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援助香港抗疫后，最大的变化是我们有安全感了。”微信电话的那头，来自上海的“90后”港漂朱璎告诉记者。14日下午，首批内地援港医疗队75人进入香港，配合特区政府开展病人救治工作，帮助香港尽快稳控疫情。

从每天确诊破百例，到破千例、破万例、再到如今破3万例，香港面临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因为工作、读书、家庭等原因生活在这里的上海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压力，也在用自己行动见证、参与这座城市的抗疫斗争。

中央“出手”后，香港防疫更有章法

家在港岛西环的朱璎，上个月见到过物价飙起的场景。由于大量深港间跨境司机确诊，九成靠内地供应的香港市场出现大断档，生鲜产品价格比平日贵上3倍不止，甚至出现芥蓝30元（港币）一斤、豆苗百元一斤的极端情况。

“现在起码超市货架不再空了。”朱璎上周六傍晚去超市采购，蔬菜、水果、方便面样样都有，价格虽有小贵但还能接受。之前被视作“神药”的连花清瘟胶囊也随着供应充足，价格从一盒100多元开始逐渐下降。

即便是再持偏见的人，也无法否认这源于靠内地的支援。本月13日，一河之隔的深圳宣布暂停所有非必要流动，但依然留了一句，“除公共服务类企业与保障香港供应企业之外，所有企业暂停生产经营活动”。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提供的数据，目前深圳方面开通3条水路运输线，广东其他城市也开通6条水路运输线，每日运力超过万吨，各类物资正源源不断运抵香港。

于是，曾经有钱也买不到的新冠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剂盒，不再是香港市面上的紧俏物资。这几天，在当地社团工作的周晓就发现，街边小店内摆满了形形色色的、标有中英文的各类试剂盒，价格已从最高时的80多港元一个，回落到20多元一个，有的商店还搞100元6个的大促销。

试剂盒的供应充足，让原本全港各检测中心门外几百米的队伍几乎完全消失。市民可以通过试剂盒简单自测，就可以判断自己是否“中招”。“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周晓说，一方面，降低了长时间排队所致的病毒传播风险，另一方面，核酸测试变得方便快速，实际上就是在扩大筛查面。香港目前每日公布的确诊病例中，相当一部分就来自市民自测。“每天早上出门前，我都会‘捅’一下。”周晓认为，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周围人负责。

还是本月13日，就在深圳按下“慢行键”的同一天，香港粉岭社区隔离设施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中央援建香港的第四座方舱医院。“中央‘出手’后，感觉特区政府‘动’了起来，防疫措施有章法了。”在上海读大学后回港工作的安娜见识过确诊者“堆”在医院急诊室外的场景，“方舱医院建好可以收治确诊患者，我们普通市民至少有点盼头了。”

新建的方舱医院。

看到抗疫的无奈，也看到市民的奉献

本月14日，香港媒体曝出一则消息——现在内地援港物资的派发率仅有10%左右，很多染疫在家隔离的市民迟迟未获得应急物品。有的确诊者在自愈后才收到物资包，还有的人一天重复收到好几份。

看到此情此景，周晓总有种难以言说的无力感。与内地基层毛细血管丰富不同，香港既没街道办事处也没有居委会，缺乏“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支持。此外，内地住宅多为块状小区式分布，而香港住宅多呈点状分散布局，只有一幢幢原子化的大楼，这也给物资发放带来不便。

如今，香港媒体除了呼吁18万拿高薪的公务员站出来外，也在给特区政府支招——参考内地的做法，将物资转赠给有强大组织能力的社会机构，之后再由其派发给有需要的市民。

周晓所在的协会，已经承担起了部分工作。这段时间，她的办公室成了物资中转站，其中既有内地援助的物资，还有当地筹集的物资，包括试剂盒、药品、口罩、消毒水等。有的会移交给中联办相关部门，有的会提供给九龙、新界等地区的义工组织。“之前主要靠快递发。后来由于疫情，快递不能点对点送了，只好请义工来我们这里领取。”

“最苦的还是社会的最底层。”这也是周晓所在协会的主要帮助对象——他们多从事餐饮、零售、酒店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2019年修例风波及如今新冠疫情影响的重灾区。“香港有句话叫‘手停口停’，不上班就等于没有收入。不仅如此，现在是收入减少，开销增加。”周晓算了一笔账，刨去他们的房租，每天都不能少的口罩、消毒水、测试盒等都是一大笔支出。“协会能帮他们一点是一点，能解决一天是一天。”

“说实话，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很善良、很配合，他们只是不善于表达。”周晓举例，某日协会义工群里跳出条消息——某人确诊，但家中没有药品和食物。于是，义工团队负责人宋女士就直奔车库，带着药物和食品驾车从港岛北上新界送物资。“作为一个外人，我见过香港抗疫中的无奈，也看到那些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宋女士开车送物资。

疫情下日子照过？“这只是无奈的选择”

这段时间，周晓香港同事的孩子们正在过“暑假”。特区政府之前宣布，学校从3月7日开始放假，预计到4月复活节假期后复课。当时特区的解释是，提前放暑假可让各界集中精力抗疫，并可腾空校舍供政府作病毒检测、隔离和接种疫苗之用。然而，让周晓感到迷茫的是，原本特区政府宣布3月推行“全民强检”，但似乎现在又没有声音了，“不知道是不是又有什么新变化”。

与此同时，是香港每天新增确诊数在2万到3万例间浮动，用特区政府的话说，依然处在“高位平台期”，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下降。

“对多数香港人来说，1万、2万还是3万只是个数字。”朱璎原本每天还会关心疫情变化，如今她更多期待“自己管好自己”。比如，能走路就不坐地铁，能坐地铁就不坐巴士，尽量把自己在密闭空间的时间缩短再缩短；再比如，实在要去超市、街市采购，那就在两层口罩之外再戴个塑料面罩。回家后，用酒精反复擦拭。

电话中，朱璎很不同意外面人说的“香港人疫情下日子照过”。“这只是无奈的选择。”她以上下班都要乘坐的地铁港岛线为例，往日人流拥挤的金钟站、中环站，现在也都是乘客稀稀拉拉。更让她感慨的，是体现城市烟火气的小店一家家关门。“政府一轮轮限聚令加上禁止晚上堂食，有的小店实在熬不下去彻底结业，有的节省成本停业一段时间，有的员工‘中招’人手不够没法开门，各有各的惨。”她还注意到，楼下原本24小时营业的小超市，也因为实在没有客流，到了傍晚就早早拉闸关门。

谈到身在香港的上海人，周晓注意到，如果已在当地就业的，那多数还是选择继续留在香港，毕竟需要养家糊口谋生，轻易放弃工作并不现实。而在香港读书的学生，不少选择回到内地，“反正香港的大学都上网课了，在哪里上都是一样。”

朱璎选择留在香港，一方面是担心回上海的路上有风险，另一方面也不想给家乡再增加负担。在她看来，如果香港疫情防控得好，大家就不必都往内地跑，可以减少入境城市承担的巨大压力，这本身就是在支持整个国家的抗疫大局。“疫情之下，中国没有一座城市能够独善其身，大家都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