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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一百岁”的阿Q,还有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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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郜元宝 2022-09-24 10:01
摘要:《阿Q一百年》激发读者去深思鲁迅在塑造阿Q形象时所寄托的关于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整体思索。

题图:“阿Q”剧照

《阿Q一百年: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探微》(以下简称《阿Q一百年》)一书,为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历三十年沉淀而成的新著。该著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既从学史论、典型论、悟性论、历史论等大的宏观视野入手,又从微观视角深入揭示阿Q精神现象活泼而又深邃的含义;还从各个发展历程考察人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种种变化。


《阿Q一百年: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探微》
张梦阳 著
商务印书馆

借助阿Q这一人物形象和世界文学中经典角色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夫的 比较,作者试图启发读者重新认识自身和所处的世界。


“阿Q”的生日

鲁迅的不朽名著《阿Q正传》,起初是应他学生孙伏园(《晨报副刊》编辑)之请而创作的,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每周或隔周连载于《晨报副刊》,1922年2月12日全部登完。《阿Q正传》的报纸连载从1921年底跨到1922年初,全部问世应该是1922年。现在读者看到小说结尾的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难道鲁迅那时就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然后才不慌不忙地逐章发表?

其实《晨报副刊》连载时,结尾并无“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的字眼。这是《阿Q正传》收入《呐喊》(1922年底编就)时鲁迅的追记。据1922年2月2日鲁迅日记“寄何作霖信,并稿一篇”可知,直到那一日鲁迅才将小说结尾“第九章 大团圆”寄给接替孙伏园做责任编辑的何作霖,1922年2月2日才是鲁迅这部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唯一在报上连载的作品)竣工之时。

鲁迅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实际上也确乎如此。在鲁迅写于1907年的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能看到阿Q的雏形——

故所谓古文明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

阿Q形象可谓早已烂熟于胸,但落在纸上却并非一气呵成。现存《阿Q正传》一页半手稿显示鲁迅是如何在细节上反复修改的。他不可能全部写完,再分章寄给编辑,而是像挤牙膏一样慢慢挤出,还要挤得前后严丝合缝,这就大非易事。十多年后谈到“连续的小说”,鲁迅还大叹苦经:“至少非常常连载不可,倘不能寄稿时,是非常焦急的。”这种经验之谈,恐怕主要就来自《阿Q正传》诞生时的精神阵痛吧?


阿Q是鲁迅笔下经典的文学形象之一

有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有人说《阿Q正传》诞生于1921年,有人说是1922年。前一种说法有两个根据,一是小说最初在报上连载始于1921年底,1922年底鲁迅编《呐喊》时又追加了“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的落款。但这个落款乃是误记。《阿Q正传》在1921年才刊出前四章。直到1921年底人们还只能读到小说前四章,后五章到1922年2月12日才陆续登完,而《阿Q正传》竣工是在1922年2月2日。《阿Q正传》以完整面目问世,或者说《阿Q正传》的生日,无论从创作还是从发表的角度讲,都只能是1922年。

但阿Q的生日可以算在1921年12月4日。这一天他登台亮相,从此天地间就有了一个活脱脱的阿Q。至于小说在1922年2月2日竣工,2月12日连载完毕,那不妨理解为已经诞生的阿Q逐渐长大成人,逐步展示他完整形象的一个过程。

1921年12月4日是阿Q首次露面。1922年2月2日为《阿Q正传》竣工之日。直到1922年2月12日《阿Q正传》才完整问世。这是关乎《阿Q正传》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抛开历史癖和考据癖,不必过于纠缠细节,则肯定上述三个时间都是阿Q及《阿Q正传》的生日,大概也不算太“有乖史法”吧。

一项主张与三点追问

在2022年《阿Q正传》完整发表一百周年之际,“鲁研界”关于阿Q及《阿Q正传》最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之一,无疑是张梦阳先生的《阿Q一百年》。张梦阳过去饮誉学界的三部大书,即《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鲁迅学通史》《苦魂三部曲》,借用儒家传统说法,都属于“为人之学”,但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又是“为己之学”,只不过限于体例,未加展开而已。到了这部《阿Q一百年》,张梦阳苦行僧般的“为人之学”与戛戛独造的“为己之学”,终于二难并能,融为一体。

在该书“绪论”和“余论”两部分,张梦阳提出了一项基本主张和三点严肃追问。首先认为“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有他最核心的杰作”,《阿Q正传》便是鲁迅“最核心的杰作”。这是他的基本主张,很有挑战性。鲁迅的文学活动果真围绕《阿Q正传》这个核心展开,并在《阿Q正传》中登峰造极了吗?这涉及如何估量《阿Q正传》在鲁迅全部思想创作中的地位问题,也涉及如何认识鲁迅全部思想创作的整体性问题,包括《阿Q正传》之后鲁迅如何继续思考并在创作中继续面对阿Q现象。这些问题一时恐怕难下结论。以往也有人说过类似推崇《阿Q正传》的话,但鲁研专家如此定位《阿Q正传》,张梦阳还是第一个。他基于自己对“阿Q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并考虑到阿Q形象的广泛传播,慎重提出这项基本主张,值得我们深思。

三点追问是:第一,应该如何从学术史反省中获得鲁迅研究真正的“前沿意识”?第二,“前沿意识”是新奇而悬空的命题,还是“原始的学术问题”?第三,鲁迅研究应该如何保持反思力与创新力?这三点各有侧重又彼此关联,可谓“鲁研界”绕不过去的根本之问。《阿Q一百年》,正是张梦阳关于上述诸命题的自问自答。

从“思想”到“精神”

该书第一章《学术史》,梳理百年来阿Q研究的学术脉络,涉及周氏兄弟、茅盾、冯雪峰、何其芳、李希凡、唐弢、李何林、陈涌、吕俊华、林兴宅等十数位作家理论家的阿Q论。这是中国鲁迅学史专家张梦阳的本色当行。第二章《典型论》就是在第一章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独立的阿Q论。

张梦阳阿Q论的核心,简言之就是强调作为人类精神普遍弱点的“精神胜利法”,如何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内控”着阿Q的性格系统。这里的关键是将以往典型理论一向作为内核来把握的“思想”更换为“精神”,提出“精神典型”的新说法。张梦阳先生认为抓住阿Q这一文学典型的“精神现象”,就是锁定鲁迅研究“原始的学术问题”,但长期以来在阿Q研究乃至鲁迅研究中,这个“原始的学术问题”或许并未真正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长期以来,我们或许很周密地探究过阿Q身上各种“思想”性因素,却未必同样周密地探究过阿Q身上的“精神现象”。“精神”和“思想”,区别究竟何在?“精神”为何比“思想”更加切合文学的实际?为何拈出“精神”一词,就境界全出?兹事体大,张梦阳做出了可贵探索,但肯定尚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大家不妨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100年里,《阿Q正传》有过很多版本

张梦阳提出这个新说法,首先依靠他对小说原著及鲁迅本人有关“精神”问题前后期论述的深入解读。譬如他认为《文化偏至论》早就抵达“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这一贯穿鲁迅文学生涯始终的根本认识,《呐喊自序》所谓“改变他们的精神”则是进一步确认这个根本认识。在理论上,张梦阳参照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马恩对《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吸收,以及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皮亚杰、奥尔波特等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包括中国“鲁研界”百年来研究阿Q的经验与教训,又在世界文学经典中找出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浮士德、奥勃洛摩夫、伊凡·卡拉马佐夫等,作为切实的参照。

上述复杂繁重的学术操作,每一步都极其漫长而艰辛。正是通过漫长而艰辛的探索,张梦阳才最后决定批判吸收他认为鲁学史上最接近真理的冯雪峰“思想性的典型”说,由此提出“精神典型”说。他自谦这一词之差,只是“在艺术典型的大概念范畴之内”提出“新的小概念”,但我觉得这“新的小概念”确实有助于我们重新考虑业已沉寂多年的典型问题,冲破过去数十年典型研究的机械论牢笼,理顺一般与特殊、阶级性与普遍人性、唯物与唯心等令人头痛的概念纠缠,在“精神现象”领域看到在“思想”现象领域看不到的风景。当然这个“新的小概念”也还需要继续讨论,但张梦阳无疑开了一个好头。他也雄辩地证明,鲁迅研究固然要借鉴某些现成理论,但更需要(也可以)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只有这样,鲁迅研究才有可能获得实质性突破。

阿Q谱系再探索

本书第三章《历史论》梳理了“精神胜利法”的思想谱系。部分材料过去不少文章也都披露过,但这次看了张梦阳钩玄排比,还是令人吃惊不小。原来距离鲁迅最近的“精神胜利法”,并非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才滋长蔓延于清廷朝野,早在清朝立国之初,就由康熙皇帝亲自提倡,文武百官(包括阮元、李慈铭等大学者)群相唱和,甚至黄宗羲、王夫之等遗老也都未能免俗,可见“精神胜利法”如何根深蒂固,也可见鲁迅通过阿Q这个“精神典型”努力“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是如何立意高远,目光深邃。

“精神胜利法”是否还可以追溯到明清两代以前?阿Q的祖坟究竟在哪?鲁迅后来在杂文《补白》中提到宋人笔记说:“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鲁迅由此感慨“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但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结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灵盖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这种“不以实力为根本的民气”,不也是古已有之的精神胜利法吗?鲁迅晚年创作《理水》,写洪水滔天,竹筏上的难民被官船上的兵卒用飞石击中额头,一开始觉得屈辱,后来居然引以为荣,引以为傲,周围的众难民也无不羡慕。这和阿Q被赵太爷掌嘴之后的情形不是也如出一辙吗?

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思考。这也足以说明张梦阳主张《阿Q正传》是鲁迅“最核心的杰作”,并非以《阿Q正传》来贬低鲁迅其他小说和其他作品,更非隔断《阿Q正传》与鲁迅全部的思想创作的有机联系。恰恰相反,其目的乃是要激发读者去深思鲁迅在塑造阿Q形象时所寄托的关于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整体思索。

我们都不会赞同90多年前钱杏邨所谓“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说法,但我们或多或少又都觉得阿Q研究差不多可以结账,甚至早就已经结账了。再谈阿Q,无论曾经热闹一时的“典型”问题,还是时下学者们津津乐道小说的文本细节,都难出新意,但拜读《阿Q一百年》,我们再次发现不仅阿Q没死,对《阿Q正传》的研究也远远未到画句号的时候。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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