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复旦大学最年轻的文科资深教授，张军一直坚持观察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对政府决策及时发出提醒与建议。

2005年起，他应邀为海外平台“世界报业辛迪加”撰写关于中国经济的原创评论文章，一写就写了16年。从上海发出的“中国声音”，在国际经济学界得到重视、收获“点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评价：复旦张军的文章，是我迄今读到的对中国经济奇迹真正好的解释。

上书房：经济学者可以说是“走出书房、参与社会”的先行者。从您的经验来看，经济学家要影响公众、助力决策，应当注意些什么？

张军：经济学不能与现实脱节。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总是希望能推演出更多的确定性。因为经济学基于数据，至少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再由此预测未来，里面虽然也有风险，但还是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说明一件事情。

我的一个体会是，对于比较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公众是欢迎的。我每年参加的论坛不少，每次演讲都尽量不重复之前讲过的东西，要有思想，这是我一直坚守的底线。这个比跑量、整天在媒体上出现更有价值。 

经济学家给政府决策咨询出主意，当然是需要的。但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自己的扎实研究，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能够影响到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出台更好的政策，让监管更好地服务市场秩序和竞争的公平性，我认为意义更大。

上书房：但也有一些人觉得，当代经济学离现实越来越远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甚至已经落后于时代。

张军：上世纪80年代，我上大学时，很多人都在谈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潮、西方经济流派。可接触西方学者后，如果问他属于哪个流派，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似乎喜欢贴标签，比如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国外其实很少有这些标签。说白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很具体的，要解决的也是具体的问题。近20年来微观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机制设计理论，就是研究不同情形下的定价原理，以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比如，上海拍卖汽车牌照的机制，怎么做到公平又有效率？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直在争论什么理论更适合中国。但我感觉，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以问题为导向。

坦率地讲，中国经济发展得太快了，让我们总感觉没有跟上。无论在国内发表的期刊论文，还是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总体上还是遵循一些传统的命题，如经济增长、生产率、结构变化。即便一些有趣的主题，也只不过改用了中国的数据来做验证，有原创思想的东西目前并不多。但我有信心，中国经济学家站到世界前沿的时代，一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这就要求我们敢于研究不同的东西。我们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区块链到底怎么改变经济，怎么改变信用？

数字经济的经济学原理跟传统经济不一样了，经济学的范式会老化、方法会陈旧。如果研究内容过于传统，基本上跟现实经济没什么关系，这样的落差会变得越来越大。期待年轻人做更多基础性的原创研究。 

上书房：您跟海外经济学界、企业界和媒体界人士联系颇多，他们观察中国经济的视角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张军：过去10年，中国在互联网、通信、交通以及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让世界刮目相看。特别是高铁网络，让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惊叹不已。但也许是缘于政治体制的表象，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成功总是要么表示怀疑，要么感到困惑。

这些看法流于表面了。中国拥有独特的政党体制，有着坚定的发展目标。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允许乃至鼓励地方试验、学习和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这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重要因素。

认识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因为它作为一个现象还未能真正被理解，而且也在告诫和提醒我们，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强大执行力和有作为的国家，即便业已成为国力雄厚的经济体，仍然需要保持开放、学习并包容、鼓励企业家精神与基层创造力。

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距离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任重而道远，不得松懈，不然就会半途而废，甚至不进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