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8年度好书《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作者张经纬，推出了姊妹篇《诸子与诸国：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

书不是“大部头”，但作者极具学术野心，试图以此书打破历史与哲学的分野，带领读者回到诸子百家的竞技场，看古代哲人如何应对大时代的风云变幻。

《诸子与诸国：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
张经纬 著
中华书局

全景与特写

上书房：2018年《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以下简称《四夷居中国》）出版，我读时常常禁不住感叹——天哪，还可以这样“看”古代中国！它切入中国历史的角度很奇特，构思很宏大，读下来有很多意外收获。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它“破圈”成了畅销书，被很多图书榜单评为年度好书。今天这本《诸子与诸国：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以下简称《诸子与诸国》），您说是《四夷居中国》的姊妹篇，那两书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

张经纬：两者在主题上存在一定的连贯性，但绝不代表内容上的重复，更多是一种在不同维度上的探索和尝试。

《四夷居中国》将中国历史上各人群的活动，投射到东亚大陆的地理构造上，运用人类学方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上——上溯夏商周，下迄明清——众多人群留下的传说和谜团，对这些古代人群崛起的原因和最终走向，提出我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可能与大家以往的历史认知挺不一样的。总之，我试图描绘一幅东亚人群迁移和文化变迁的动态图景，打通东亚大陆史前史与文明史的巨大分隔，传递一种高于一族、一政权之进程的完整的人类史观。

《诸子与诸国》则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脉络作为主线，通过对东周列国主要人群迁移趋势的动态描述，重新为诸子百家的纷至沓来绘制“地图”。在这本书里，我做的努力是，突破以往将东周历史与诸子思想分开叙述的既有范式，将诸子哲思置于各国历史演进互动的背景下，提出中国古代思想起源的新范式。

这么一介绍，大家就能发现，在两本书里，我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致的，只是《四夷居中国》像是全景，《诸子与诸国》更像是特写。

上书房：对于还没读过《四夷居中国》的读者，阅读《诸子与诸国》会有什么障碍吗？

张经纬：不会有障碍，但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已经读过《四夷居中国》的读者，可以从尾章“诸子第十二”开始，然后回到首章按顺序读，这样或许能让大家获得一种与先哲激辩、不明不休的乐趣。对于未接触过前作的读者，建议从第一章“西周第一”开始按顺序读，这能让大家在重新了解东周历史的同时，获得抽丝剥茧般的解谜快感，实现与诸子百家的跨时空重逢。

上书房：诸子的思想浩瀚庞杂，诸国的变迁复杂曲折，如何写得精练可读？

张经纬：一本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只牢牢抓住我的“纲”来写。这本书的写作脉络不复杂。首先，以动态视角呈现东周人群迁移的阶段性历程——简述东周历史。其次，将诸子生平主要活动的轨迹与国家进程精准对应。最后，回到中观层面，将诸子哲思视为黄河流域不同位置人群对外部局势变化的思考和回应，并打破以往儒、墨、道、法等诸家的传统划分，从全局的角度给予系统化的分析。

诸国与诸子

上书房：诸子百家已经被前人讨论了无数次，已经在古典文献、中国哲学、先秦史、考古学等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厚的成果，对每一个贸然进入的后来者来说，充满了知识上的壁垒和挑战。您为什么还要选择这个主题？

张经纬：诸子百家的研究历史悠久，甚至在其诞生伊始，就有对它的研究。比如，同列诸子的荀况评价“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司马谈也曾在《论六家要旨》中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核心观点和差异。晚近以来的讨论更加数不胜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尤其给我启发。

但是，古今这些研究各有侧重，自然也就各有不足。古人虽然在经验上接近诸子的时代，但论说往往过于简略，逻辑上也不甚严密；后世学者博采众长，考证精密，可在经验上难免疏远，容易陷入语义上的繁复演绎而难以自拔。

综合起来，我认为以往的研究通常存在这两个问题。

第一，那些远离我们的古代思想家，会随着时空上的距离，断裂了与历史情境的固有联系，而变得标签化、“语录化”，使我们以为“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哲学”，忽略了哲学观点原本根植的现实土壤。后世研究的“过密化”，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刻板印象，最终，诸子哲思以“经典”的形式，成为后人行为的标尺，束缚了后人的思维。

第二，自古以来，由于先秦文献的作者占诸子百家的绝大部分，主要来自太行山以东、黄河下游的平原国家，他们一方面确实留给我们有关东部国家的丰富记录，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观察视角上的局限性，使后世研究者无法建立一种从黄河上游、中游至下游的总体观察。这种缺陷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使得文献研读者往往不由自主地将自身代入为黄河下游人群（齐、鲁）中的一分子，而将中、上游人群（晋、楚、秦，甚至周、郑）“他者化”。这种“人—我”对立的二元关系，无疑会对先秦文献的理解造成损害，影响先秦哲学、史学研究的结论。

这本书的源起便基于我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前面说到，在写作《四夷居中国》时，我已经形成了超越一国一族的维度，从宏观层面重现东周国家演进的动态历程。这一知识基础，使我有可能将诸子百家的哲思从单纯的哲学讨论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东周各国政治—经济变迁的进程中加以思考，以实现对诸子学说本来面貌的最大还原。我的核心思路是：所有的哲学思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冥想的产物，而是哲学家对所处时代格局、社会结构变化的反馈。这一原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本书实质上是一种将先秦哲学与先秦史这两个高度重合的领域进一步糅合的试验，它并非传统“经史互为表里”方法论的复现，而是一种历史与思想之间更精确的映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充分呈现这一诸子间思想角力的天然竞技场，我们才能有机会重建诸子哲思背后的行动逻辑与脉络谱系。

上书房：是什么启发了您如此“动感”的研究方法？

张经纬：这种哲学思想与时代背景互相映射的想法，源自我从本科时代就开始尝试翻译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宗教学教授伊万·斯特伦斯基的《二十世纪神话学的四种理论：卡西尔、伊利亚德、列维-斯特劳斯与马林诺夫斯基》一书，他在书中采用剑桥大学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提出的“语境主义”方法，讨论了魏玛共和国之于卡西尔、罗马尼亚当代政治之于伊利亚德等学者有关“神话理论”的创造过程。

七八十年前，来自欧陆的神话研究者们，几乎同时提出了众多神话理论。斯特伦斯基研究发现，这些理论家生平所经历的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的众多历史事件是这些理论诞生的现实土壤。那些表面上在讨论开天辟地创世纪的神话学著作，其实都是借着对古代神话的讨论，剖析欧陆社会当时种种光怪陆离之状。表面讨论的是神话、是哲学，其实说的都是时政。

初遇这一观点，并没有让我产生醍醐灌顶的感觉，但它留在了我的头脑中，蛰伏多年，直到我为《四夷居中国》而读《盐铁论》时，突然悟到，古人如此强调“孝悌”美德，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的。那就是，当时几乎遍及全民的军役、徭役，使得民众无法“顺孝悌”。此后我便豁然开朗，中国历史上包括“孝悌”观念在内的诸多哲思，在刚出现的时候，不是后人所理解的“隔空喊话”，而都有着对应的真实的社会场景。以这个时刻为分水岭，此后我就彻底领悟了斯金纳的“语境主义”。

扶大厦之将倾

上书房：诸子有各自的立场，您如何在这样一本“小书”里，让读者对他们的差异性一目了然？

张经纬：我在书中有一个比喻。春秋战国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往东迁移，好比一幢正在发生倾斜的高楼。第一个想把这大楼支撑起来、让它复位的，是儒家，非常勇敢。但儒家有一个问题，就是很注重外表礼仪。他们去撑扶的时候都要穿得非常正式。这引起了另一些人的不满。他们觉得为了把楼扶正，根本顾不得衣冠楚楚，只求拼尽全力、竭尽所有，这些人就是墨家。

有人出力，肯定也有人偷懒。有些人觉得，撑扶高楼这件事，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也不多我一个，于是袖手旁观，这个派别称作杨朱学派。他们的名言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为后世贡献了一个成语，一毛不拔。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于撑扶高楼这件事还是很有信心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个派别叫作子夏之儒，他们是孔子的继承者中相对最讲究效率的一群人。还有一些孔子的继承人，认为追求仪式感比追求效率重要，于是，他们继续遵守古训，这些人就成了孟子的追随者。

在撑扶的过程中，有些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分享给大家，这些人就是兵法家。另外一些人觉得单靠自己一家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联合其他人一起行动。这一批人早期被称作名家，后期被称作纵横家。

高楼倾斜得越来越厉害，变成了危楼，撑扶的阵营出现了分化。有些人觉得这样撑扶很吃力，希望集中所有力量，一下子把楼扶正，一劳永逸。这批人就是后来的黄老学派。另外一些人觉得，撑扶不如破旧立新、重建新楼。这一派成了法家。

还有害怕危楼倒下来压到自己的，纷纷去找安静的避难所，这就是老庄一派。

这么一捋，诸子百家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兵法家与他的国家

上书房：用“语境主义”研究方法来分析诸子百家的各种观点、言论，会有哪些新发现？

张经纬：有很多。这种研究方法，让我得以了解古人言行的前因后果，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我用大家都比较喜欢和熟悉的兵法家来举例。

我们以前都觉得兵法家很厉害，可是，那些发明兵法或者以兵法家著称的国家，却都没有笑到最后，看起来如此了不起的计谋战术，居然没有让那些国家成为历史的胜利者。

比如，春秋时期的吴国和战国时代的齐国，这两个国家分别有孙武和孙膑两位杰出的兵法家，给后世留下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法。这两个以兵法家著称的国家在当时都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或者说是河流的最下游入海口——一个是长江入海口，一个是黄河入海口。他们需要应对来自江、河上游多个人群的冲击。吴国的西边有楚国，南边有越国，北边有齐、鲁这些中原国家。在这样一种几乎四面被包围的格局之下，他们要应对的战争数量远远超过当时其他国家。久病成良医，仗打得多了，总能总结出很多经验，这些经验写下来就是兵法。但有了兵法也不能保证一定打得赢。

因为，吴国和齐国常常疲于防守。他们积累的战争经验，基本属于防守战，少了主动进攻的经验，无法根本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古往今来，大多数战争都是一方以数倍对方的优势兵力，实现对敌人的压倒性胜利。以弱胜强的战争，在数量上远不及前者，但“物以稀为贵”，像围魏救赵这类巧胜，被写进历史。

上书房：除了对诸子百家，这本书对春秋战国时的历史进程又提供了哪些新的见解？

张经纬：这本书的核心是理解诸子百家的思想脉络，但基础是重新梳理春秋战国的形成过程。我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放到当时更大的“国际”角度来分析，得出了一些和前人不太一样的观点。

以吴国和越国的历史变迁为例。我生长在上海，处在传统上吴越文化的核心地区，从小就听说了西施、夫差、勾践、伍子胥等人的故事。在历史传说中，吴国和越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实际上，我们这片苏南浙北的区域，有着有共同起源的语言和非常相似的文化习俗。吴越是怎么从一开始打得不可开交的两个国家，融合成如此紧密的一个区域的？让我困惑的还有：吴国为什么要去中原争霸？越国也很奇怪，明明一开始就被吴国打败，后来怎么反击成功的？这两国的历史非常短暂，相关文献不多，留下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光研究吴国和越国的历史不能解开谜团，而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更大的视角，于是我就把吴国西边的楚国和北边的齐鲁等中原国家纳入进来。于是发现，原来这几个国家的历史都有密切的关系。最开始，长三角这片区域里最北边的苏南一带因为和北方国家最先接触，于是最早形成了南北兼容的吴文化。该区域由于位于长江下游，很容易受到西部长江中游楚文化的影响。吴国为了抵抗楚国拼尽全力，但还是由于实力有限，经常受挫。于是，吴国就想到了更南方的、与之同源的越人群体。越人在吴国激励下努力作战，获得粮食、军功等方面的奖励。其中战功卓著的越人首领，建立了早期越国。吴越间的积极合作，为吴国前期战胜楚国奠定了基础。

但是，楚国对吴国的威胁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吴国对越国的军事需求也就一直存在。一旦越国首领不愿意服从吴国的调遣，吴王就会出兵镇压、警告越国。越王的反抗，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破裂。这就是所谓的“吴越争霸”的真相。

吴国和楚国之间的战争还产生了很多其他影响。比如，在楚国侵略长江下游国家的过程中，推动了很多江西一带的干越人群通过浙南加入越国军队，导致越国在和吴国的冲突中变得越来越强，而吴国变得越来越弱。腹背受敌让吴国只能选择举国向北方迁移，这才形成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吴国北上“黄池争霸”。而越国在兼并吴国留守人口的过程中，再次完成了吴越的融合，形成了今天吴越一体的格局。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吴国向北迁移的过程对孔子所在的齐鲁大地造成巨大冲击，给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间接推动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

通过了解吴越历史过程，为重新解读诸子思想提供了新的渠道。思想离不开历史，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思想的来龙去脉，需要我们引入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视角，才能真正揭示出来。

张经纬 上海博物馆馆员，人类学学者，专栏作家，译者
长期从事人类学、民族史、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
尝试全新的人类史写作，力图向公众传播学术新知

延伸阅读

《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
张经纬 著
中华书局

地理构造将东亚大陆隔成几个相对独立又彼此相通的区域，那些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群，呈现出以不同生计类型为特征的文化。同时，不同区域的人群借助特定的地理“通道”，建立了以物质交换为基础的联系网络。随着人群互动的发生，生态—人口压力或政治策略推动了人群在区域间的迁移，从而改变历史的进程。

本书不拘泥于“华夏中心”观念，将互动人群置于平等的舞台，将中国历史上各人群的活动，投射到东亚大陆的地理构造上，运用人类学方法重新解读中国历史。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
张经纬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本书跳出历史叙事的套路，用文物背后的信息拼接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用开放的多学科视角刷新我们的固有认知，串联起一条简明新颖的中国史脉络。

《与人类学家同行》
张经纬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是张经纬的人类学主题书评集，他用书评搭建起象牙塔与公共领域之间的桥梁。通过阅读、评价人类学经典作品，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数据库。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反诸己身，形成自己的学术价值观和评判标准，更好地将人类学与当下中国和当下世界联系在一起。

《田野：一个人类学者的成长纪实》
张经纬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张经纬的田野随笔集。他的“人类学者成长”过程，其实也是每个人的自我成长之路——面对他人与外部环境时，从充满隔阂、碰壁，到主动理解，获得同理心，并在每一次不尽如人意的“田野”中学会坚强与自立，找到与自己、世界和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