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说：“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长久以来，范仲淹成了读书人进取精神的标杆。

范仲淹生于989年，于1052年去世，今年恰逢范仲淹去世970周年。历史小说《范仲淹》的出版正逢其时。

作家郭宝平选择通过历史小说走近范仲淹，他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进入由文本构筑的历史现场，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将历史的片段与片段、细节与细节勾连起来。在他笔下，一个更为真实的范仲淹，从历史中走出来，有血有肉。

「不再敬而远之，而是亲而近之」

上观新闻：有关范仲淹的书并不少，您之前也说不想人云亦云，这本书区别于以往范仲淹相关作品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郭宝平：范仲淹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人们所了解的范仲淹，是儒家树立的一个标杆人物，加上了很多光环，实际上已经脸谱化、符号化了。或许正因如此，尽管写范仲淹的书也不算少了，但以他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几乎是空白的。我写《范仲淹》，就是要填补空白，将一部真实、立体、全面反映范仲淹一生的历史小说呈现给读者。

提到这本书区别于以往写范仲淹的作品的最大特点，我自己不好下结论，但可以从我写作过程中两个努力的方向上来观察。第一，摆脱脸谱化的窠臼，把范仲淹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这样的人是立体多面的，甚至是复杂的。只有真实，才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我希望通过这部小说，让人们对范仲淹不再敬而远之，而是亲而近之。第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不仅吸引读者读下去，还要久久回味。为此，不可枯燥地介绍范仲淹的生平事迹，更不是自以为是地评价一番，而是穿越时空隧道，回到宋朝的历史场域，通过故事情节、心理描写，让人读这本书，仿佛是在与真实的范仲淹相伴而行，能够体会他的七情六欲，同慨他的百感交集，感受他的忧乐自适，油然汲取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力量。如果我的这两个努力方向成功了，说这是本书的两个特点我认为是成立的。当然这应该由读者去判断。

上观新闻：历史小说也是小说，是小说就要有虚构，这与您追求的真实性显然是有矛盾的，您是如何调和这个矛盾的？或者说，如何让读者相信，您笔下的范仲淹符合历史真实？

郭宝平：先说一个趣闻。文化学者解玺璋先生对历史小说有成见，在《范仲淹》分享会上就直言不讳，将历史人物写成小说，面临文学虚构跟史实的冲突，其中的内容说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看历史小说浪费时间。我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分享会上不好直言。有一天，一位熟人把解玺璋先生凌晨时分在朋友圈发的一段文字转发给我，我一看，是一篇《范仲淹》读后感。文中说：“郭宝平先生的《范仲淹》有很多新意，可以更新我们对范仲淹这个人物的认知。这本书并非人物传记，而是一部文学作品，但作者在史实考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而人物显得很扎实，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细节描写也极富历史感，绝非戏说，很容易把读者带入范仲淹生活的历史情境中，是一部难得的历史人物小说。”

其实文化学者对历史小说有偏见，也不难理解。一个时期里，胡编乱造的历史小说大行其道，严重误导了读者。正如有学者所说：“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这是历史小说作家的悲哀。我写历史小说的初衷，就是向胡编乱造历史的现象宣战。在我看来，历史小说既然以真实的往往又是知名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就应该对真实性负责，尽可能去重现历史风云中的真实人生状态。真实性应该成为历史小说的特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范仲淹》这部小说，所有的人物和事件、时间与地点，都有史料依据，经得起历史学家考证。

当然，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允许而且必须虚构。因为历史本身就有太多谜团，太多留白处；况且，要想还原真实的范仲淹，需要大量细节，而历史文献对细节的记载很少。这就需要适当虚构。但历史小说的虚构是有前提的，即不能凭空编造，而应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结合思想资源、典章制度、人物性格与命运等作出推理。以推理尽可能还原史料中缺失的历史，是历史小说的优势。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通过推理或者说合理想象，将隐匿于纷繁历史尘埃之中的深刻人性一一展现出来，从而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这也是我选择以历史小说方式塑造范仲淹历史形象的主要原因所在。
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这种努力得到了史学界、文学界的高度肯定。

宋史专家虞云国教授审读后说：“以小说笔法写历史，摹绘形神影，兼具信达雅，《范仲淹》庶几无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帆教授评论说，《范仲淹》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丰满的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它为当下书写历史题材小说重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是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艺术巨制”。

上观新闻：如何理解丁帆教授所说的这种严肃的范式？

郭宝平：我开始写历史小说，并没有模式、范式这些概念，只是琢磨如何确保真实性，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同时要摆脱历史著述只在圈子里有读者的窘境。如何理解这种范式？或许可以把“严肃的范式”简单理解为是依托历史写小说，以小说的笔法写历史。进而言之，就如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先生所说：“超越时间的障碍和时代的阻隔，进入时间深处，去打量他们具体的处境，描绘出他们在历史中的声音、心灵、整个复杂的充满人性的形象。”

「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有自己的无奈和惆怅」

上观新闻：有人评价，范仲淹是用一把烂牌打出了“王炸”的人生，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郭宝平：我总体上赞成这个说法。范仲淹虽然不是最底层出身，但由于特殊的身世和家庭环境，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是非常艰困的，常常忍饥挨饿，甚至一度差不多做了流浪汉。如果他向命运低头，很可能只是一个抄写文书之类的小吏或者私塾先生。但他牢记儒家君子自强不息的教诲，通过国家提供的制度平台，进入了上升通道，直至成为国家的栋梁，“隐然一柱在明堂”。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文教、社会各个领域，都有不凡的建树，影响深远。所谓时势造英雄，范仲淹个人努力是一个方面，时代的造就更不可忽视。范仲淹身上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到时代的局限，也有自己的无奈和惆怅。范仲淹一生最大的功业是经略西事和庆历新政，这两件大事都不能说有多成功，但并不妨碍人们对他自强不息精神的推崇。

上观新闻：您说后世在范仲淹身上不断累加光环，有这样的例子吗？是不是说范仲淹被后人拔高了？

郭宝平：到过苏北沿海的人可能都听说过范公堤，宋朝时叫捍海堰，首倡者是范仲淹，但是这道捍海堰是张纶筑成的，当年的泰州百姓为张纶建生祠，范仲淹还专门著文以颂张纶之功。现在一说到捍海堰，就说是范仲淹所筑，所以命名范公堤。再比如，提到范仲淹在西北抵御西夏，无不说他胸中自有百万甲兵，别人总打败仗，他一去局面立马改观云云。可惜历史真相并非如此。范仲淹到西北后，宋朝仍然是接连打败仗，以至于宰相哀叹一战不如一战。范仲淹也时常为负疚感所折磨，朝廷提升他的官职，他说自己羞愧到无地自容。这些事例说明，后世为树立范仲淹这个标杆，不断累加光环，不可避免地有拔高的嫌疑。

但是，另一方面，站在当代视角加以审视，对范仲淹的认识还有不到位的一面。他在政治、经济领域，都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这是历代儒家认识不到的。比如政治上，庆历新政十事中的第四事为“择官长”，其中一项内容是行举官之法：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二府各选转运使、提点刑狱10人，大藩知州10人；两制公举知州10人；三司、御史台各公举知州5人；知开封府、推官公举知州5人；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同举知州5人，知县及县令5人；诸州知州、通判共举知县及县令2人，汇于审官院、流内铨，举主多者，先行任用。这实质上是破天荒地引入有限选举的重大创新。经济上，范仲淹晚年主政杭州，面对特大水灾，创造性地实施“荒政三策”：大兴公私土木之役、纵民竞渡、提高谷价，借以刺激生产以及兴办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这些举措远远超出了常规的开仓赈灾的范围，有学者认为此举可谓凯恩斯主义的“鼻祖”。

上观新闻：这种超前意识还表现在，范仲淹特别重视办学。

郭宝平：范仲淹确实很重视办学。他在地方任主官，所到之地，第一件事就是办学；他主持庆历新政，推出府州普遍设立官学政策。范仲淹之所以重视办学，与他的早年经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受到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意识支配。

范仲淹出生时，五代十国最后一个政权——北汉灭亡才10年。经过唐末五代百年战乱，庠序失教，官学无存，宋朝建立后忙于混一四海，办学的事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像范仲淹、欧阳修这些低级官员的子弟，求学就相当不易。这个经历对范仲淹热衷办学多多少少会有影响。但范仲淹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认为：“古圣王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布衣学者胡瑗认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胡瑗的这段话可以说就是范仲淹的教育思想，范仲淹因此特别看重胡瑗，识拔于草泽。

「战略思想不仅是务实的，而且是深谋远虑的」

上观新闻：对西夏战略，范仲淹与韩琦尖锐对立，有人说范仲淹是主和的，是不是这么回事？他的积极防御策略到底是什么？

郭宝平：西夏本是宋朝的藩属，但元昊继位后公然建国称帝，宋朝视为反叛；元昊又主动挑起战争，宋仁宗不得不起用韩琦、范仲淹等文臣率军抵御，时人谓之经略西事。范仲淹是文弱书生，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也没有到过前线。他对西夏的战略有一个变化过程。

初到西北，实地考察了前线的军备、士气，历史和现实让他得出结论，急于出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屡屡向朝廷进言，反对韩琦提出并得到朝廷支持的大军深入征讨西夏战略，为此与韩琦等主战派发生激烈争论。所以历史上有人说范仲淹主和，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范仲淹的战略思想是有变化的，或者说是与时俱进的。当宋朝军事连连失利，特别是后来强大的辽国也败于西夏后，人们认识到范仲淹当初的主张是正确的，主和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国策，范仲淹却主张由防守转为进攻，还提出了步步为营进取西夏的“横山策”。直到晚年，他还为“横山策”得不到实施而喟叹。所以，笼统说范仲淹主和是不准确的，后人一般把他的战略概括为积极防御。

范仲淹在世时，辽国败于西夏的事实和他去世多年后熙河开边的过程，都证明范仲淹对西夏战略不仅是务实的，而且是深谋远虑的。

由此可见，笼统说范仲淹是军事家也无不可，但说他指挥战争的才能如何高超是夸大其词，说他是军事战略家是比较准确的。

上观新闻：宋仁宗为何委任范仲淹主持新政？看了您书中对庆历新政的描述，感到您与有关庆历新政的流行观点似乎有较大差异，是不是这样？

郭宝平：由于宋夏战争中宋朝屡战屡败，辽国又趁火打劫，违约施压宋朝增加岁币，以明君圣主自居的宋仁宗深受刺激，思振作以有为，遂在庆历三年起用范仲淹等进入中枢，实行新政，谓之庆历新政。当时朝廷里有两位宰相，其中一人还是范仲淹尊为师长的晏殊，而范仲淹只是参知政事也即副宰相，但宋仁宗以点名让范仲淹回答手诏、条陈时政的方式，事实上委任他主持新政。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时范仲淹的名望很高，宋仁宗此举是顺从“民意”。

宋朝前期，士大夫以冲晦自养，人人因循，不复奋斗。范仲淹则以直言谠论倡于朝，数以言事动朝廷，又“梅福官卑数上书”，呼吁兴利除弊，赢得了欧阳修、石介等一批官场新进的拥护，一时大有范仲淹不出则国运难昌之势；加上他经略西事的策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以当时的舆论氛围，宋仁宗要振作有为，非委任范仲淹主持新政不可。
庆历新政并不是范仲淹主动发起的，而是在宋仁宗的一再催促下匆忙登场的。范仲淹主持新政的时间只有10个月左右，随着他和富弼外出巡边，新政又勉强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夭折了。

我对庆历新政的看法与流行的观点确实有很多不同。事实上，当时没有人整体上反对新政，只是对新政中的某些内容及其推进方式提出不同意见。真正决定庆历新政走向的是“国际环境”和宋仁宗、范仲淹的个性。

一方面，庆历新政期间，“国际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来担心契丹人和党项人勾连夹击宋朝，出人意料的是辽夏发生了战争，西夏急于与宋达成和平，重新称臣；辽则在受到西夏重创后对宋的态度大为缓和。因受“国际环境”刺激急于推行新政的宋仁宗大大松了口气。另一方面，范仲淹以言得用，成了当权派，“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蜂起，哗然不安”。对新政“任子恩薄，磨勘法密”的非议，让宋仁宗感到有损他的明君形象，尤其是范仲淹为推行新政引荐了不少人，交结朋党的议论四起，引起了宋仁宗的警觉。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范仲淹交结朋党的议论甚嚣尘上，宋仁宗对范仲淹和新政的支持发生了动摇。

但是，我不认同庆历新政失败这样的结论，且不说新政十事并没有完全废止，更重要的是，范仲淹所开革新之风并没有中断，而且他所提出的新政十事，有些保留了，即使是被废止的事项，有些后续仍然有新进展。这层意思在书中描述的范仲淹与王安石在西湖游船上的谈话里有反映。此外，不得不说，范仲淹的连襟郑戬在西北先后引发的滕宗谅案、水洛城案，对庆历新政造成严重干扰，也大大损害了范仲淹的威望。我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来描述庆历新政的。

「“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上观新闻：历来对《岳阳楼记》的解读有四说：“规劝”说、“策励宣言”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和“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对此，您怎么看？邀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滕子京，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郭宝平：时至今日，范仲淹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来自《岳阳楼记》。只有深入了解范仲淹的人生经历，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之后，才能对《岳阳楼记》有精准把握。实际上，《岳阳楼记》是“借题发挥”，抒发的是范仲淹对宦海沉浮的感悟以及对儒者的期许，其中也不乏释道两家的教义。说他有规劝、策励或提倡某种精神，也不能说是错的；但说《岳阳楼记》是赞扬滕子京精神，显然是对滕子京这个人缺乏了解得出的错误认知。

滕子京名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同榜进士、好友。他受范仲淹举荐出任环庆路帅臣。此公为人疏散，好荣进，花钱大手大脚，御史弹劾他浪费、贪污，当朝廷派人前去核查时，滕子京抢先把账本烧掉了。这自然引起皇帝和大臣们的极度愤怒。按照宋朝法律，举主要与被举荐人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滕子京果真贪污公用钱，就属于私罪。可滕子京把账本烧掉了，朝廷只能认定落实不了去处的三千贯公用钱是滕子京贪污了，按照法律要判死刑。

此时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正在推行庆历新政，滕子京案一出，顿时将他陷入尴尬之地。举朝都说滕子京该杀，范仲淹只能硬着头皮形单影只地替滕子京辩护。当然，不能认为范仲淹为滕子京辩护就是出于私心，他的主要理由是滕子京是帅臣，如果不阔略细故太过计较，就会动摇守边军心，造成边军人人自危的局面。宋仁宗此时对范仲淹很信任，顶着压力，最后将滕子京贬到岳州了事。这件事对范仲淹的威信损害很大。

仅从此案看，滕子京脱离不了贪污的嫌疑；但范仲淹认为滕子京烧账本是怕牵连他人，并不是心虚，他不可能贪污。滕子京后来从岳州提调到苏州，死在任上，因为宦囊羞涩，还是朋友集资才为他办理了后事。由此看来，说他是贪官，似乎又对不上号。我倾向于认同范仲淹的说法，滕子京其人不是贪官，只是为人豪爽，花钱大手大脚。

即便如此，范仲淹也不会赞扬他的精神，因为范仲淹是非常节俭的人。当然，他也为滕子京的遭遇感到惋惜，因为在范仲淹心目中，滕子京是难得的“军旅才”，因为细故被弃之不用，无论对滕子京个人还是国家，都是损失。

上观新闻：范仲淹就是一座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如今，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并继承范仲淹精神？

郭宝平：随着时代变迁，范仲淹当时的一些做法，未必值得效法；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为维护道义奋不顾身的勇气、以诚待人的胸襟、坦然面对挫折的达观，都是值得推崇的。尤其难得的是，范仲淹始终保持着儒者的真性情，也可以说这就是保持初心。范仲淹初入官场写过一首咏瀑布的诗，其中有“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之句。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初入仕途，大多抱有一腔忠君报国、康济黎庶的热忱，但一番曲折离合、摸爬滚打，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者，凤毛麟角，范仲淹却没有动摇过。王安石称赞他“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要以为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就忽视了家庭。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爱家、喜欢享受天伦之乐的人。因为，按照儒家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连家都不爱，很难指望他爱国；如果连父母都不孝，很难指望他忠君。范仲淹是真儒，他不仅明白这一点，而且做到了这一点。

《范仲淹》
郭宝平 著
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