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我国首批世界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5周年。截至目前，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达到14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数量均居世界第一，总体保护状况良好。在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华东师范大学陈勤建教授看来，如果说，文化遗产是城市的历史文脉，那么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城市文脉的肌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城市文脉的经络，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蕴含着当地民众特有的理念、气度、神韵、情感和智慧，维系着城市历史文脉个性化活态生命的搏动，构成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和独特的精神品位。上海国际大都市文化个性的造就，与非遗对它的形塑密不可分。以下是他在上海图书馆的演讲。

10年前，深圳大讲台邀请我做个演讲，主题是“海派文化的魅力”。为什么他们会关心这个主题？因为当时深圳经济发展得很快，有人觉得“今天的深圳就是昔日的上海”。但事实上，深圳不可能全然复制上海，因为两者的文化是不同的。在我看来，上海独特的海派城市人格和文化个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的演讲，我就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谈谈上海文化和上海人。

非遗是城市文脉的经络

为什么要从非遗讲起？因为从上海千百年非遗的营造及其对城市以及居民特有的生活文化和精神气质的孕育，可以窥见上海文化的历史脉络与个性特征。

非遗与城市的文化个性和精神品位互为依存。一个城市之所以能屹立于世而与众不同，总有一个城市固有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个性。如果说，文化遗产是城市的历史文脉，那么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城市文脉的肌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城市文脉的经络，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蕴含着当地民众特有的理念、气度、神韵、情感和智慧，维系着城市历史文脉个性化活态生命的搏动，构成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和独特的精神品位。上海国际大都市文化个性的造就，与非遗对它的形塑密不可分。

追溯上海都市非遗养成的文脉轨迹，大抵有两大源流：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此外，江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也促进了上海非遗的特色及都市文化个性的形成。

上海农耕文明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或本市名录的代表作有：青浦田山歌，江南丝竹，上海道教音乐，舞龙竞技，罗店龙船，泗泾十锦细锣鼓，月浦锣鼓，浦东山歌，滚灯，浦东说书，沪谚，崇明山歌，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等等。

上海行政区域内农业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源于六千年前上海的原住民处于独特的地域区位“越角吴尾”，在独特的生态环境下，在特定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如稻作、渔捞，以及节日传统、风俗习惯中，积淀而成本土固有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形态和表现形式，同时又受到文化生态环境相似的长三角吴越农耕文化的影响，孕育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共同流行于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和上海。这些农耕文明，特别是上海本土农耕产生的特色非遗，成为上海城市发展文脉的基础经络，对上海原住民，包括后来的上海居民的文化人格形成有着深远影响。

如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萌生于旧日松江府，今日为上海市徐汇区西南角的华泾镇——俗称乌泥泾镇的乡间。其技艺的发生，与中国宋元朝代该地营生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地在长江口南岸冲积成陆不久的东端，濒海沙质盐碱土，不宜种植水稻粮食作物，但尚适棉花生长。元代《南村辍耕录》中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于此，萌生了闻名世界的乌泥泾黄道婆开创传承的棉纺技艺。

元贞年间（1295－1297年），乌泥泾黄道婆流落崖州三十余年，返回故里。她小时候为童养媳，命运凄苦，浪迹天涯海角。在异域他乡，她以顽强的意志和生命力，自强不息，任劳任怨，刻苦学习，掌握了尚处在初步阶段的棉纺织技艺。年长后，她又决然不畏旅途风险，返回家乡，改革创新了三锭纺纱等一系列世界先进的棉纺技艺。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专门撰写了《关于十三世纪黄道婆的传说》，对此做了高度评价。

黄道婆棉纺技艺的开发，极大释放了传统女性的生产力，带动了当地及长三角江南地区棉业的大规模生产、经济腾飞和女性文化人格的转变。在上海，除乌泥泾地区外，浦东的三林塘，浦南的龙华、七宝、莘庄、梅陇等地，几乎没有一家不从事棉纺织布的。由此，家家有机杼，民以此为生，丰衣足食。正如《上海县竹枝词》中所表述的：“布机声轧出茅檐，织妇双搀十指间。蓬首晨兴遥入市，归家手挈米和盐。”女孩七八岁学纺纱，十一二岁学织布，传承学习黄道婆纺织技术在本地蔚然成风。与传统的“男耕女织”不同的是，在上海地区，明末清初的女织已脱离“自给自足”状态，织布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流通商品，女性也由此成为家庭经济的主力军，从而改变了上海地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海派”是怎么来的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在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征途中，原有的文化形态和表现形式受到了外来文明形态的浸染，进而共同孕育了上海都市非遗的成型以及独特的文化品位。其中，中西文化交融城市文明所形成的海派非遗，显得尤为突出。

“海派”最初是“海上画派”的简称。鸦片战争后，上海“华洋杂处”，各地画家名人纷纷前来上海。有记载，前后七百余人。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向实用性与现实性靠拢，根据市场商业性需求，在传统中国画技法上，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使画面色彩更加清晰明快，增强了画面的图式语言和表现力。如“清末海派四杰”：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和蒲华等，他们借鉴西洋画的技法，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改革和创新，在“正统派”外独树一帜，逐渐形成融合中外的“海上画派”文化风格。后来，逐渐由画坛扩展到小说、戏曲、电影乃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方面，“海派文化”的概念由此产生。

上海城市文明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或本市名录的代表作有：石库门里弄营造技艺，老凤祥金银细金制作技艺，海派黄杨木雕，海派剪纸艺术，海派面塑艺术，海派旗袍制作技艺，精武体育等。它们主要聚集在上海老城区域和旧时的租界内。其诞生大致有三个途径：

（一）属地归化。

一部分非遗项目，本来上海是没有的，随着西方技艺文化的进入，在当地民众生产生活中生根开花。比如彩绘玻璃，该工艺由法国传教士自法国手工艺移植而来，并逐渐形成土山湾手工艺品的一绝。其制作流程是，先画出设计稿，再用颜料将人物、花草、鸟兽等图像彩绘于玻璃上，置炉中煨炙后，彩色渗入玻璃，绚丽异常，永久不褪色。上海高档楼宇、银行、教堂等高楼大厦里，常用它作装饰品。与大部分彩绘玻璃和木雕采用宗教题材不同，土山湾彩绘玻璃大多取材于民间流行的历史人物和戏剧及说唱故事，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

（二）土洋糅合。

比较典型的是石库门里弄营造技艺。石库门住宅，本是江南江浙一带乡镇居民长期形成的民居形式，因其大院都有石条框架的黑漆木门而著称。大门进去，即为一天井，后面一般为二层楼式的左右伴有厢房的厅房，层层叠进，一个空间单位为一进，以居家财力及需求可建为三进、五进、七进不等。宅院大门以地方山石为框架，从质地上说，是取其坚固，从习俗上而言，则以此象征“泰山石敢当”，以石镇邪之意。配置黑漆木大门，更给人以一种庄严厚重之感。石库门长期以来成为江南乡镇居民一种“家居”的象征。

19世纪60年代，受太平天国运动战乱影响，镇江、苏州、宁波等苏南浙北城市的难民大量涌入上海租界避难，生活的现实使他们急需一个与故乡相似的家。租界为接纳难民，兴起了上海第一次房地产高潮。为紧缩土地成本，取得最大利润，同时又能迎合乡绅内心迫切需要“故乡的家”的感觉，当时的房地产商投其所好，参照西式联排式的构架，融入江南民居石库门文化象征的建筑元素，建成了既有欧洲风格，又带有浓郁地域文化元素的新型民居——石库门里弄住宅。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石库门一直是上海住宅消费的主流，最多时，石库门里弄曾多达9000多处，占上海市区全部住宅面积的六成以上。

（三）洋为中用。

本土固有的文化艺术样式，在外来文化和艺术表现形式浸染中主动吸纳改革。比如上海本土最具代表性的剧种沪剧，原发源于黄浦江两岸的田头山歌和民间俚曲：东乡调、西乡调等，俗称本地滩簧或申曲。音乐唱腔具有浓郁的江南丝竹韵味。清末民初，随着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崛起，在五方杂处、中西交汇生态环境中，展演地点从乡间田头，转到茶楼书场、游乐场、大世界大型剧场；表演形式也从单调的小曲“本滩”“申曲”，转变为用本地方言沪语来对白、演唱。早期以对子戏说新闻、唱新闻的形式，描绘了清末市郊乡镇的世俗风情，进城后又演出了大量的时装剧，被上海市民俗称为“西装旗袍戏”，迎合了市民观众新的国际化审美的需求。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北京观摩京剧，谓“听戏”，而在上海观摩，就称“看戏”。一听，一看，一字之差，实际大有差别。“听”是对传统声腔的欣赏，“看”就不仅是关注唱腔了，而是更重整体性的展演，包括舞美、灯光等，而这些是在吸纳西方舞台剧场的场景下产生的。

非遗与上海人的文化品性

上海都市的特色非遗所蕴含的理念、神韵、知识、智慧，体现的是社会行为规范化模式和具有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它以代际相传的行事方式、思想观念和精神感召，有意或不经意间规范着上海人独特的行为规则、生活方式、礼仪规范、休闲娱乐、弄堂人情，从而也形塑了上海都市独特的城市个性和民众的文化人格。在某种程度上，非物质文化就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是体现品位生活的一种技艺和传统，从中折射出与之相随的人的文化人格和品性。就上海来说，这种文化人格和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宽容尚本事。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西交融的非遗数量众多，是我国非遗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环视国内，同样开埠受西方的影响，为什么广州的表现没有上海那么突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一地民众的民性、民情，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品鉴、消化和接受能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上海《申报》有过一场大讨论。其中一则评论，举了一个生活的例子：广东商企人士，有平等观念，平时让佣人一桌用餐而不计较，但是，他们不大容忍外地人一块做生意，甚至非粤语者有非同类之意。但上海原住民，俗称“浦东大（读音：du）老倌”，却尊奉有能力的人：做事，看人本事，只要你比我“来三”（能干），我就服你，对外地人也一视同仁。昔有《沪江商业市景词》：“他方客弱主人强，独有申江让旅商，各操土音无敢侮，若能西语任徜徉。”《申报》更是声称，“在沪之人多系客居，并无土著”。上海人佩服崇拜有本事的人，敢于承认“技不如人”。本地人对有才干的人士不管其祖籍何处，胸襟坦然，宽容大度尊奉之。海内外人士移居上海无心理障碍，尽可在上海滩上尽其所能，施展才华。

这样的包容同样体现在对各种技艺文化的容纳中。

随着上海1843年开埠，西方的工业技术、交通建筑、商业模式、戏剧小说、文化娱乐、美术音乐、手工技艺，以及衣食住行的各种营生方式技艺涌入上海，身处其境的上海人，各方面深受浸染。当时，上海大世界就容纳了各地戏剧曲艺杂技等，展演培育成长为中国式的迪士尼乐园。至1900年左右，上海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华洋糅合的程度，已经明显超过了广州。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浦东。浦东成陆较晚，唐宋后得以开发，特别是宋以后，北方等地五方杂处移民，与上海西部东移的居民在浦东大地融合后，产生了一大批生产生活技艺，如海盐手工制作技艺，以及传承至今、闻名全国的浦东锣鼓书等非遗项目，也造就了当地人的宽容、崇拜能人的独特地域文化心态。这种文化心态对于后来浦东成为开放的前沿阵地，“开风气之先”，也有着深远影响。

2、趋时尚精美。

江南精耕细作文化的传承，与西方精工技艺在上海都市的非遗中融和交汇，促使上海人在生产技艺、生活品位等方面追求时髦精美化，成为全国的时尚之都。

以旗袍为例。上海裁缝海派旗袍制作技艺，在传统直筒的旗袍基础上，汲取了欧美女士服饰竖领、削肩、收腰、开叉等样式，并加以中国式个性化因人裁衣的精细制作，包括以下核心工艺：镶、嵌、绲、宕、盘、绣、绘、钉。“镶、嵌、绲、宕”即为：镶边、嵌线、绲边、宕条，盘为盘扣，绣为刺绣，绘为绘雕，即用热“烫”工艺加水钻，以手工方式在面料上刻制图案及立体“雕塑”旗袍造型和手绣。如此制成的旗袍更能突出女性美轮美奂的傲人风姿，成为上海女性享誉海内的文化品牌。当年的上海女性，出生地不一定在上海，但是通过精致的上海顾绣和时尚的上海旗袍，将东方人的含蓄与西方人的性感巧妙融合在一起，再加上自身才华的释放，熔铸出众多闻名遐迩的女性，造就了“上海女人”的特有人格文化品牌。

3、崇洋不媚外。

上海人喜欢外部世界的异质文化，但不会痴迷到不能自拔的地步，而是在模仿中建立自己独特的个性，在观赏、琢磨、借鉴中将之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以新的面貌出现。这是海派文化中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上海人生活在中西文化、经济的交汇点上，面对五光十色的国际社会，一方面比较关注外部世界的新鲜事物，一方面心态不大会失衡。他们总体上是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不大会媚外。这一点在非遗上也有所体现。

国家非遗海派黄杨木雕代表传人徐宝庆，其木雕就展现了这样的文化个性。他儿时进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偶然的机会，跟随曾在西班牙本土学过雕塑和油画的教会人士学木雕。受这段经历影响，徐宝庆早期从事的是西洋宗教木雕艺术。但是，江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生态、社会风尚和民间技艺等造就的地方性知识，又时时影响着他的心路，影响着其技艺和题材的走向。这促使他在后来的手工技艺中，有意无意地将西方的解剖知识、素描技法、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的黄杨木雕技术糅合，形成了自己的圆润明快的雕刻风格。在作品表现上，脱离了西方雕刻技艺的传统宗教题材范畴，以严谨写实的现实主义为基调，广泛涉及现实生活气息及民族的元素，讲求作品的生动传神，捕捉瞬间的灵动，洋溢着浓郁的乡土风情和灵性的艺术美感。这类中西交融的上海都市非遗，有着鲜明的特色，也折射了上海人崇洋不媚外的文化个性和精神气质。

4、传统融创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经历着“再创造”的过程。

上海都市的非遗，在历史的长河中，原有的传统样式，随着上海都市环境和时势的发展，在不断地自我革新。如上述各类与众相似而又不同的各种海派项目的涌现，以及当下实景版情景式昆曲、石库门创意剪纸、都市日常生活中典雅古琴艺术等的传承展演等，均显现了上海人与时俱进的独特情怀和创新意识。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要让非遗“活”起来，必须要让非遗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回到百姓中去。新场古镇的锣鼓书、江南丝竹，以前都是民间弹唱的形式，成为非遗之后，不能束之高阁，而应该变得更加“开放”，要让其在居民的日常休闲中用起来。这也是非遗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思想者小传】

陈勤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文艺学、民俗学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非遗保护专家，上海市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学、文艺民俗学、中国民俗学、非物质及物质文化遗产。当选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作者照片由上海市社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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