从二楼阳台摔了下来，还好一楼是邮局，地上堆放着报纸杂志，只是有点胃出血。

父亲在2019年去世，是他们四兄弟中最后一个走的，他们都学的理工科，原因之一是我祖父认为学文科是非多，现在后代里还没人继承祖父的衣钵。

高渊：你祖父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施守珪：我家世代儒生，曾祖父是位老秀才，古典文学的学养很深，祖父从小就跟着学习，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选》，深受熏陶。曾祖父的小楷写得工整漂亮，是唐代写经那一路的，祖父也跟着练字。

曾祖父早年以教书为生，后来担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文牍，类似现在的大学校长秘书，还兼任掌书，相当于图书馆馆长。辛亥革命后师范学堂改组，他就闲居在家读书写字。不久后，松江新办的履和袜厂请他去当会计，没多久升任厂长，从此走上经营工商的道路。曾祖父非常勤奋，每天在厂里从早忙到晚。他很爱国，讲究修身立德，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祖父。

高渊：祖父离开的时候，你陪伴在身边吗？

施守珪：他去世前两天，我正在南京开会。当时我在海南出版社工作，接到家里人的通知后，出版社专门派车把我送回上海。祖父一开始还清醒，他一直坚信自己的身体没问题，不喜欢住医院，也不喜欢在身上插管子。他走的时候，所有在上海的儿孙和曾孙，都陪伴在他身边。

我跟祖父一起生活了30多年，感情很深。当年我每次出差前，都跟他说要去哪里，他去过很多地方，就会说那里什么东西好吃。我就给他带点回来，他常感叹不是以前的味道了，可见他是很怀旧的。

高渊：祖父母都活到将近百岁，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之道吗？

施守珪：祖父喜欢汉镜背面常有的一句铭文：“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他说“仙人”是指住在山里的人，“玉泉”是山涧中的泉水，也可以说是现在的矿泉水，“枣”就是现在的红枣。我的二叔在河北沧州工作，经常带红枣来，祖父晚年向别人推荐吃八粒红枣加一个鸡蛋。

其实这是我祖母所好，祖父更喜欢吃粽子，他一般每天吃两顿，早餐在上午十点左右，吃一个煮得软糯的肉粽，晚餐吃粥或面条。下午吃点心，通常是喝一杯奶粉加咖啡，几块饼干。他不喜欢吃补品，相信鸡蛋、鸡汤、牛肉、火腿等，偶尔吃一些时鲜水果。

他晚年不能出门，除了睡觉吃饭，整天坐在书桌边，大部分时间看书看报，有时把玩收藏的瓷器玉器，午睡起来接待访客，晚上写信或整理旧稿，上床后还要看一会书。现在的人看来，他的生活方式可能并不科学，长寿的原因主要是基因和心态吧。

高渊：在施先生远行20周年之际，出版界会有什么形式的纪念？

王兴康：这几年，《施蛰存著作全集》和《施蛰存译文全集》正在推进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其中，《施蛰存译文全集》已经出版了“小说卷”和“诗歌卷”。施先生可能自己都不清楚他的翻译总量，接下来还要出版他翻译的散文、评论、戏剧等，我们估计总字数有七八百万字。

他的译文全集今年基本能出齐，著作全集也已经启动。如果能完整地把他的作品全集呈现出来，这是对施先生最大的告慰。

高渊：他的著作全集大概什么时候能出齐，有什么难点？

王兴康：我估计还要三五年，最难是他的书信集，很多书信已经散到拍卖市场上去了。本世纪初，华师大出版社出过《施蛰存全集》，主要是他的著作集，当时收了上百封信。我们现在再编著作全集，主要的增量可能就是书信。施先生晚年写了大量的信，他连续好几年是长宁区写信收信数量第一名，他写的信都干干净净，字也非常好。

我刚退休时，请上海人民出版社相关编辑室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还有像沈建中这样研究施先生的学者对此也很关心，一发现新的信札，就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上次收进全集的信，有些是经过修改的，这次希望能够原汁原味，如果实在有点不合适的话，可以略做技术性处理。

高渊：2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施先生，最难忘的是什么？

张文江：施先生是百岁老人。20世纪以来的100年，风云激荡，大浪淘沙，不少后来被伤害的人，也曾伤害过别人。但施先生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他的一生清清白白。在毕业离校前，施先生关照我两点：一是文章应该从小文章写起，二是主要社会关系不要局限于工作单位。这大概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

毕业后一段时间，每次见到先生，他喊着我的名字说：“你写的东西呢，拿来给我看看。”如今话音依然在耳边，是鼓励，是鞭策，警示我不敢懈怠。

沈建中：我曾问过先生为什么写作，他说千言并作一句讲，30岁以前为了想做作家而写作，30岁以后为了想做一个不丢脸的教授而写作。他说这都是为“名”，背后也有为“利”的动机，那就是发表文章有稿费，可以补贴生活，抽几包高级烟，吃几个蹄髈，就满足了。他自嘲这是“臭老九”的名利思想，也可怜得很。

施先生以老庄思想养生，“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他认为，一个人为人处世，如能既不拍马屁也不骄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