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至19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来自196个缔约方的逾万名政府官员、科学家和民间人士等出席会议，共同规划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地球生态系统保护，求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中国仍将是会议的正式主席国。

本次大会有哪些看点、难点和亮点，吸引世界目光。

看点

COP一词，听起来略显熟悉。上月，另一场名为COP27的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刚刚在埃及落幕。不过，本周开幕的COP15内容不同。

它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制，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它基于重要的国际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于1992年6月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生效于1993年12月，目前有196个缔约方，旨在实现三大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惠益。

与气候变化相似，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人类面临的一大环境挑战。世界自然基金会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半个世纪，大多数主要动物种群的数量平均减少69%。全世界超过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关系人类福祉和未来。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的报告显示，全世界GDP总量的一半以上依赖自然资源的贡献。超过30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的生物多样性。

正因如此，本周举行的第15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被外界寄予厚望。它原定于2020年10月举行，因新冠疫情推迟四次，第一阶段会议于去年10月在中国昆明召开，第二阶段会议因疫情原因移师蒙特利尔，仍以“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

舆论认为，本次会议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可以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时刻。

最大任务在于，达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将是自2010年“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通过以来的第一个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包含22项可衡量的目标，比如扩大保护区、减少农药污染、解决入侵物种、逐步取消有害自然的公共补贴等。

最引人注目和最具争议的目标是，承诺到2030年保护地球上至少30%的退化土地和水域。这对较贫穷国家和原住民社区尤为重要。然而，谁来为相关费用埋单，各国意见不一。

最关键的变化在于，各方将引入一种衡量和跟踪框架目标执行进展的机制，并要求缔约方定期报告进展。2018年上届大会承认，各方于2010年达成的“爱知目标”执行情况不佳，20个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人们认为，失败的一大原因在于，缺乏监督和审核机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指出，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涉及生物安全、生物遗产资源保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责任、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比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因素更复杂。与去年第一阶段比，第二阶段更值得关注。它将制定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擘画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蓝图。目前，上述框架的结构和核心内容已经确定，但仍有一些具体议题有待敲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慧指出，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息息相关，也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大会重点讨论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由百余名专家撰写，涵盖丰富内容，包括政治目标、技术细则、监督机制等。各方希望，大会能出台一个类似于《巴黎气候协定》、具有约束力的全球协议，使生物多样性得到重视、保护、恢复，使生态系统服务得到维持。不过，各国对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内容仍有不少分歧，仍需在会议中进行更多讨论。

难点

外界关注，谈判的难点究竟在哪？有观察人士指出两大方向。

一是文本仍有分歧未解。据称，文本草案上还留着不少“括号”，标注出各方尚未统一的表述。比如，围绕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获取等议题，各方仍存在一些争议。又如，针对2030年保护30%土地和水域的目标，一些土著部落担心，西方环保主义者可能会借此侵犯其权利。

二是资金问题仍未谈妥。与气候治理相似，富国和穷国间裂痕明显。发展中国家呼吁富裕国家每年至少向贫困国家的基金投入1000亿美元，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有消息称，各方仍在争论由谁来管理相关融资。

于宏源指出，一直以来，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存在一些不足和困难。本次会议期间，各方仍有一些细节需要磨合。

首先，国家层面存在机制和能力短板。一些国家没有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不少国家的行动计划和国家报告难以量化和评估，究其背后，可能还是经济能力和资金不足。

其次，缺乏“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支撑。与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谈判情况不同，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中始终没有重点强调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特别是在建章立制方面，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作用远不如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谈判表现。

再者，广泛参与度、规则监督、信息透明度建设仍有不足。《巴黎气候协定》囊括减缓、透明度、全球盘点、适应信息通报、资金技术转移等综合履约框架，190多国制定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但是，生物多样性治理在履约、信息通报和监督等方面进展缓慢，只有中国等40多国制定了国家行动方案，很多国家缺乏基本的软硬件监测设施。

亮点

面对机遇和挑战，外界呼吁，各方应求同存异，展示诚意和决心，携手呵护蓝色地球。

也有观察人士发现，从近期在日内瓦等地举行的筹备会看，一些积极进展让人欣喜。

比如，框架目标上，措辞更具体、可衡量，不是仅仅承诺“农业更环保”，还要具体到“将何种农业化学品减少多少量”“在多长时间内完成”“以何种方式跟踪进展”等。又如，各方态度上，国家领导人、企业高管、普通民众都比以往更关注生态环境议题。

更受关注的是，中国仍是本次会议的主席国。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一直用实际行动为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作出贡献。

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一直积极履行公约及其议定书。成为本届大会主席国后，尽管遭受疫情不利影响，但中国与其他缔约方一同努力，试图弥合南北阵营间分歧，维护生物多样性谈判的势头。

去年，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顺利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频出席并发表讲话，宣布中国率先出资15亿元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等一系列东道国举措，展示了中国的决心与行动。大会通过《昆明宣言》，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信心和动力。

于宏源指出，中国将“生态文明”作为大会主题本身就是一大亮点。这是一项对人类发展极为重要的系统工程，中国对此高度重视，已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生态文明既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包括全球环境治理的一系列理念和措施，比如“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

“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中国推出理念的同时，也向国际机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于宏源说，近年来，中国在提交生物多样性履约计划等方面表现积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救灾、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帮助。2019年起，中国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

曹慧指出，中国作为大会主席国，不仅体现了通过实际行动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想法，也符合中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长远规划。大会主题中“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提法，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一脉相承。这是我国未来生态发展的长期目标，也体现了中方参与全球治理的宏观战略。

外界期待，在这场有关环境的重大政府间谈判中，中国将继续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促成兼具雄心、务实和平衡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