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今年3月到5月，上海各类生产生活活动减少，让萤火虫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期”。

今年是上海观赏萤火虫的“大年”，近一个月来，这样的说法在网上流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往郊野空间探寻“夜精灵”。

相对“静默”的空间，真的有利于萤火虫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越来越少见的萤火虫如今大举“归来”了？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

萤火虫迎“大年”？

匆匆吃过晚饭，上海植物园自然科普专家郭江莉带上专用的夜间拍摄装备，徒步前往公园内的蕨类园。

受疫情影响，举办了十几年的上海植物园“暗访夜精灵”活动今年改为线上直播。

萤火虫是大家渴望一睹芳容的明星，郭江莉想多踩一踩点，摸清园内萤火虫的“家底”，选择最适合的气候、时间和地点，让网友在观看直播时“不虚此行”。

雨后的空气十分潮湿，雾蒙蒙的，没有月光，等眼睛逐步适应漆黑的环境后，可以看到几个微弱的光点在闪烁、飞舞，在人的脑海中留下数条蜿蜒的光路。

上海植物园今年6月中旬拍到的萤火虫“舞蹈”

“这是黄脉翅萤求偶的信号，6月是高峰期，现在过了两周，能看到，很幸运。”郭江莉表示，今年入夏后，她几乎每晚都在园内溜达，从观察情况来看，今年上海植物园黄脉翅萤的求偶最高峰在6月20日，一晚上估计有一两百只，“感觉比去年同期翻了个倍。”

不仅数量增多，分布区域也有扩散的趋势。郭江莉说，除了蕨类园这个“大本营”，今年牡丹园和3号门附近的林子也发现了数量不少的萤火虫，过去这两处较难观察到它们。

在另一个“老牌”萤火虫栖息地——滨江森林公园，萤火虫数量也出现了快速增长。

指着两张图，滨江森林公园副园长金钰麒兴奋地说：“2019年，黄脉翅萤只有四五个零散的点位有分布，今年增至近70个，且以滨江大道和引水河为界，形成东西两个分布带。”

据观察，个别点位的种群集聚度很高，今年6月下旬至7月初，有几个晚上，在郁闭度高的林下和灌木丛中可以见到上百只，而前几年同期，运气再好也只能撞见几只。

滨江森林公园萤火虫飞舞

滨江森林公园2019年、2022年萤火虫分布图

2019年发布的一项萤火虫生存现状研究结果指出，上海有3种“土著”萤火虫：黄脉翅萤、条背萤、天目山雌光萤。

其中，陆生的黄脉翅萤在上海是相对的优势种群，较为常见，在上海植物园、辰山植物园、上海动物园、滨江森林公园等公园，和奉贤南桥、青浦朱家角、青浦金泽等地均有分布。

而条背萤和天目山雌光萤十分少见，仅在青浦、奉贤、松江等区的个别区域有过记录。

位于青浦区的岑卜村，是近年来上海的“网红”萤火虫观赏地。不少民间环保人士和自然教育工作者均表示，就今年6月中旬的情况而言，岑卜村的萤火虫数量是比往年多了一些。

人的干扰少了

是不是人类活动少了，对萤火虫的干扰少了，它们的种群便壮大了？

“大体上是这样的，有几种人类活动会严重威胁萤火虫的生存，比如光污染。”郭江莉坦言，去年和前年，园内的黄脉翅萤明显减少，后来研究发现，这可能与设在黄脉翅萤栖息地内的一盏常亮的监控灯有关。它会严重干扰萤火虫的求偶信号，使其繁殖效率大打折扣，进而导致种群数量锐减。

今年受疫情影响闭园的那段时间，这盏灯没开。“2018年、2019年，园内萤火虫数量比较可观，这盏灯是2019年左右安装的，此后，黄脉翅萤连续两年‘一蹶不振’。”郭江莉表示，这应该不是巧合。

这或许也解释了上海植物园3号门附近出现萤火虫的原因，尽管有游客频繁进出，但该区域有一片郁闭度较高的树林，阻挡了人类光源直接照射到林下萤火虫的栖息空间。

香港大学博士生严再政也一直关注萤火虫，他关注的一项自然科普活动，前几年夏天走的一条路线可以观察到数十只萤火虫，但今年因为沿线安装了路灯，一只都没发现。

黄脉翅萤  郗旺 摄

黄脉翅萤

此外，绿化养护频次的减少，也对萤火虫有利。

郭江莉表示，公园优先服务市民游客，需要保持稳定的景观效果，所以要经常扫落叶、除杂草、打虫药，然而，这些行为对萤火虫是毁灭性的，可能摧毁萤火虫的“卧室”——含有枯枝落叶的腐殖层，还会毒害萤火虫及其捕食的对象，比如蜗牛、蛞蝓、淡水螺等。

“干扰少了，萤火虫适当增加是可能的，但一般不会激增。”辰山植物园科普宣传部工程师郗旺表示，根据研究，萤火虫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一生经历卵、幼虫、蛹和成虫4个发育阶段。水生萤火虫通常4个月或半年完成一个世代，陆生萤火虫一般一年一代，有些种类长达两年。

因此，萤火虫的繁殖能力相对有限，在种群和生境十分脆弱的情况下，仅靠几个月的“喘息期”，数量不太可能激增；其迁飞能力不强，某地萤火虫的“从无到有”或激增也不太可能是因为附近有其他种群“搬迁”而来。

郗旺认为，“盲目乐观”对保护萤火虫是不利的，今年所谓的萤火虫“大年”，可能与人们更加重视和关注萤火虫有关，一些以前缺乏观测和调查的区域一下子进入人们的视野后，可能会出现萤火虫在本地数量激增或大举迁徙的假象，也要警惕一些人借“萤火虫激增”等为地方上的旅游景点和餐饮住宿“导流”。

自然爱好者沈斌最近就为岑卜村萤火虫的遭遇担忧、气愤。

萤火虫“大年”的消息传出后，双休日的岑卜村迎来大客流。许多游客不听劝阻，踏入萤火虫的家园，用网兜、塑料袋等工具捕捉萤火虫，还有人露天烧烤、放电影，产生的大气污染和光污染对萤火虫造成威胁。据沈斌目测，仅一个周末，一处栖息地的萤火虫已锐减至20只以下。

数量减少本身，也会对萤火虫构成威胁，因为萤火虫近亲交配的概率会提高，导致种群基因库缩小，引起基因灭绝，整个种群也可能消亡。

“静默”改变动物？

人类活动少了的两三个月内，发生变化的不只是萤火虫。

今年4月，松江某小区的居民抢救并收养了一只刚出生便被遗弃在草丛里的貉，此前，该小区未监测到貉。

来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组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近期，部分貉似乎在逐步转变对人居食物的依赖。

近130份貉粪中，含有人居食物的比例在一半左右，而生活在辰山植物园的貉似乎活得更健康，近六成的貉粪里只发现了植物种子及大量南酸枣果皮等。

因疫情关门的杨浦公园内，一对凤头鹰夫妇大胆将爱巢筑于主干道旁的树上。

今年6月，一头公麋鹿独自过江，游荡在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内。

被好心居民养到两个月大的貉“吉祥”被送至上海动物园  陈玺撼 摄

杨浦公园的凤头鹰  lianlll 摄

这些野生动物行为的变化，具体原因还有待研究，但或多或少与人类活动减少、城市空间相对“静默”有关。

没有人类干扰、更优质的生态环境，始终对野生动物有吸引力。

城市荒野工作室负责人郭陶然表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疫情影响的这段时间给城市未来的规划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保护和建设更多适宜野生动物的生境，为它们打造常态化的“无人干扰”空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自2013年起，上海在借鉴国内外典型城市化地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模式的基础上，在基础生态空间内“见缝插针”选择了一批生态基底好、野生动物分布相对集中、土地用途较为稳定的区域，创新性地开展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建设”项目。

截至今年3月，这样的项目上海已实施完成21个，另有1个在建，这22处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分布在浦东、闵行、松江、崇明、宝山、青浦、奉贤、嘉定、金山等9个郊区。

上海“野生动物栖息地建设”项目

松江叶榭獐极小种群恢复与野放基地，獐发现有人，准备开溜  李茂君 摄

位于崇明新村乡的上海首个麋鹿野放栖息地  李茂君 摄

但业内人士指出，这些空间还远远不够。

上海目前正在全力推进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实施“千座公园”计划，推进森林入城，加强河湖、湿地生态保护和修复，这些项目应当在规划设计早期，就考虑到为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留白”，或主动打造适合的生境，吸引鸟兽去安家。

作为环城生态公园带“环上公园”的绥德公园就为黑枕黄鹂的生境让出了空间，遇到鸟巢，让路、桥改道而行。

未来，游客的足迹可能无法遍及公园的每一个角落，会错过一些美景，但当金黄色的黑枕黄鹂在林间起舞，发出清脆迷人的鸣叫时，无疑会带来成倍的惊喜和满足感。

黑枕黄鹂  黑皮 摄

先保护再建设

回到萤火虫栖息地的保护与建设，多位业内专家均表示，目前保护比建设更重要，也更容易操作。

“把现有的脆弱栖息地找出来、保护起来，不去打扰萤火虫，才是当务之急。”郭陶然表示，排除那些严重干扰到萤火虫生存的因素，假以时日，黄脉翅萤这样的上海本地优势萤火虫物种是有望逐步恢复、壮大的。

之后，能参照国外经验，在萤火虫的聚居地逐步开放生态旅游功能，同时对游客的行为严加控制，这样可以“以游养虫”，为后续萤火虫的保护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在日本，为保护萤火虫，先后指定了10个萤火虫保护区，建立了诸多赏萤地点，每年都有大批游客参观。新西兰的怀托摩萤火虫洞被一些人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洞内的萤火虫灿若繁星。

近年来，上海多座公园相继推出夜游科普活动  海沙尔 摄

但旅游仍是一把“双刃剑”。

旅游业可能在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中直接破坏萤火虫栖息地或导致其退化；带来的各类光污染会打扰萤火虫求偶；游客的踩踏会导致土壤压实、轻度破碎和侵蚀，影响萤火虫生存和繁殖，甚至直接踩死萤火虫的卵、幼虫或在地面上产卵的雌虫。

在东南亚，游客乘船观赏栖息在河边红树林中的萤火虫，导致海岸线侵蚀以及天然气和石油泄漏造成的水污染。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全球大多数旅游景点关闭，来自墨西哥和其他自然保护区的证据表明，在繁殖季节没有游客的情况下，萤火虫活动增加，深刻反映游客对萤火虫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017年7月19日，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郊区纳纳卡米尔帕村，游客在森林里观赏漫天飞舞的萤火虫。每年6月至8月，数百万只萤火虫在森林里出现，纳纳卡米尔帕村通过开发森林露营项目创收。

如果要建设一批萤火虫保护地，也应当综合利用宝贵的生态空间，“精打细算”，打造多种生物共生的保护地。

在东南亚，一些“综合型保护地”在保护萤火虫的同时，还能有助于保护乳白鹳、银叶猴、儒艮、网状蟒蛇以及一些在红树林中生存的龟类。

生态空间紧缺是许多城市地区普遍面临的难题。在我国台湾、湖北等地，萤火虫保育已和当地农业深度融合。

由于一些种类的萤火虫幼虫可以取食蜗牛、蛞蝓等有害软体动物，可以作为天敌昆虫应用于生物防治。

一些水稻田还养殖水生萤火虫，发展“稻萤共生”，让对环境要求苛刻的萤火虫监测和代言农产品的安全性和高品质，提升传统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高附加值，还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巧妙地促进了农旅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