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郑惠强：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姚海同：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

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希望上海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他提出，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

城市如同生命有机体，城市精细化管理就似“绣花”，才能使城市充满活力。如何加强精细化管理，使得上海这座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运用新技术消除“孤岛”现象

记者：如果说过去的城市管理更多依赖的是“人海战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智能化城市管理已成为城市现代化的新标志。总书记也提到，要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那么，如何运用新技术手段，来推进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郑惠强：新兴科技在城市管理中大有可为。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和大数据等新兴热点技术的不断成熟，智能化管理涵盖的领域正在逐步扩大，并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技术，政府部门要持拥抱、开放态度，而不是拒之门外。

首先政府部门要具有互联网思维。比如，运用互联网思维来了解民意、化解矛盾；通过互联网建立政府与群众的沟通渠道、推进信息公开共享和事务共治，等等。

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积极推动资源共享、数据共享，消除“孤岛”现象，这里面包涵三层内容：首先是信息共享，政府部门要积极推动内、外部信息资源、各种数据的共享，例如道路状况、导航、治安情况等，为信息技术应用于城市治理模式创新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价值共享，这是尤为重要的一点，除了信息共享机制以外更需要新的公共政策和福利体制，推动技术先进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城市治理；第三，成果共享，就是推动优秀的科技成果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共享，比如顺风车、团购等信息工具。

姚海同：新技术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契机，可以将大数据与城市网格化管理有机结合。网格化管理技术依托统一的城市数字化管理平台对网格实时巡查，主动发现问题，实现应急处置，而大数据技术具有定位、搜索、挖掘和深度分析功能，能为预警分析提供科学方法，如果能将大数据和网格化有机结合，将有助于实现精细化管理。目前，上海一些区在网格化管理的技术升级方面已有所探索，可以进一步加强与大数据的整合、打通，实现精准管理。

不能简单“物”化，要更多考虑“人”的因素

记者：新技术发展后，城市管理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类似这样的新生事物带来的城市管理新挑战，该如何应对？

郑惠强：政府应该具有包容和拥抱“共享单车”等新生事物的胸怀。面对新事物，要贴近青年人的思维，发掘年轻一代智慧，以新思路解决新问题。“新新人类”具有“敢想敢闯敢试”的特点，新技术往往在这个群体中最先被尝试和体验。相比其他年龄段的市民，年轻人对诸如网约车、共享单车等新业态新技术更有“话语权”，由此所带来的新“城市病”也应更多由他们来参与，开出药方。

记者：除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外，政府还可以做些什么？

郑惠强：面对新事物，要打破政府大包大揽的治理格局。与几十年前相比，政府在技术的专业能力和资源的调动能力上早已不再是“一家独大”了。面对很多新技术新模式，政府部门往往会“跟不上”，“看不懂”或“反应不过来”，所以诸如建章立制等传统治理动作也会慢半拍。很多互联网企业也正是看准这一点，只顾“烧钱”抢市场，利用政府监管失灵的“空窗期”大肆扩张，由此带来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及时厘清企业、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各方寻求共赢方案。比如政府治理网约车乱象，一方面通过加大监管力度向乱象施压，另一方面多方听取民意并且约谈涉事企业，采取针对性措施，既遏制了“补贴加价”引发的问题，又没有把企业“一棍子打死”。

记者：共享单车的问题，不仅仅是违规停放的问题，也打破了传统业态的利益格局，对管理者来说是一道新命题。

姚海同：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大城市的基层治理每天都要会应对新的问题。我觉得面对这些新技术新事物，不能仅仅从“物”的角度加以度量，更应从“人”的角度来考虑。

习书记把城市精细化管理比作“绣花”，就是强调从细节做起，这需要管理者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的需要，根据城市实际情况合理配置，确保各项政策、举措具有可操作性，这样才能让城市的“里子”和“面子”一样好看，颜值和内涵齐飞。

比如治理共享单车就不能仅仅考虑单车本身，更要考虑到出行者的利益和需求，在综合考虑各方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公共政策。

除了共享单车，估计未来还会不断有新事物出现，以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治理能力。比如未来十年共享无人驾驶汽车有可能出现，到时候城市必然遭遇停车难的困境，这都要未雨绸缪，从“人”的角度提前布局。

不是没有法规可循，而是要敢碰硬骨头

记者：面对纷繁复杂的治理新问题，有人认为是“立法缺失”或者“市民素质低下”。您怎么看？

郑惠强：我认为，不能将理由简单归为“立法缺失”或者“市民素质低下”。很多现象看似是随新业态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实是老生常谈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共享单车乱停放，无非是“新瓶装旧酒”而已。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诸如利用信用积分和信用平台等手段，可以解决不少传统立法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摩拜单车采用的失信加价方式，对用户乱停放现象就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和企业合作，将其信用积分纳入个人信用档案平台中，从而加大违规者的失信成本，则可能比立法手段更加高效。所以，要建立由立法保障、信用管理和道德规范共同构成的综合管理体系。

记者：总书记说，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您如何理解？

姚海同：社会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城市管理中发生的问题是因为法制不健全；另一种观点是，已有法律法规，但没有被好好执行，当被诟病时，就推脱是因为法制不健全。所以，在看待城市管理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时，立法和执法都很重要。

首先立法是基础，法制不健全是管理不到位的一个原因，因此首先要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如果有缺失应该补漏洞。比如以前乱停车只罚200元，新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乱停车按违反交通标志给予记3分处罚。这样的修改，对乱停车起到了很好的整治作用。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的城市顽症，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制定，但在执法层面出了问题。所以，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可循，关键还是看执法者是否敢触碰这些城市管理中的硬骨头。

激发了大家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

记者：总书记特别提到，城市管理要激发群众活力。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群众、激发群众活力，让大家都能参与社会管理？

姚海同：现在一谈到管理，就会想到立法设规、运用高科技手段等，但是有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重点是，需要充分发挥群众的能动性。所以，我完全赞同总书记的话，有效组织发动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参与共治自治，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一环。

而要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首先要能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精细化管理需要有一支得力的基层干部队伍。上世纪80年代，静安区区长陈玉焘经常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及时地帮群众解决问题，被老百姓亲切称为“马路区长”，这位马路区长带动了一批勤下基层的好干部，也由此激发了大家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所以，精细化管理要注重作风建设、深入基层，这是上海社会管理的一个好经验，需要传承下去。

郑惠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调动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积极性，还要发挥好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的作用。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枢纽”作用。赋予他们对同类社会组织日常服务管理职能，使得既能够直接服务群众，又能够发挥对本领域社会组织在政治上的桥梁纽带、业务上的龙头聚合、管理上的集约服务等三大作用。

社会组织是政府部门进行社会服务管理的重要补充，社会组织作用发挥好了，就能有效地提高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同时，也要不断拓展社区服务功能。进一步强化居民自治组织的自治功能，落实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要求，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