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在上海的日子，我“潜伏”在屏幕前，观看了话剧《美好的一天》2022上海版线上排练。这部戏原计划于今年3月作为上海市杨浦区YOUNG剧场开幕大戏上演，因疫情延期，但并未停止排练。

24岁的听障女孩倪珍佳对着镜头，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从父母在上海弄堂里的相遇讲起，讲到自己如何失去听力，如何在残奥会篮球赛场上受伤，还有在“熊爪咖啡”打工的经历以及疫情下的生活。

疫情中，珍佳借住在一位同样有听力障碍的朋友家，快要没菜吃的时候收到了熊爪咖啡馆为员工送来的蔬菜。她每天的日程都排得很紧，上网课、画画、做饭、为一家博物馆的“云游览”当手语翻译志愿者。珍佳告诉我，她的人生里有很多“无奈的一天”“失望的一天”“痛苦的一天”，但仍在为“美好的一天”而努力。

倪珍佳的线上排练

因为听力障碍，珍佳的吐字有些含糊不清。《美好的一天》线上排练时，她怕大家听不明白，总会重复一些词句，两只手在空中打着手势，脸上带着笑。身在北京的导演李建军，寸头，瘦削，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右手托着下巴安静聆听，不去打断。

2013年，《美好的一天》在北京首演，搅动了戏剧圈。李建军提出“凡人剧场”的概念，理念来自博伊斯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普通人成了聚光灯下的主角，他们没有一个人以演员为职业，也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表演训练。

演出中，每位讲述者都有一个独立频道，观众每人配备一副耳机和一个收音机，可以随时切换，选择倾听各个频道的讲述，或直面时代的“众声喧哗”。导演孟京辉看完感叹：“这个戏每个演员都那么普通那么美那么磊落那么真切那么平易那么有节奏那么稚拙，一出最帅的现代舞，一个声音的交响乐，一首关于地平线的诗，一本你在地铁里捡到的日记。”

9年来，《美好的一天》走过北京、杭州、深圳、香港等地，参与者年龄横跨16岁至91岁。李建军的作品演到了乌镇戏剧节、东京国际剧场艺术节、德国鲁尔艺术节、意大利VIE艺术节、德国邵宾纳剧院FIND戏剧节的舞台，其中《大众力学》《人类简史》《带电的火花》 等继续使用了素人演员。

深圳版《美好的一天》

这一次，《美好的一天》2022上海版里，将有约20位生活、工作在上海的讲述者，登台分享他们真实的人生经历。除了倪珍佳，计划参与的还有电影《爱情神话》里“老白”的原型——画家白红卫、上海船厂的退休员工、律师、复旦大学学生、游戏博主等等。

《美好的一天》是YOUNG剧场首部委约制作作品，也是这座年轻化剧场挖掘“在地文化”的初次探索。因为疫情，有讲述者放弃参演，也有新的声音加入进来。他们的生活因疫情发生改变，他们的讲述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疫情的烙印。

这出戏将如何演下去？我跟导演李建军聊了聊。

导演李建军

不去思考，不去讲述，就好像没活过一样

上观新闻：据说《美好的一天》在上海招募演员，有两三百人报名，听障女孩倪珍佳是如何被选中的？

李建军：我们在选择演员的时候，会注重差异性，比如年龄、性别、职业。2016年我们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演过一版《美好的一天》，当时希望能有一位残障人士参与，所以主动找到了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他是一位程序员。而这一次，珍佳是主动报名的，这很难得。

上观新闻：剧名为何叫《美好的一天》？我听珍佳几乎讲了她过去24年的人生。

李建军：《美好的一天》其实很像是一个比喻，它和话剧内容是一种诗意的联系。它就像人生简历一样，要讲述你一生的来龙去脉。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经历了这么多事，总会记起那么几件比较重要、反复琢磨的事儿，那些人生的瞬间，所以叫《美好的一天》。

上观新闻：《美好的一天》创作过程是什么样的？线上排练有遇到困难吗？

李建军：《美好的一天》之前没在线上排练过，这是第一次。简单地说，我们一般是先招募演员，招募之后，会有一个一对一的线上采访，有点像面试。演员选定后，我们原本计划是面对面的线下采访，但因为疫情中断了，不得已变成线上。

你看到的珍佳的呈现，其实已经经历过几轮采访，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讲述的文本提纲，不断丰富内容和细节。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剧场，让他们适应舞台上的讲述。因为当他们在讲自己的故事时，旁边还有别的演员在讲他们的故事。

上观新闻：听珍佳说，第一次线下见面，大家都讲了自己的故事，你也讲了你的故事，是什么故事？

李建军：第一次见面是破冰，大家都是陌生人，要彼此熟悉起来，建立信任感。我们设计了一些游戏，其中一个环节就是分享自己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故事，我就讲了我如何从一名舞美设计成为一个戏剧导演的故事。

《美好的一天》2022上海版线下工作坊

上观新闻：你如何训练这些素人演员？

李建军：对于他们来说，标准和职业演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在台上讲的是自己的故事，就跟平常聊天的状态差不多。只要调动他们对自己所讲述的内容的认同感，调动他们讲述的欲望，调动他们梳理和思考人生的动力。思考很重要，而不是去修饰他的嗓音和姿态。所以当他们真的站上舞台去讲述，基本上表演就成立了。

上观新闻：讲述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李建军：讲述是人的本能，是我们的祖先在篝火旁就开始做的事。讲述其实是通过语言，把自己的经历以及对经历的思考过程媒介化出来的过程，可以说，如果不去思考，不去讲述，就好像没有活过。

我们不管活了20岁，还是90岁，总是会回想，做过的一件事值不值得？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我的生命旅程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这些都是人的一种反思机制。将我们所有人的思考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的父辈是什么样，我们是什么样，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这些讲述构成了一个网络，这就是历史。我们只有在这样的时空网络中才能确认我们的价值。

最动人的，是他们如何面对不美好的一天

上观新闻：《美好的一天》2022上海版的排练遭遇这轮疫情，会改变它的主题吗？

李建军：2020年我们做过北京版《美好的一天》，找到一位2000年出生的人，她在美国留学，疫情中回到国内，一路惊险。而她的人生故事，也折射了过去20年中国的变迁。

《美好的一天》2013北京版 摄影：谭泽恩

这次在上海，我们没有刻意去寻找疫情的主题，但不可回避。比如那位复旦学生，他高考就赶上了疫情，高考时他还发烧了。讲述者中原本还有华山医院的一位医护人员，她是上海援鄂医疗队成员，曾在武汉一家医院担任ICU的护士长。她原本要讲的就是疫情的故事，但因为这轮上海疫情，她无法参演了。

上观新闻：缺席也是一种在场。

李建军：你会发现，这样一场演出，最忙的那群人是参加不了的。我们非常希望有快递员来参加，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人群，想听他们的故事。但是非常难，他们总是一单接着一单，很难停下来。

上观新闻：疫情下，周围有很多不美好的时候，《美好的一天》有何价值？

李建军：其实在《美好的一天》里，台上的人讲的故事都不太美好。我每次听他们讲，都会觉得，每个人都活得很不容易。反而你会觉得，那些运气很好的人生，听起来好像挺没意思，好像没活过一样。我觉得人生像是一个爬山的过程，你要很努力地往山顶去。在这个过程中，打动你的是他们在困境中坚持的精气神。

就像在这场演出里，他们要克服困难，鼓起勇气，诚实、专注地去讲述自己的故事，好像也是他们所面临的生活的一种比喻。我觉得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不顺意的时候，只要那种精气神还在，仍在顽强地往前走，就会有“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一天》2020北京版 摄影：苏塔

上观新闻：作为一个民营剧团，你创立的新青年剧团在疫情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李建军：疫情影响了整个演出行业，可能越是商业化的演出团体，受到的冲击越大。我还挺焦虑的，《美好的一天》延期，我后面的工作计划、演出计划也都会被打乱。

上观新闻：怎么活下去呢？会考虑做一些线上演出吗？

李建军：2020年疫情刚来的时候，大家纷纷去做线上演出，这是不得已的，因为还没有找到成熟的商业机制，靠线上还不能生存。很大程度上，目前的线上演出是为了保持从业者的状态，拓展影响力。但戏剧本质上还是一个现场的艺术，交互性很重要，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替代的方式。只能尽力撑下去，坚持下去。

真正有力量的艺术，都需要来自现实的触动

上观新闻：《美好的一天》演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会有生命力？

李建军：这个戏不是通常我们看到的传统的戏剧的样子，它一开始相当于一个美学实验，所以它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在一整套规则不变的情况下，《美好的一天》去到的城市在变，讲述者在变，故事在变。到目前，已经有了大约160多个故事。

这个戏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在不断回答一个问题，戏剧或者说艺术和我们真实的当代的生活有什么联系？

对我个人来说，可以专心地像一个观众一样去听故事，这个过程还是很独特很美妙的，是读书这种间接经验无法取代的，因为你看见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对我的创作来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滋养。

导演李建军在《美好的一天》2022上海版线下工作坊

上观新闻：你提到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这些年来，你的答案有变化吗？

李建军：2000年以前，戏剧在中国一直是以一种精英文化的方式存在着，专业演员和明星才可以登台。可是随着戏剧商业化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普通人开始有机会走上舞台，成为一个表演者。他们可以在生存的忙碌之外，参与艺术活动。

这些其实在2013年还是非常困难的。2016年在上海，那一版《美好的一天》只演过两场，每场200个观众，当时来看的大都是艺术圈里的人。这一次，在YOUNG剧场，我们一场可以有1000个观众，你可以看到，它已经相当于一个非常主流的演出规模。

上观新闻：观众越来越多，报名的演员也越来越多了。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表达欲更强烈了吗？随着自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愿意在大众面前展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故事。

李建军：对。我记得2013年做的时候，微信刚诞生不久，自媒体还不发达，大家表达的渠道还没有这么多，当时一场演出要凑够20个人上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再加上我们是独立团体，没有国家院团的平台背书，更困难。

香港版《美好的一天》

上观新闻：做了《美好的一天》这样基于现实的戏，对于虚构的故事，你还有热情吗？

李建军：我觉得真实和虚构，本质上没有太大的不同。虚构的故事和我们真实的生活之间是一个松散的关系，虚构只不过是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凝练了更多的价值观。

所以去年我又做了两个虚构的故事，一个是改编卡夫卡的《变形记》，我把甲壳虫变成了一个快递员。这是一个100年前的小说，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变成快递员以后，它就和我们生活有了某种真实的联结。我之所以改编这个故事，是因为100年前卡夫卡思考的那个问题，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重要。

我去年还改编了《世界旦夕之间》，它是上世纪70年代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一部科幻电影，它对未来的想象，在今天变成了现实，所以我要在今天重新讲这样一个故事。由此可见，虚构还是现实只是两种不同的讲述方式，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上观新闻：在你的创作当中，在你当下的生活中，你最关注的是什么？你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李建军：我觉得还是那些对现实的叩问：我们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我觉得真正有力量的艺术，都需要来自现实的非常直接的触动，才能激发出来。

香港版《美好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