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庆，其意是先贤为后代遗留下的福泽。《易经•坤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堂，指高大的房子，群居之所。在清代（1776年前后），浦东三林西林街诞生了余庆堂——先贤以智慧、勤劳打造的高大的群居建筑。

那天，我随余庆堂一后人——77岁的王石明，寻其先祖居住的地方——三林镇西林街207弄。清代建筑的遗迹，仅存被现代屋宇包围的约两平方米的高门楼、褐灰的砖瓦雕刻。在其中间位置，镌有先祖家训“惟善为宝”四字。王石明长久伫立，泪湿眼眶：“此处是我家祖居地，又早已不是我们的居住地。”

家已非家，舍中几无王姓人。然而，曾有一段先烈奋斗史在此发生，故人故事，令人感怀。

腥风血雨后的坚忍

王石明的父亲是1913年出生的王联芳，母亲是1915年出生的陈金娟。他们年幼时，一个住三林塘西林街，一个住三林塘中林街。两街相连，相隔一里。王联芳成年后，家族按旧式招媳，指一同乡女子与之成婚。婚前几日，王联芳逃婚，并大声说出自己所爱：“我喜欢陈金娟，她也喜欢我。”青梅竹马，遂成秦晋之好。

王联芳的三哥王三川只比王联芳大两岁。小时候，兄弟俩一只大饼各分一半吃。王三川喜欢这个弟弟，也看重弟媳。王三川三林中学毕业后入同济，学技术，学德语，求真理。他是个“年轻的革命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同学兼挚友殷夫等在校组成“潮声社”，出版《潮声》刊物，并以他犀利之笔，为刊物写下发刊词。殷夫1929年8月5日所写的《寂寞的人》这首诗，就是他与王三川散步于上海一个公园时，两位青年一面走着，一面说起新友故交的事情，感怀之余，殷夫提笔抒发而成的。1931年，卓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殷夫在上海牺牲。王三川痛悼友人继续前行。他自己也两次遭国民党逮捕，并在1935年，以“危害国民罪”被判刑。西安事变后，他出狱，同年赴延安学习，后回浦东开展抗日工作。

殷夫（本报资料）

1938年一日，王三川回三林余庆堂，请弟弟“出三林，投身伟大的抗日运动”。王联芳 “一向唯三哥是听”，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为方便浦东游击队在上海采购枪支弹药、运送抗战物资，需设一个重要联络点。这个点，最终设在上海市区西爱威斯路282号（现永嘉路282号）的“飞达车行”，车行老板即王联芳。这里成为许多抗日领导人来往的交通站，被后人誉为“浦东李向阳”的朱亚民，1941年在“飞达车行”驻留三个月，与王联芳、陈金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1942年，经组织决定，王联芳随哥哥由浦东往浙东，打入余姚保安团，从事地下工作，并负责供给抗战根据地军需物资。王三川为根据地购买许多禁运物资，如布匹、药品、纸张等。

抗战时期王三川与王联芳在余姚做地下工作的地方

日伪余姚县县长劳乃心对王三川的活动渐生疑忌。就在抗战胜利前的至暗时刻，1945年5月1日，王三川自余姚县城乘船往临山途中，被劳乃心派人秘密杀害于太平桥。

王三川烈士牺牲地

王三川壮烈牺牲，年仅34岁。痛闻噩耗时，王联芳亦被敌伪软禁控制。残忍的敌人问：“谁送王三川最后一程？”

“我去。”挺身而出的是王三川弟媳陈金娟，其时她正身怀六甲。他们都在王三川的领导下，积极工作，完成任务。

陈金娟见到的王三川浑身是血，双眼睁大，死不瞑目。陈金娟向当地百姓要了温水，将其身上血迹拭净，并附在他耳边说：“阿哥，你的仇，一定会给你报；你的儿女，我和联芳一定会将他们当作自己亲生儿女，好好抚养长大。你放心吧。”一遍遍讲，一下下撸他眼皮。终于，英烈舒眉瞑目。

王三川牺牲，四明山抗日根据地三北游击司令部政委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闻讯，当场顿足痛哭——英才骤逝，是我党地下工作一大损失。

上海解放前夕，两个杀害英烈的凶手被镇压；新中国成立后，另四名凶手，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亲笔批准，被执行枪决——告慰了英烈。

劫难过后再潜伏

1945年9月，一个月黑风高的日子，王联芳带两家八口人（其中有他自己的两个儿子，牺牲哥哥的遗孀及三个儿女）回到三林余庆堂祖居地。三个月前他的哥哥牺牲，一个月前，他的父亲王槐森惊闻噩耗，抑郁病亡。6月30日，王家迎来一个新生命：王石明在极度危难之际，向着险恶的生存环境大哭降生。

后来母亲陈金娟对王石明说：“这以后，你日日晚上止不住的哭声啊。”组织派人，将全家接到安全地陆家坞，他依然做噩梦般地哭闹（母亲说他是和牺牲的三伯父“心灵感应”）。直至9月，部队北撤，从浙江到金山，到松江，一叶小舟颠簸于江海。一路行，幸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船老大，“扼浪而船不倾”。他们的目的地是苏北根据地。至松江，部队领导对王联芳说：“你们有五个小孩，一个还刚出生。后面的路程更艰难。”

“再苦我们也要北上。”

“风险太大了。你们就留在上海吧。”

“我们不怕危险。”

“这是命令。留下，养育好烈士子女。同时，在老家潜伏下来，建立交通联络点，也是组织需要。”

这一“命令”，改变了全家人命运。 部队“从牙缝里挤出50石米”，留给他们做生活上的保障。于是，他们回到浦东，随着几声狗吠，潜入三林老家。

王家的五个孩子

孰料，到三林后未几日，又有人报信：追杀你们的敌人正在来路上，从速转移。王联芳明白，祖屋难居，老家难寝。牺牲的三哥早就对他讲，如以革命为信仰，“你会一直奔波在险路上”。父亲的守灵日未满，三哥的家祭日很短，他们却必须离开，一家人隐蔽到了上海市区的石门一路。及至1946年3月，虹口的日本侨民大批回国，吴淞路一带空出一些街面房，王联芳向人借了钱，租下吴淞路316号，并在此开设“金玉童鞋店”，以经商名义，为我党人员往来苏北与上海、为筹措战略物资及活动经费，展开艰辛的地下工作。

王石明的“夜哭”，据母亲陈金娟回忆：“到了吴淞路，像狂浪变静水，终于消停了。”

艰困中的引航人

1949年8月8日，由当时的宁波市市长亲笔签字，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的一封公函，发到上海市民政局，证明王三川烈士的身份。并告知，烈士的妻子王友菊“家境贫寒，生活艰难”，特请上海“以优待烈属条例予以救济，并希帮助王友菊参加工作为荷”。

1949年，是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日子。王联芳和陈金娟接此函时，困境中的王友菊人已到外地工作，并在此前安排了一件“撕心裂肺的事”：将家中老三——第二个儿子王雪明，过继给了上海江阴路的张家。王友菊回复的短信充满苦涩：“在申（上海）时，本想看望你们，同时报告雪明已让我（这个）狠心的母亲，给张家作了继子。我也没有办法，硬着心肠做了此事。请你们谅解。”

那时两家都很艰困，陈金娟甚至“厚着脸”，向自己曾经的佣人一次次借钱，以养育英烈的后人。

陈金娟和烈士的儿子王希明

在艰辛度日的时光，王联芳从不向组织伸手。两家并一家，生活负担压力山大。在哥哥王三川牺牲前两个多月，他的小儿子呱呱坠地时竟顶着一头似雪的毛发，“雪明”称谓即出。而就在上海即将解放的日子，雪明却从王家入了张家。

1968年1月29日，王联芳意外收到一封陌生人李潮声的来信。信上言：他在前一时间，去看望了一位在杭州的领导，共同深情忆起一个人：王联芳。在21年前（1947年），“就是您，将我这个小青年送到解放区参加了革命。由于我的疏忽，把您这样一位引航人日久淡忘了。在解放区时，您还赠我小博士笔一支。笔虽然不见了，脑子里的笔还在。依靠这支笔，我度过了一年的学习期，得到很大提高。到解放区后，我从电台工作始，做到司令部的参谋。1963年转业后，到青浦练塘镇任镇党委书记……”

王石明说，当年，是他拿着这封信一字字读给父亲听的。父亲眼眶含有泪，却摇着头，“这个人，不记得了。送笔的事，想不起来。送过去的人，太多了。”黎明尚未到达的时刻，王联芳频繁往来上海与解放区，一次次地冒险，一次次地付出，那支小博士笔，是他付出的“一滴水”。

最幸福的是大家在一起

1973年元旦是王石明的结婚日。婚后回老家，是极为重要的事。那天，父亲带着新婚的儿子、儿媳，在三林镇上一路走，走到人民路桥上（现为长清路桥），用手指西面，说：“前面就是余庆堂，我们的老家。”话说完，扭头起脚离开。余庆堂，新婚夫妇就这样“遥望了一回”。

父亲近乡情怯心酸，想起种种往事。

后来知晓，王石明的曾祖父叫王福元，曾在三林塘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给后代挣下余庆堂一座三间带两厢的房屋。而这几间房，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王联芳将其转卖出手，用于抚养烈士后代、熬过生活难关，一部分充作革命活动经费。其中卖出的一间瓦房32平方米，出价580元；另外一间，600元卖出。

王石明夫妇回旧居，身后镌有“惟善为宝”家训的门楼

母亲陈金娟生前有份欠债单，几十笔，欠谁还谁，清清楚楚。还了钱就划去，打叉。数额小的5元，大的几十元，写满五大张纸。前后欠钱总数：1448.66元。这笔钱，曾经像山一样压迫着王家——不卖祖屋，何以还清？不卖祖屋，何以抚养这两大家子的人？

王石明小时候喜欢画画，羡慕有画板的孩子，却买不起画板。小时候鞋坏了，母亲给他3元钱，他从家里出来，步行很长一段路，走到武进路河南路口，乘上14路电车，到南京路第一百货公司，为的就是节省3分车钱。买一双最便宜的黑面胶鞋：2.8元。剩下的几分钱都要交还母亲。重压下的父亲，寡言，对自己的孩子一贯严厉，看到他贪玩不学习，在外打弹子玩脏手，二话不说，操起板子重罚；但对英烈的儿女，一律手下留情，善目慈眉。所以，王石明的堂姐王忆川总说：“爷叔对我最好，家里有肉第一个给我吃。我不要离开他。”堂哥王希明上学的书包里，陈金娟总偷偷塞进好吃的面包。王希明再将其取出，掰开面包和王石明一起分享。

有件事，王石明刻骨难忘。

上海解放初期，家中突然不见父亲的身影。米油盐醋告罄，家里没有一点经济收入。陈金娟守着这些孩子难以为继。

三个月后，父亲终于回家，他的手还高举一只竹篮：一整筐酸酸甜甜的杨梅啊——王联芳的“干部政治审查”圆满通过，结论：“对党忠诚，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

那天，全家一起吃杨梅，放松欢笑，“那一刻，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全家都是党的人

王石明心中有个清晰的回忆画面：上海刚解放的一个白天，5岁的王石明和家里的孩子看到一辆吉普车停在他们吴淞路家的外面，惊动四邻。一个高大神气的解放军军官从车里利索跳下，后面跟着两个警卫员。很少看到父母亲这么高兴，他们和解放军军官握手，拍肩，互相激动地擦眼泪。白开水，就喝了两口；开心的话，说了好久。

父母亲后来说，这个解放军军官，就是当年打得小鬼子闻风丧胆的朱亚民叔叔啊。

朱亚民（本报资料）

全家上下高兴了好几天，孩子们自豪了许多天。

岁月如流。

英烈的两个儿女以后一直跟随王联芳、陈金娟到成人。其中的王希明，1960年入重庆解放军军校。临行时，他的旅行袋里，装满他最爱吃的松软面包——陈金娟怕他到部队会挨饿。

1966年儿子们回沪探望父母。后排右二王希明，右一王石明

王联芳和陈金娟，婚后颠簸清贫，始终相濡以沫。他们所养育的两家的五个儿女，以后都光荣入党，成为公安、部队、教育、企业中的领导和中坚——“全家都是党的人”。英烈的小儿子王雪明（也叫张顺明），虽自幼送人，但与他们依然骨肉情深。

王联芳1978年去世，享年66岁。陈金娟病故于1967年，年仅53岁。陈金娟病重时，在部队的王希明经向上级请示，终获特批，回家见了“亲爱的好伯伯（婶婶）”最后一面。

今日，在三林祖居地余庆堂，王石明抬头仰望清代遗下的大门，读门匾上“惟善为宝”四字。他说：“我们的父辈，是真正遵循了祖先的遗训，舍小家，为大家。”

这个大家，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