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上海博物馆党委办公室主任蔡敏在他下沉工作的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莱阳小学中转站，送走最后一批密接人员，也宣告在这里的工作暂告一段落。

在疫情防控全面攻坚的关键时期、吃劲阶段，蔡敏响应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的号召，根据组织安排担任起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莱阳小学中转站的点位长。

从一天接进18批次阳性感染者，到协助流浪人员做核酸检测，再到做好密接人员中转，蔡敏在中转站工作已持续二十多天。

讲述人：上海博物馆党委办公室主任蔡敏

4月15日上海抗击疫情进入攻坚阶段，我于4月16日报名参与抗疫一线工作。第二天，我所居住的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就打来电话，让我到居委报到上岗。工作3天后，街道再次打来电话，希望我前往辖区的莱阳小学中转站工作。街道说，“中转站需要有管理经验的党员干部。”

4月16日报名时我就承诺“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当天就已收拾好行李，连被子也打包好了。虽然我有心理准备，家人也很支持，但说不牵挂是假话。

我有两个孩子，老大今年要参加高考，老二才6岁，妻子居家办公开电话会议时，老二总黏着我“爸爸跟我一起玩”。但老二也知道，“爸爸是共产党员，要去打败疫情的地方”。

4月20日下午接到岗位调整电话后1小时，我已前往莱阳小学中转站。中转站的建筑呈“H”型，我们刚来就微调了原先的布局，将原本位于底层的“生活区”调整到建筑另一侧，避免与“医学观察区”接触。这里虽不是医疗机构，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三区两通道”应有尽有。包括我在内，中转站的3名下沉干部和22名特保队员24小时工作生活在这里，稍有不规范，安全就难保障。

莱阳小学中转站已于昨夜送走最后一批中转的密接人员

建筑“H”型的另一侧，12间教室设置了108张中转床位，是街道较大的中转站之一。这里是阳性感染者从小区到方舱医院的临时隔离转运场所。根据各自不同情况，他们在这里被分配前往定点医院、方舱医院或隔离点。

刚进中转站那段时间，疫情仍处高位，有一天光是接进中转站的阳性感染者就达18批次91人，有时候门口同时有三辆大巴车载着感染者等着进来，放空后再接感染者出去。我们每天早上从7点左右开始接进第一批从社区转运来的病人，一直忙进忙出到晚上12点之后才基本结束，还得反复查看微信群信息，确认没有新的接入或转出通知，才敢换下防护服休息。有时有阳性感染者不符合收治条件，深夜被送回中转站，我们得立即安排好床位和后续工作——几乎是24小时待命。

中转站工作时间不规律，无法像正常上班那样排好时间表，但每个环节顺序又不能出错，否则安全隐患很大。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刚要着手安顿新进来的人，马上又接到转运一批感染者的通知。这时就要根据转运名单一一通知阳性感染者做好转运准备，待他们离开后，工作人员要立即将其使用过的物品作为医用垃圾处理，随后进行场所消毒，再根据新进阳性感染者的情况安排合适的休息床位。

“先出后进”才能避免对冲和聚集，每一步顺序绝不能乱。下沉干部来自不同单位，特保队伍也是临时组建，肯定有磨合期。一开始中转人员多，大门口容易聚集，有些特保队员会一时不知所措。这时我们都在大门边，立即补位接手工作。

虽然中转站的工作内容与我在博物馆时不同，但方法却可以借鉴：分拆岗位，调配人手，明确分工。每天工作后，我们会在工作微信群里复盘一天的情况，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和优化流程。短时间实践后，门口接人、通道领人、分配床位、分发物品、信息登记、更新数据等每个环节，大家都逐渐熟练，配合也日益紧密。

越忙碌越容易在细节上疏忽，一个疏忽就可能带来隐患。我想到了任务拆分的办法：比如转移人员离开后，生活用品清理、床位场所消杀、物资重新布置虽是一整套连贯工作，但把这些事同时布置给工作人员，难免有人顾此失彼。我们索性将这个过程拆分成三项任务，引导工作人员逐一完成，每次只要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事。工作至今，不仅中转点一直保持安全，中转效率也不断提升，秩序更好了。

中转站是阳性感染者跨出家门后第一个落脚点，每个人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都不同。经过我们中转站的感染者中，有92岁的高龄老人，也有7个月大的婴儿，还有一些基础疾病患者。面对这些特殊对象，我时常提醒自己“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利用他们在中转站的时间，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和需求，在原有信息表格上分门别类做好备注汇总，一方面为转运到合适的地点做好对接准备，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在中转站期间提供好服务。

有些阳性感染者身体不好，我们会联系医疗保障组帮忙配药，或者协助拨打120请求送医治疗；有的老人腿脚不利索，我们会通知内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坐便器；有些家长带着婴幼儿一起来，我们则准备了奶粉。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总会不自觉地关注到那些带孩子的家庭。有一对夫妻带着7岁的儿子进入中转站，爸爸找到我，说自己被分配到哪里都无所谓，但希望将妻儿安排到条件合适的隔离点。我理解他的想法，经过多方联系，匹配条件，将他们转运至设有家庭房的隔离点。

转去后不久，这位爸爸就发来消息，“安排的隔离点比想象的好多了”，随后每一步进展他都会跟我微信沟通：“孩子蛮好的，目前我们三人都是阴性”“我下午码变绿了”“我明天可以出院了，拿到告知书了！”我将这些信息与中转站工作人员们分享，大家都为能帮助到别人而高兴。

下沉干部工作生活都在中转站内

有些来到中转站的感染者情绪低落，从网上听说方舱条件不好，心情更加郁闷。我们会花时间疏导安慰，让他们了解真实的方舱情况。从职责分工来看，或许我们不必纠缠于中转者的情绪问题，但面对这些感染者，他们是病人，是出于信任配合转运隔离工作，我们怎么能不多一点耐心？我们会尽可能解释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尽可能与转运组联系，将中转者安排到与之需求对应的隔离点。疫情严重的时候，隔离资源紧缺，我们很无奈、很难受，但我们要抱着最大的善意去解释，要凭着党员的觉悟来做事，讲清楚实际情况，争取他们的理解，不把矛盾甩给后续环节的工作人员。

身在中转站，近来我明显感到疫情的好转。4月底开始，我们这里中转的社区阳性感染者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来自“扫街、扫楼、敲门”的全面排查。4月28日，中转站收进一位被救助的流浪人员，没有身份证件，连身份证号也不记得，暂时无法进行核酸检测。我们为他测了抗原，已显示“两条杠”，于是单独为他安排了一间房，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核酸检测，结果确定为阳性——还好及时发现！

随着上海阳性感染者逐渐减少，最近我们这里中转的已是密接人员。与此前中转阳性感染者不同，密接人员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按“一家一房”的方式避免交叉感染。除了疾控部门一天三次进中转站常规消杀，我们的特保队员在每一次密接人员转移后，同样要将所有生活用品作为医疗废弃物按规范处理，然后对整个房间和走道、卫生间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杀和卫生整理。我们把特保队员分成4组，每组由一名业务骨干带领，6小时排一班，确保安全。

在中转站工作到现在，体力上的压力小了，但精神压力一直没变。密接人员最关心“隔离多久”的问题，我们不断搜寻最新的政策，及时与上级部门联系以咨询权威信息，尽可能给中转者清晰确定的答复。

消杀是中转站内最频繁的日常工作之一

随着疫情逐渐好转，我特别担心中转站工作人员在工作执行上松懈。我时常把穿戴防护设备的视频和注意事项发到微信工作群里，叮咛大家“风险仍在，不要嫌烦”；除了日常检查，所有工作项目必须拍照在微信群里汇报；前天（9日）还开了一次全员大会，强调“一切如前”。我们几名下沉干部，闲暇时间也会着手处理些各自单位的工作，就是为了时刻让精神状态依旧“绷紧”。

虽然我所在的中转站，只是大上海保卫战中一个很小很小的点，但只要每一点、每一个人都能坚守阵地，做好工作，就能凝聚起不平凡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看到上海感染的数字一天天低下来，我真的很开心。等到疫情结束那天，我要早点回家，好好洗个澡，好好吃一顿家里的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