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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最美的书”重返莱比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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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祝君波 2015-05-10 10:00
摘要:说起出版,免不了提起五十年代上海参加莱比锡书展获奖的情景,《苏加诺画册》等在莱比锡荣得设计金奖,让上海出版人引以为傲。从此,莱比锡三个字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四十余年前,我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幸运的是被分配进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当学徒。而我们单位是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分出来的,许多员工来自于人美社,说起出版,免不了提起五十年代上海参加莱比锡书展获奖的情景,《苏加诺画册》等在莱比锡荣得设计金奖,让上海出版人引以为傲。从此,莱比锡三个字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事也凑巧,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朵云轩集本版水印能工巧匠数十人,以五年的时间精雕细刻完成了明代《十竹斋书画谱》的重梓工作,一色的木版水印,宣纸旧墨,悉仿古制,达到了乱真的境界。虽说当时国际上印刷技术突飞猛进,但以木版水印手工仿印古书,还是咱们中华独门绝活,所以,1989年在莱比锡设计评奖时,引起评委的高度评价,认为所有的奖项都不足以表达对它的鼓励和敬重,所以,临时特设了国家大奖。

 

奖杯几度辗转来到我们手中,已是东西德合并之时。从此上海也与莱比锡失去了联系。因为冷战时期,东方阵营的出版人每年聚在莱比锡,西方阵营的出版人每年聚在法兰克福,叫做分庭抗礼。两德合并以后,我们送书参加莱比锡设计奖的渠道就此中断。但是作为一个出版人,莱比锡的情结还是难以忘怀。

 

重返莱比锡

 

2001年,我调到出版局工作,在局长孙颙先生支持下,开始了重返莱比锡的道路。

 

这里要提到,上世纪50年代我国派出一批青年人前往苏联东欧留学,其中中国设计界的前辈余秉楠教授,就曾读古老的莱比锡大学设计学院,他也是《十竹斋书画谱》评为国家大奖那一届的国际评委。于是寻访到了余秉楠教授,他向我们推荐了一个关键的人物、当时在北京歌德学院的王竞小姐。王竞又指引我们局的代表王莳俊、袁银昌先生前往德国,介绍认识了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的乌塔主席。由此获悉两德合并以后,国际书籍设计界的最高奖项已经统一为“世界最美的书”,仍在莱比锡评比、展览和颁奖。只是这十几年,由于信息不通,中国作为一个出版大国,被遗憾地阻隔在莱比锡的门外。而重返莱比锡,既是中国出版人的心愿,也是“世界最美的书”的期盼。因为当今之时,“世界最美的书”没有中国的参与,也是不可想象的。

 

筹备参评莱比锡设计奖的工作在抓紧地进行。2003年初夏,因为非典的缘故,这一年的上海图书交易会推迟到这个时点于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行。我和吴新华负责策划举办“中外书籍设计作品展”。时间很紧,我们依托上海书城、上海外文图书公司和中图上海公司,很快筹集到一批高质量的展品,成功地举办了占地五百平方米的设计展览,并理所当然地成了那届书展的亮点和看点。就在这次展览的基础上,我们组织了首届中国最美的书的评奖,经过投票,《梅兰芳藏戏剧曲史料图画集》等16本书,被送往了莱比锡。

 

2004年,是中国出版界值得纪念的日子。河北设计家张志伟先生设计的《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一举荣获“世界最美的书”金奖,实现了零的突破。要知道,世界上每年新出的图书数百万种,而德国人的“吝惜”在于“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只设14个奖。真是惜墨如金,一奖难求。不要说金奖,就是十四分之一的鼓励奖,也是一个设计师一生梦寐以求的荣耀。3月,我率领我国第一个设计家代表团访问莱比锡,捧回了金奖。一时,这一消息在海内外设计界传开了。

 

这年秋天,我们邀请世界最美的书来到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展览。这是上海与莱比锡、中国与德国设计界一次非常重要的交流。乌塔主席、雷娜特女士、王竞小姐专程到上海出席开幕式,作了重要的演讲。吕敬人、陶雪华、张志伟、袁银昌等中国设计家以及一万八千余专业人士前来观展,大家了解到这十几年交往隔绝而国际书籍设计界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审美理念、新的设计技法,这是中国融入世界设计大家庭必须把握的。

 

至此我们才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设计界学习苏联的经验,把书籍评奖分为封面奖、内文设计奖和插图奖,这种把设计割裂开来的审美方法已经过时。世界最美的书已在倡导美的综合性和统一性。强调书籍设计是整体,封面、内文和插图必须皆美,和谐统一,才能称之为最美的书;设计形式要服从于书籍内容的表达,该豪华的要豪华,该简朴则简朴。设计美与新材料、新工艺的发展相统一,以反映书籍设计的时代性。设计要营造一本书的氛围。设计是视觉、触觉,也是音乐。欣赏一本书时,尽可能使读者感觉到赏心悦目,手感舒适,而且在翻阅时产生节奏美和韵律。

 

正是在那一次,我明白了世界最美的书除了满足大众阅读以外,还要突出创新,具有前卫性和独创性,展示设计师的多元风采。尽管书籍设计与其他行业设计相比,局限性是那么的大。

 

2004年春天我们去莱比锡,同年秋天莱比锡来上海,这一来一去的相识,彼此建立起了信任。这一年秋天中国最美的书评比,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例如,评委以中国人为主,也吸纳国际评委参与,这是东方神韵和国际视野的交融。从此,除中国的余秉楠、吕敬人、陶雪华、袁银昌、王行恭、廖洁莲、韩秉华、张国伟、速泰熙、朱赢椿以外,先后还有乌塔、雷娜特、杉浦康平、郑丙圭、舍莱斯、韦斯特伍德、布洛克等国际评委加盟。每一次的评奖,都是相互的碰撞和交流,争议之后,是对彼此文化、理念的尊重。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西方人更了解了中国最美的书,中国人更了解了世界最美的书。

 

国际评委参与工作,对评选方式的改进是很重要的。比如早先的评比,中国评委也有书可以入评,后来限定为每人一届不超出两本,最后在大家感到这个评奖已经成熟,中国年轻一代设计师已经成长起来之后,实现了评委本人的书不再参评的严格制度。又比如有一次,投票结束以后,雷娜特认真地提出有一本更好的书未入围。争论的结束,她理解了投票制度的严肃性,评奖程序已经结束,再好的书也不能放入。但我们也同意,从下一届起,最后一轮投票时有一个讨论制度,每个评委都可以推荐一、二本好书,讲出道理,提醒其他评委关注。后来实行了这一制度,遗憾就更少发生。就这样,中国最美的书越评越合理,越评越公正。

 

确实,各类评奖不少,有时难免功夫在书外,玩起某些潜规则,而中国最美的书一贯坚持它公正性、公开性原则,在业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这正是大家共同努力呵护的结果。

 

走向莱比锡的这十二年,我国设计师有了新的动力,通过中国最美的书这座桥,去竞争世界最美的书奖牌,同时又通过莱比锡这座窗口,感受全球设计界的最新变化,获得新的收获。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出版业的大国,每年二十多万种新书源源不断地出版,我们的书籍设计比之于八十年代,确实变美了,变好了,这一切既要归功于经济的发展,人民文化程度的提升,也应归功于一代又一代设计家的努力。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吕敬人先生,他是一位天才的设计家,这不仅体现在他是中国最美的书获奖最多的一位,还在于他是设计界年轻人的一位导师,他像一位不倦的布道者,倾其所有传递美的理念,不时引领中国当代设计的方向。近年,他倡导的“新造书运动”,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己每次与他交流,总有一些新的收获,这也是中国设计界的共同收获,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对于不可言传的书籍设计艺术,这是多么的需要。

 

理念讨论

 

这十二年,也是我国政府倡导文化走出去的时期。在这方面,我们不缺口号,也不缺金钱,但坦诚地说,文化走出去且真正走到西人的生活里,起到传递信息,被他们认可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中国最美的书是一个难得的成功案例。不靠金钱的堆砌,而靠我国出版家设计家的长期积累;没有语言的障碍,用设计语汇交流沟通。这里没有刻意“打造”,而是一种自然流露;无法设定目标,只靠滴水穿石的精神和潜移默化的感染,上海与莱比锡、中国与世界,竟然有这么密切的沟通。这在当年创始这一奖项时,是不可设想的。

 

不仅如此,而且西人的艺术也很自然地走进来。每年中国最美的书新闻发布会,都有精彩的论坛,还由评委点评最美的书。2013年秋天,是中国最美的书创始十周年。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盛大的中外设计师展览,共展出54位设计家的作品和历年中国最美的书,同时举办了两天的国际论坛。许多海外设计师对我说:“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最好的设计展和最好的论坛。”德国出版家激动地告诉我:“世界最美的书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粉丝,说明东方尤其是中国,充满了希望。”确实,涉及内容的出版,是一个很难深度交流的领域,我们不得不感叹,谷腾堡故乡的出版人创造了“世界最美的书”的评比,让我们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出版人,通过“美”这个切入点,找到了交流的平台,找到了共同语言。

 

当然,共同是相对的,对美的认识有很多的不同,这是绝对的。我们书籍设计的园地,不能只有一种花、几种花,我们需要百花争艳的风景,每个设计师都有他存在的价值,这就是和而不同,是差异,是个性。在我们体制下生活的人,太喜欢也太擅长归纳和概括,而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化方面、在艺术方面,往往是有害的。设计不需要太多的统一性,设计最需要合理的个性。合理,包括具有实用性,个性,包括充满了想象力、前卫性和探索性

 

2014年中国最美的书揭晓以后,有人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最美的书关注大众阅读少了。作为一位组织者,曾也陷于反思。现在我认识到,最美的书强调设计不要脱离大众阅读只是一方面,如同T型台上时装秀,也是时尚的,先锋的。中国最美的书和世界最美的书,代表了设计的新潮,是新理念、新技法、新形式、新工艺和新材料的探索空间,不能都用一般书店的书去要求它。

 

在评奖初期,针对我国有些书籍的过度设计、过度豪华,而强调我国书籍设计不要远离读者、远离阅读,这是对的。但真理跨前一步就成了谬误。美就被大众阅读绝对化了。这正是我们简单概括的错误。难怪2013年秋在上海设计论坛上,当中国的一位著名作者说自己最不喜欢精装书,很喜欢软装书可以卷起来阅读时,当场有国外设计师大声地说出不同意见。毛病在于人们有时只看到事物的一个面,而忽略了它的多面性,而美也是多面的、多元的。一个出版社每年有几本书在设计上做前卫性的探索,也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

 

2015年,又注定是中国最美的书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份。3月,中国设计家代表团参加莱比锡书展,同时参与中欧设计家论坛,相互交流和切磋。而在8月,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将把世界最美的书带来上海,在每年一度的上海书展展出,届时将有30余万读者观看世界最美的书。这是两地文化交流的盛事。这也是上帝的眷顾:让中国人发明了古代印刷术,我们成了活字印刷发明家毕升的后人;而德国谷腾堡发明了现代活字印刷术,海德堡印刷机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华大地,传媒业日新月异地发展。从毕升到谷腾堡,又从莱比锡到上海,这种交流是如此的紧密、互补和必要,这真是一种巧合,也是中德设计师的幸运!

 

网络时代也需要美

 

站在2015年这个时点,网络出版已日益显出它的威力,而传统图书也日益受到其威胁。传统书的减少是一种趋势。但传统书的实体感终将顽强地展现其生命力,而设计是这种生命力的最佳体现。2004年,在莱比锡设计家塞宾娜小姐家中,我看到过她设计的手工书——专门供人们欣赏和收藏的限量版的收藏书,我就知道,书籍设计还有无限的空间。网络图书只会促使我们把传统书设计得更好,同时,网络图书也会转向需要美丽的设计。科技使一切变得不可预料,但是人类需要美

 

上世纪70年代,我在朵云轩学徒时仿佛回到了隋唐时代,每天拿着古老的拳刀,在桃木板上刻制雕版书,每天刻十几、二十来个字,十几个人,几年才刻成一本雕版线装书。记得1975年我亲手刻的那本一函四册的宣纸本《稼轩长短句》完工了,定价人民币28元。当时人穷,这简直是个天价,限量300本卖不出去。如今这本书在拍卖行被标到五、六万元一本。金钱易得,一书难求。时过境迁,换了人间,而开篇提到的1985版的《十竹斋书画谱》,已卖到了人民币二三十万元一部。书籍设计也会有这样的结局,少,但更精致。这也从一个方面为我国书籍设计展示着光明灿烂的未来。

 

(作者为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副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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