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博物馆研究人员，研究、阐述并宣扬工作所在馆藏的藏品是我的职责所在。

对于《琢玉成器：考古艺术史中的玉文化》（以下简作《琢玉成器》）一书的“读后”，李零教授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不但曾逐篇提纲挈领，并或多或少增补新的资料以充实之，使得读者在阅读每篇文章之前，已能先期掌握文章的题旨与要点。个人在完整阅读了苏芳淑教授的《琢玉成器》一书后，心中触发甚多，此处则欲谈谈该书引我深思的问题：古玉的订名。

「古玉的订名一：玉璧」

在书中第三篇《史前玉镯面面观》中谈及的第Ⅲ类“宽边形（包括联璜形）玉／石镯”，涵盖了商代常见在中孔周缘突出者，台湾学界往往将这类玉器称为“有领璧”或“凸边璧”等等，例如图1这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馆陈列室展出的殷墟出土的玉器，研究人员将之订名为“凸边璧”，出土时置于“人骨架胸部”，若是手镯，则入葬时上肢必须弯折上举，如安徽凌家滩87M8出土的玉人形貌，否则就不是玉镯了。清宫旧藏中不乏这类宽边有领玉璧，有些被“古物新用”为茶杯垫，不免显示出当时皇室的“创意”。（图2）

图1

图2

这种可能在距今4000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然出现的“宽边形（包括联璜形）玉／石镯”，至商代后期常见，甚至改制成玉玦、玉鱼形璜。

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宽边镯改造之玉玦、玉鱼形璜。

安阳殷墟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将宽边有领璧改琢成简洁厚重的两只凤鸟，其背附着凸缘，被推测是因有领璧的宽边破损故改之。（图3）

图3

这类经后人改制或另做他用的宽边有领环形玉器，或已不具手腕佩戴装饰功能，既不宜称为“镯”，也怎可称为具礼制功能的“璧”？

「古玉的订名二：玉/石牙璋」

记得幼年学习成语时，总学到祝贺生男为“弄璋之喜”，生女则是“弄瓦之喜”。两则成语都源自《诗经‧小雅‧斯干》，记得当时老师也不甚明了，认为生男较佳，故为较珍贵的“玉”之喜，生女则是如“屋瓦”之喜。先不论此处的“瓦”非“屋瓦”之意，实乃纺车上的工具，而《说文》指出“璋”乃“半圭”之形，“剡上为圭”。汉代以后的圭皆作尖首，其半则是斜口。目前学界将四川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类柄部呈长方形，其上两侧凸出镂雕勾卷状齿形饰，器身逐渐外扩，顶端或平斜，或略微内凹，或分叉，皆称之为“璋”，苏芳淑教授认为“‘璋’字最早仅见于战国时代古籍”，当时的编书人可能从没见过“璋”这类器形，故不赞成用“璋”来指称之。21世纪初（2001年）苏教授即已撰文改用“Y形器（forked blade）”称之，十多年后也曾称为“玉叉形器”。

其实西周的铜器金文已见以无“玉”偏旁的“章”字作为“璋”字的实例（图4），学者并已考证出西周的玉璋可能是扁平长条形的玉版，芮国墓地中确实出土这类玉器，报告中也将之定名为“璋”。

图4

至于苏教授称为“Y形器（forked blade）”的器类，十九世纪末金石学家吴大澂（1835-1902）于其《古玉图考》书中根据东汉郑众（司农）、郑玄（康成）批注《周礼》时，指称这类器身旁出有“牙”的玉器订名为“牙璋”，至今学界对这类“Y形器（forked blade）”总称为“牙璋”，但是学界往往将“璋”与“牙璋”混为一谈，或者认为“牙璋”是“璋”的一种。虽然如闻广、孙庆伟等教授皆认为“牙璋”可能是古文献中所称的“玄圭”，但即使降及近日，不少正式考古书籍仍将之直接称为“璋”或“牙璋”。近日已有古玉学者撰写长文，除了强调“牙璋”不是“璋”的一种，更探索了“牙璋”的传世、出土历程，并回顾了四十余年来学界的研究梗概。

不论是订名为“牙璋”，或称之为“玄圭”，至今仍无定论。若称之为“牙璋”，往往与《周礼‧春官‧大宗伯》中“六器”的“以赤璋礼南方”，以及《周礼‧考工记‧玉人》中的“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以祀山川，以致稍饩”、“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等史料不类。往昔学界多依据前述文献解释“牙璋”的功能，如今若确认“牙璋不是璋的一种”，则其在三代与三代之前的功能必须重新审视。苏教授称之为“Y形器（forked blade）”是一种更客观的名称，也不会受前述先秦典籍限制，也能更正确地分析、研究出其如何从史前的实用（武器）功能，经过蓬勃繁盛的流传，逐渐礼制化后，退出中华历史的舞台。

「“古物新用”的玉琮」

在李零教授为《琢玉成器》所撰写的读后序言中曾指出：第二篇“讲晚期墓葬发现的早期玉琮”。李教授认为苏教授所谓“存古”分三种情况，一是“传世古物”，墓葬主人生前佩戴，死后随葬，保留原样；二是“废物利用”，古为今用，古玉经过后人的改制，与初制功能不同；三是“仿古作品”，或尊古式，或创新意，未必保留原样。

苏教授以良渚文化“标志性”的玉琮为例，历数后世墓葬或祭祀遗址发掘出土或采集而得的玉琮。苏教授巨细靡遗地细述着这些玉琮，并分析其“存古”性质分属上述三类的特性，同时判读其源由。苏教授指出，公元两千年前左右，玉琮在良渚文化中突然“销声匿迹”时，在遥远的黄河流域中上游（甘、陕、晋三省西北地带）出现，并扩及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这些齐家文化的玉琮目前仅知陕西延安芦山峁齐家文化遗址采集的一件人兽纹“琮”形镯是良渚文化玉琮，但因日久抚摸而纹饰模糊不清，且开裂成四段后钻孔复原，表明其在齐家文化环境下入土时已是“古董”了。

陕西延安芦山峁齐家文化良渚人兽纹古玉“琮”形镯。

其余有分属二类“废物利用”与三类“仿古作品”的玉琮，暗示齐家文化先民“认识良渚玉琮原物”的时间应在公元前三千年中期或后半时段，也是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式微时刻。随后齐家文化遗址出现的玉琮多为素面者，偶有简陋的横线或分角纹饰。山西陶寺墓地出土的玉琮只有第三类——当地新制的“仿古作品”，或素面，或仅刻数道直纹，除了保留了良渚文化玉琮的“镯”饰功能外，也显示出良渚文化玉琮宗教礼仪功能的特殊地位。

进入青铜时代，在玉琮的发源地依然不见其踪迹，邻近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墓地出土的两件玉琮却显示其或来自中原。地处中原的商代玉琮，以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十四件最具代表；其中八件接近良渚玉琮的形制与大小，有两件矮短素面玉琮可能是齐家文化的“古董”，另有十一件是商代制品。虽然如此，在商代的众多各式玉器中，内圆外方的琮形器比例相当低，妇好墓所出者也不及同墓出土玉器全数的2％，凸显商人统治阶层眼中“玉琮”的特殊性。

相对而言，同时期地处西蜀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出土不少“Y形器（forked blade）”的地方却少见琮形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琮”是取当地大理石制作的，经火烧后贮于一号祭祀坑的一件铜人头内，这件琮是同坑出土的129件玉／石器中的唯一一件琮形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石琮形器较多，“暂计26件”，除一件是“良渚古物”，“其余都是当时以当地特有的多层构造的玉／石料制作”，或素面无纹，或简单分节，尺寸上“均比一般良渚玉琮巨大，更不具良渚玉琮特有上阔下窄的外形”。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似从黄河中上游所制玉琮变化而来，与其“Y形器（forked blade）”一样，将它们放大，暗示着“四川与甘陕一带在史前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采集古良渚刻符号多节高玉琮。

周人原居于甘陕渭河流域，这里曾是齐家文化先民活动中心，当时的统治者不但延续对玉琮的重视与珍存，也建立新制，《周礼》的叙述可见一斑。目前周代墓葬与遗址出土的“存古”玉琮不在少数，其类别涵盖三类，但是在“传世古物”类中却尚未得见当时以良渚玉琮为古物之例，苏教授在《琢玉成器》的〈古人存古：玉琮在古代墓葬中的诸意义〉篇章中已娓娓道出，兹不赘述。

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的一件素面矮玉琮，与汉代其他取古玉琮敛尸的功能不同，涟水出土的这件玉琮之底面配了鎏金铜方座，四角各以一展翅凤鸟（或以为“鹰”）为器足，器上射口尚配一个鎏金铜盖，成为当时甚受富贵之家喜爱的香具。苏教授认为这件“古物新用”的玉琮是“流传到西北黄河流域后，齐家或商周文化的（良渚玉琮）仿制品”。

江苏连云港涟水西汉墓出土齐家文化玉琮配鎏金青铜座盖香炉。

降及清代，宫廷内辄取用古代玉琮，配上铜胆，甚至是珍贵的铜胎掐丝珐琅胆，改制成实用的花插。图5左（故玉2823）所选取者即良渚文化早期玉琮，有三节驵纹，中间为神兽面纹，上下为神人面纹，但曾经改刀，原射口和第一节的第一道横棱被切割，修整成目前微内带内缩的短射口；图5右（故玉2219）者乃将新石器时代素面玉琮改制成四节玉琮，每个驵纹浮雕两个八卦文与一变形仿古面纹为饰。

图5

前者（故玉2823）所配铜胆即珍贵的掐丝珐琅胆，其底面掐饰双龙夹干卦纹，（图6）顶面镂空五孔供插花，环面掐饰隶书清高宗御制《咏汉玉辋头瓶》，诗曰：“杠头名近俗，却自古胥知；云是五辂舆，饰为两首仪。璘㻞深浸土，刻画细如丝；周礼周官世，睪然兴缅思。”款：“乾隆癸卯（48年，1783）御制”，篆印：“古稀天子”、“犹曰兹兹”；（图7）在玉琮的器内壁则阴刻同一首篆书御制诗文。后者（故玉2219）所配为素面铜胆，顶面饰镀金镂空云龙纹；（图8）但是器的四面中轴在线刻有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隶书御制诗一首，诗云：“扛头本舆器，以穿木无底；后人用为瓶，作胆置其里。阅质即穆神，抚文不留指；铜胆已千年，扛更不知几。”款：“乾隆癸丑（五十八年，1793）仲春月御题”，篆印：“八徵耄念”、“自强不息”；所附木座底面则阴刻隶书填金同一首御制诗，篆印：“比德”、“朗润”。（图9）乾隆皇帝将古代玉琮称为“杠头”，也见作“辋”头、“扛”头，也许他认为这是古代抬举辇车或乐鼓时，套于车前横木的两端，让抬物的人扛于肩头的玉器。

图6

图7

图8

图9

由故玉2219所琢刻的御制诗文可知，其所配置的铜胆不是乾隆朝时的作品，清高宗误以为是千年前的宋代时已配置的“古董”。宋代的器用中的确有仿玉琮外形的方瓶，至今已见铜、石与瓷质的琮式瓶，苏教授的书中也列举出宋代四川窖藏品，传世的南宋官窑与龙泉窑的琮式瓶实例亦早已闻名海内外。

四川彭州南宋窖藏铜仿琮形瓶。

「收藏“古董”古已有之」

良渚文化先民的活动区域以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为中心，至今已发现500多处遗址，其具代表性的内圆外方又分数节的玉琮形制，自汉代起沉寂千余年，却在南宋时期异军突起，再度进入当时人的视野，时人屈志仁教授（Prof. James C. Y. Watt）多年前即认为或与南宋建都今日杭州的临安，在江南地区的建设中不免发现良渚玉琮，惊异于这类陌生而特殊的远古玉器外形，遂产生模仿之心。

宋代是中国古器物学的萌发时期，儒家的好古与尊古思想在宋代得到充分的发展。北宋仁宗以后开始重视古物，其时士大夫多喜古物，并撰述提倡，诸如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北宋赵九成于崇宁、大观之际成书的《续考古图》，与王黼奉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陆续刊行，金石学盛行一时。在《续考古图》卷五载录了一件琮形铜器，但当时不知其器名，故以“缺名”录之，（图10）从已知的商周铜器发展而言，这件内圆外方的琮式器真伪存疑，但至少北宋末金石藏家已知有内圆外方的素面琮形器，南宋时期良渚文化的分节玉琮出现以陶瓷、铜、石质材仿制成瓶者，明代称素面的琮式瓶为“蓍草瓶”，蓍草可活血、解毒、止痛。而从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南宋杜良臣《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牍》所用笺纸的砑花底纹“琮瓶水仙图”可知，当时琮式瓶可做花器使用。（图11）

图10

图11

20世纪的考古与文物界往往从“事死如事生”的角度考虑墓葬出土文物的制作时间，尤其是先秦墓葬更如是，如今已知其非；例如1983年在河南信阳市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土的春秋中期黄君孟夫妇墓葬中出土的玉器，除了有当时制作的玉器，也有西周时期玉器，更有新石器时代末期石家河文化玉器，后者还有将石家河文化玉器一剖为二后由当时玉工加工琢刻纹饰的情形。如今学者已经体会到：墓葬入土时间只能是出土文物制作时间的下限，其上限需仔细比对、考虑。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的先民就有收藏“古董”，并将古物或加工新用，或模仿古物重新制作的情形。

除了不能完全依据墓葬入土时间为出土古玉订年外，关于古玉的订名，也是颇令博物馆研究人员头疼的问题。

就好似良渚文化早期的玉琮，以往皆毫无悬念地以“琮”名之，苏教授在《琢玉成器》书中亦皆称之为“琮”，近来因研究的逐渐深入，已有径称为“镯”的情形，例如台北故宫网页有关旧藏良渚文化早期玉琮，总以“镯”名之，图5左（故玉2823、附铜胎掐丝珐琅胆）这件即名之为“雕纹玉方镯”，图5右这件虽然是取新石器时代素面玉琮加工改制而成，但是在台北故宫网站的检索系统中全名为“明晚期至清早期玉琮”。然而，这两件玉器在清宫中都是供插花的花器！至于图3这件出土于妇好墓中玉器，在北京国家博物馆陈列室中既不称为“璧”，也不称为“镯”，而是名之为“玉环”。至于苏教授称之为“Y形器（forked blade）”或“玉叉形器”的古玉，国内外博物馆几乎皆订名为“牙璋”，但是未来馆员必须告知观众：“牙璋不是璋的一种”！

《琢玉成器：考古艺术史中的玉文化》
苏芳淑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