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临近，今年全国各地对于烟花爆竹燃放问题的探讨明显多于往年。

过去数年，围绕“禁”与“放”的探讨一直都有，但热度不曾有今年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疫情三年，人们觉得比以往更需要释放自己的情感，希望通过燃放烟花爆竹体会年味，辞旧迎新。

这样的心理诉求不难理解。在我国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中，燃放鞭炮是为了驱赶年兽，祈祷平安。也因此，在国人的心理意识中，燃放烟花爆竹有“驱邪避瘟”的作用。疫情的发生，强化了国人的这一心理诉求。

我国烟花爆竹的禁放历程，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从大城市发起，并逐渐为全国大多数城市所接受推行的。在公开可查的新闻报道中，各地的环境监测数据表明，烟花爆竹集中燃放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明显，尽量不放或少放确实可以减轻空气污染；并且，随着禁放令的推行，各地春节假期发生的火灾险情数量也确有相应减少。这是每个城市都能算得明白的“社会账”。

而撇开“社会账”，也不乏被燃放举动困扰的群体。燃放烟花爆竹固然能给参与者制造快乐和年味，但对于一些不燃放者而言，夜间燃放也产生了避无可避的噪音。犹记得小时候，在“大年夜守岁”“周五迎财神”的名义下，深夜、凌晨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一旦有婴孩被吵醒，年轻的妇人也不免开窗抱怨。年味是有了，被爆竹声搅和得彻夜难眠的经历同样记忆犹新。那时候春节期间因燃放烟花爆竹被炸伤送医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甚至有因此失去手指、眼球甚至生命的悲剧时而见诸报端。

追寻年味是中国人普遍的心理诉求，但为了年味是否就一定要恢复燃放，的确值得商讨。毕竟，我国悠久的历史中，春节的传统习俗多了去了，写春联、画年画、挂灯笼、吃年夜饭、发红包等，都可以为春节增年味。何况目前各地实施的禁放令，本质上是“限放令”——截至目前，我国并没有出台全国性的烟花爆竹禁放令，所谓“禁放”是各个城市基于自身情况制定了地方性法规或条例。这些地方性的禁燃令，大多并未全域禁放，并且对禁放区域划定也有一个演变过程。

以上海为例，作为国内最早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几个先行城市之一，上海从1995年开始实施《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上海市内部分区域禁止燃放，主要是内环线以内禁放；到了2016年，禁放范围才扩大到外环线以内。就在前两天，上海外环外非禁燃区9个烟花爆竹零售点已经开售，也就是说，对于想要燃放的市民而言，还是可以有选择权的，只是“麻烦”一些。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无论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禁放，还是近些年扩大禁放区域，都是基于城市化速度、人口居住密度、环保需求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鼓励移风易俗，倡导使用电子鞭炮、礼花筒等安全、环保的替代性产品，这些年也已在很多人心里生根发芽。时至今日，若是简单以保护传统习俗为由取消禁燃，在人口密集居住的市区也允许燃放，反而会对邻里、安全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确实想通过燃放烟花爆竹寻找年味的人们，与其期待“全面放开”，不如稍稍做些功课，带上家人去允许燃放的区域。寻找年味，就是给新年创造仪式感，而这个“寻找”的过程，或许也会让燃放烟花爆竹显得更有仪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