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时候，整个居委会干部都‘阳’了，各项工作开展较为困难。”市发展改革委钟翔讲述，4月中旬，黄浦区外滩街道北京居委原有工作人员先后感染新冠被隔离，上级部门紧急抽调了街道和其他居委工作人员，与5名下沉干部一起为辖区居民服务。

钟翔、柴筱宜、宋元君、杨羿、庄龙平，这些并不居住在外滩街道，也不熟悉周边情况的下沉干部，“赶鸭子上架”似的成为居委会志愿者。一个多月过去，不知不觉他们已在这里扎根。

老旧城厢环境复杂

老城厢实际情况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预料。钟翔介绍，在北京居委，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洋楼比比皆是，多家共用公共厨房、公共卫生间的现象普遍，少数小区还要倒马桶。空间逼仄，通道曲折，光线昏黑，有时上门采样扫码都扫不出来。加之阴暗潮湿不通风，想做消杀也比较困难，“简直是病毒最喜欢的场景。”

经过多年反复改造，一些老楼内的空间仿佛迷宫。有一次，钟翔以为已经摸清某一栋老洋楼人员情况，谨慎起见询问最后一户老人，老人指了指身后：“还有一家呢。”昏暗灯光下，他这才看见“墙壁”原来是隔板，隔板后面还住着一户人家，不经指点很难注意到。

这一片老城厢里，人员构成也非常复杂，高龄独居老人占比很高。“平常我们觉得80多岁已属高龄，在这里还算年轻，有许多90多岁的老人，还有一些年龄超过100岁的老人，不少卧床不起。”钟翔说，由于环境、人员构成特殊，不像很多小区楼栋整齐划一、有楼组长，各种防疫通知难以传达。

配药就医难题凸显

由于北京居委辖区居民老龄化严重，配药、就医两大难题凸显。老人所需药物种类繁多，往往无法在一家医院买齐；医院不接受现金结算，老人又不会操作支付宝、微信；居民交付医保卡时经常忘记留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药物配来后不能及时送到居民手中……

下沉干部和街道、居委干部一起讨论摸索，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配药操作流程：阴性居民提供医保卡，先在社区医院配药，如不能配齐的转街道志愿者至仁济医院配药，还不能配齐再转长征医院或其他医院，阳性居民则由居委出具借药单前往社区地段医院借药。药费由下沉干部志愿者自行垫付，之后再联系居民进行现金或电子现金结算。

比如家住江西中路的吴阿姨因患有多种疾病，需要配5种药，用药也比较特殊。其中一种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吲哚布芬片，社区医院没有，志愿者咨询了另外两家医院也没有。作为5名下沉干部之一，市保健局宋元君结合上海中医药大学下沉干部配药专班信息分享，按图索骥，终于在瑞金医院找到吴阿姨所需药品，当天中午就联系了吴阿姨取得她的医保卡为她配药。拿到急需药品，吴阿姨连声道谢。此外，下沉干部还不断多方联系，帮助解决居民就医问题。

辛苦但有满足感

面对繁杂琐碎的工作，下沉干部志愿者们只能高强度连轴转，没有一天休息。每天早上7时，大家从临时住宿的酒店出发，晚上6时左右回来，再派一人过去接班，晚上12时左右下班，有时要到凌晨2时甚至更晚。洗完衣服没地方晾，只能阴干。钟翔说：“辛苦虽然辛苦，但很有满足感。另外街道干部比我们辛苦多了，这样的工作状态比我们持续的时间还要长。”

除了帮居民配药就医、解释抗疫政策、为封控区域居民运送药品和生活保障物资，5名下沉干部还多次深入疫情严重区域上门开展核酸检测，协同医护人员开展追阴追阳工作。短短时间内敢打敢拼，下沉干部彼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