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10月26日，美国长老会派遣耶鲁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皮特·派克（Peter Parker，清代通事旧译“伯驾医生”者）启程远赴广州。历经一年折腾，伯驾医生最终在十三行的猪巷（HOG LANE）3号, 即新豆栏7号丰泰行（Fung-tae Hong，San-taulan Street）升匾开张，此事被学界标记为传教医生入华执业的源头。

伯驾诊所 关乔昌画 1839年

在1835年11月4日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首日的工作志中，伯驾这样记载：“一共来了4个求诊者。其中一位是双眼全瞎的女性，另一位双眼视力几乎丧失。”但伯驾不忍告诉患者，恢复视力机会渺茫，声称会竭尽全力治疗。还有一位25岁的慢性红眼症患者，第4位患者双眼翼状胬肉，伴右侧上眼睑内翻。

此后，伯驾免费提供医疗服务，一年里诊治的患者累计8000余人。其施医规模与眼疾处置相对快速、疗效稳定不无关系。伯驾继而诱使病患听从上帝呼唤，实现西方教会派遣传教医生，传播福音的主要意图。

其实，早在伯驾之前，东印度公司雇用的专业医生已落户澳门行医。他们是：曾任Arniston号商船外科医生的皮尔森（Alexander Pearson，1802年来华）；先后担任过Lord Thurber号、Cirencester号和Coutts号商船外科医生的利文斯通（John Livingstone，1808年来华）；做过5年商船外科医生的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和Caledonia商船外科医生伯莱福特（James H. Bradford）。后两者来华稍迟，分别为1826年和1828年。

隶属东印度公司的临床医生主要为本公司定居商人和流动船员提供不测之需。但当年外籍人员稀疏，这几位医生也为当地民众不时提供西医服务，此事有图有真相，比如流传甚广的英国画家乔治·欣纳利作品——郭雷枢医生诊所，与伯驾专用画师关乔昌的作品一样，两幅油画都在呈现本地眼疾患者，接受医生治疗的现场实景。

19世纪的剃头行当手艺全

轮到更晚一辈的传教医生来华施医送药并传播上帝福音的时候，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以往各色外籍人等不得擅自离开十三行“自贸区”的“旧皇法”被废，五口通商使得西医传播的社会条件空前松动。于是，各路医学传教士各显神通，到处尝试设立医院，包括英国伦敦会派遣的医学博士洛柯哈特（William Lockhart，旧译雒魏林）。

在更早的几年前，雒魏林已经开始在香港协助行医传教。1843年后，他特意前往宁波舟山，先后2次开张新式医院。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当他意识到上海即将成为经济中心时，便立即将西式“上海医馆”，即仁济医院前身的招牌，于1844年挂在了上海老城的东门外闹市中。

像所有的入华西医前辈一样，拥有皇家外科学会头衔的雒魏林外科大夫，还是照旧打出专治眼病的特色项目，吸引本地民众前来接受医疗服务，意在迅速扩大上帝福音范围。从广州、澳门到上海，洋医生均以眼科治疗拓展西医，一定程度上与19世纪常见病特点有关。

还是以雒魏林落脚的黄歇浦与洋泾浜交界处为例，沿袭百年的药局弄、大夫坊上，尽管医疗服务行当云集，但在170多年前，传统岐黄术并不热衷眼病治疗。相反，大清皇土最流行的剃头担子倒是眼明手快，不仅承担了皇上规定的剃发行当，还及时介入刮眉、按摩、挖耳、拔牙、甚至“刮沙眼”服务，眼、耳、鼻、口一条龙，项目之多难以想像！

而眼疾流行，恰恰与剃头匠有关。在没有抗菌素眼药水的19世纪，眼睑微生物感染和季节性传播往往导致结膜炎爆发，俗称红眼病。此病反复发作，极易继发睫毛倒刺，从而更加引起眼睑结膜刺激，红、肿、痛、热，沙眼衣原体密布，眼睑菌落水泡成灾。

上海开埠初期洋泾浜写真

剃头匠说，那就刮沙治疗呗！一把污染的剃刀，刺破过无数菌落，暂时缓解眼部症状，却加剧了眼疾的交叉感染。有些自以为是的匠人，有意将患者眼睑内侧的泪腺剔除，据说可以根除内毒外侵，结果引来结膜炎频发，结缔组织增生，严重者危及角膜感染，甚至失明。剃头匠的不当处置，使得眼疾在人口密集的人群中越发不可控制地流行开来。

害人剃头匠，治病洋医生。201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论文分析了19世纪大清帝国的眼疾发病和病患处理，为西医东渐之初从眼科着手，引进西医提供了逻辑依据。通过快捷有效的治疗，让信众一目了然体验了西医手术，眼见为实感受了症状缓解和抗感染疗效。被中医文化主导了2000年的国度，民众逐步认可接受西方医术，继而信仰西方宗教。

从技术上说，传教医生关注常见病，贴近老百姓，这样的医疗路径探索是成功的。其社会效应是，传教医生为当地百姓缺医少药的情况提供了一定的实质性补充。也就是说，在官府老爷压根不相信红毛番鬼还能治病救人的年代，年轻的花旗佬伯驾和英国佬雒魏林等洋医生凭借西医好手艺，不仅赚到治病救人的好名声，也确实促进了社区健康。

不过，毕竟早期传教医生来华目的主要是扩大教会影响力，尤其在西医规模弱小，医院建制化尚未落实的19世纪上半叶，传教比重更加突出。雒魏林热衷传教胜过行医，平时将医院交下属运营，甚至不顾皇法，远赴青浦县城干事业，成为史上“青浦教案”主角。

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事难进门，坏事传千里！西医治病与西医传教，在19世纪社会史上毁誉各半，理应成为西医东渐中值得重新检验的一卵双生学术命题。

（作者系旅美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黄杨子整理编辑  原题：关注常见病、贴近老百姓：从仁济医院开创者雒魏林谈早期西医诊治策略 图片来源：方益昉 提供 题图说明：郭雷枢诊所 乔治·欣纳利画 1835年 图片编辑：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