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球多地出现极端、持续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指出，未来几十年，热浪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气候变化的负面趋势将至少持续到本世纪60年代。

减少碳排放，是公认的控制全球变暖的有效手段，严峻形势下，已箭在弦上。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评估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成效，需要多把“尺”，其中一把就是碳排放量的评估核算方法体系。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今天（7月21日）从上海生态环境部门获悉，上海正在全力推进碳监测试点工作，相关试点工作方案已报生态环境部，计划建立基于包括固定站点、无人机监测、卫星遥感在内的多源温室气体监测体系，为长期跟踪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先建八个“眼睛”

碳监测的目的是获取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环境中浓度、生态系统碳汇及对生态系统影响等信息，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管理，主要监测对象为二氧化碳、甲烷等人为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

2021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聚焦区域、城市、重点行业开展碳监测评估试点，探索建立碳监测评估技术方法体系。综合考虑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区域分布等因素，上海成为16座试点城市之一，也是8座开展综合试点的城市之一。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伏晴艳介绍称，上海碳监测试点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开展城市大气温室气体监测、推进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构建高分辨率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探索开展碳排放核算校验体系。

该体系中，监测站点是重要的“眼睛”。据透露，上海已初步确定了7个温室气体监测站：嘉定外冈、宝山杨行、静安国媒、青浦金泽、松江车墩、浦东张江、奉贤海湾，以及1个温室气体背景监测站，位于崇明东滩。

这些站点的设置充分考虑了上海的地形地貌、气象等综合环境因素，以及能源结构、产业布局等社会经济特点。

“建立碳监测体系，很重要的一点是取得国际话语权。”伏晴艳表示，目前国际通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核算方法，即基于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乘积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这种核算方法很经典，但不同地域、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瞬息万变，有时的核算结果难保精确。

“比如核算燃煤的排放，过去是‘套公式’，容易忽视煤炭是否充分燃烧、不同种类煤炭的热值不同等因素。”伏晴艳表示，碳监测能结合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监测数据和同化反演模式等来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对传统核算方法的有效补充和校核，“这样的数据拿到国际上，将更有说服力，更令人信服。”

“神器”各显神通

很多人对温室气体并不陌生，“不就是二氧化碳吗？”，进而认为监测并不难，但实际开展温室气体的精确监测绝非易事。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副主任刘启贞表示，相对于PM2.5等常规污染物的监测，碳监测技术难点主要在于对监测数据的准确度要求非常高。

一般情况下，二氧化碳在环境中的实际浓度在400ppm左右，而根据相关国际标准，对背景空气二氧化碳的在线监测可比性要求为0.1ppm，可以说是目前所有环境监测项目中对监测数据准确度要求最高的一类。

同时，温室气体的排放形式十分复杂，有别于常规污染物主要关注排放浓度是否超标，温室气体更关注排放总量，要求能够准确测定气体流量，这些因素相当考验监测的准确性。

在上海，大多城区建筑物密集，缺少高度合适的通信塔，点位往往选择设在高层建筑上，这就需要克服高层建筑楼顶风向、风速等微气象条件等复杂环境因素的干扰，比如楼顶排气口对监测的影响。

“这也是将无人机监测和卫星遥感纳入上海监测体系的一部分原因。”刘启贞表示，无人机可以抵达离地500米的空间，避免周围环境的干扰。

除了无人机、卫星这些“神器”，移动监测车也为上海完善碳排放特征的“拼图”尽了一份力。

今年2月，环境监测单位使用移动测试车搭载温室气体分析仪、气象仪、GPS定位仪等设备，在上海主要道路上开展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移动监测，覆盖道路总长约1750公里，获得了冬季上海主要道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空间分布特征。

据透露，上海生态环境部门整合现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源排放清单数据来源，优化活动水平数据获取体系，已初步完成了上海2020年的碳污同源排放清单，为精准治污、减碳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