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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访】白岩松:我的使命完成得差不多了,应该考虑做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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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7-02-21 05:00
摘要:【高访】之“巨变时代媒体人”系列 | 这是一个媒体大变革的时代,身处“乱世”的媒体人怎么想,怎么做?这次和我喝茶聊天的是中央电视台评论员白岩松,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媒体必须尊重期待。

白岩松档案:

 

1968年8月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93年,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并推出了《东方之子》等栏目。1997年主持了香港回归、三峡大坝截流等节目直播。现在主持《新闻周刊》和《新闻1+1》等节目。2000年,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上篇:要种粮食,媒体不能都去炒菜

 

约好上午10点半见面,戴着口罩的白岩松提前了七八分钟到。

 

感觉上,他是个老派人。

 

比如,他不用微信,我们联系都是通过短信。他短信必回,但一般会是一两个小时之后。这说明,他并不是一直抱着手机。用他的话说:“我和手机不亲。”

 

再比如,我问他开车了吗,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北京交通卡说:“坐地铁来的。”几乎每次坐地铁,白岩松都会买一份报纸或杂志,在人手一台手机的地铁车厢里,属于明显的另类。

 

聊到将近12点,白岩松看了看时间说:“马上要讨论晚上节目的选题了。”话音刚落,他的手机就响了,是《新闻1+1》节目的编辑打来的。白岩松先问编辑有什么选题,耐心听完后,马上说了自己的两个选题,并且很详细地阐述这两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评论的立场和切入口。

 

在聊选题时,白岩松语速很快、情绪饱满。而这档节目,他已经做了9年,每周至少主持三次。看得出,他很享受当媒体人的感觉。说到媒体转型,他认为关键是种好粮食,就是做好原创内容。“现在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自己也开始炒菜了,但你炒得过人家吗?”

 

从报纸到广播,再到央视主持人,从1993年起,白岩松亲历了电视杂志、电视直播和电视评论三个时代。在他看来,每次变革的实质就是尊重规律、尊重时代和尊重期待,尤其要尊重人们不断变化的期待。

 

正因如此,白岩松在去年里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尝试了一次段子手式的解说,反响强烈。也因如此,他觉得又到了做新东西的时候了,因为感受到了公众期待的新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白岩松又是个新派人。因为他不拒绝变化,希望通过尊重期待来凝聚期待,然后推动社会的变革。

 

就来听听这位老派的新派人的故事吧,这是一个电视人对媒体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2015年4月底,央视主持人敬一丹退休前播出最后一期节目,水均益(左)和白岩松共同送别一段时光。


里约奥运会段子手:“尊重期待是一个新闻人永远要思考的事,期待年年在变。”


高渊:很多人看了你解说的里约奥运会开幕式,把你称作“国家级段子手”。用这种轻松的方式来解说奥运会,你不是第一次尝试吧?

 

白岩松:对啊,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我就是这样说的,当时传媒报道就非常多。4年前,别人管这叫“吐槽版”,现在又变成了“段子手”,其实风格是延续的。

 

当然,这次反响更大,可能因为开幕式从来都比闭幕式受关注吧。另外,开幕式容易冗长,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运动员入场。把那种冗长的观众上厕所的时段,变成好玩的时段,就会吸引大家的关注。

 

高渊:为了这个开幕式,准备了多长时间?

 

白岩松:看怎么说,要说直接准备的话,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我之前在做“看巴西”系列,开幕式前准备了四五天吧。但在做“看巴西”前,就阅读了大量跟巴西有关的材料,这也是一种准备。

 

或者放得更长一点,过去四年都可以算准备。伦敦奥运会闭幕后,我在思考奥运解说的创新。我觉得真正的准备不能用四五天来衡量,我从2010年做亚运会开闭幕式,到伦敦奥运会、大运会,一直到这次,都可以叫准备。

   

高渊:解说时有完整的稿子吗?

 

白岩松:我相信这是中国解说奥运会开幕式的进程中,解说员第一次全程看屏幕,而没有看稿子的一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手头有个粗线条的稿子,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能看。如果解说员或者评论员,是一会儿看屏幕,一会儿低头看稿子,必定会错过屏幕上很多信息。4年前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我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因为我不看稿子,我才能和观众同步看到每一个细节。比如,这个引导的姑娘没骑自行车,我说“是不是掉链子了”;那个哥们热泪盈眶,我说“是不是想到会有很多奖金”等等。

 

我准备的稿子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必说的,第二部分是可说可不说的,第三部分是如果有时间,作为背景可以说的。然后根据开幕式的彩排,我拉着我的同事讲了三回,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逐步脱离稿子。

 

高渊:在转播现场有幕后团队吗?

 

白岩松:有一位同事坐在我旁边,负责即时监控全世界对正在进行的开幕式的评论。这个同事英文非常棒,他搜到信息后,用很大的字在监视器上打出来,供我选用。

 

高渊:当时网上有个疑问,为什么当菲律宾运动员入场时,你没有说话?

 

白岩松: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奥运会,其实我在开幕式说的不到100个,这很正常,没说的是大多数。上届奥运会闭幕式,日本入场我没说,但这届我说了,因为日本有内容,他们是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

 

高渊:你探索开幕式解说的变革,把它说得既有趣又有味,是想追求什么?

 

白岩松:我当然不是想收获“白岩松段子手”的称号。现在很少有人从专业角度来看问题。我去年提出一个说法,叫做尊重规律、尊重时代、尊重期待。过去谈前两者比较多,但很少谈尊重期待,其实人们的期待是变化的。

 

我觉得,满足期待是一个新闻人永远要思考的事,因为你不能拿着十年前的套路去对待现在的观众。规律有很多不变的东西,时代是有跨度的,一二十年一个周期,但期待可能年年在变。

 

现在观众对奥运转播的期待是,不仅要有,而且要好,越来越不喜欢大的词汇了。从2010年亚运会起,我就开始“破大词”了。从伦敦奥运会起,我尝试幽默、轻松、欢乐的解说。这次到了巴西,我就做得更加彻底了。之所以能迅速引起广泛反响,说明我尊重了观众的期待。

 

我的愿望不仅是大家一起热闹一把,开一些玩笑,更是追求背后有价值的东西。


那4年纸媒生涯:“当时非常不愿去报纸,但现在庆幸命运有这个安排。”


高渊:你是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的,在那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纸媒?
 

白岩松:对,我在《中国广播报》当编辑,整整4年。我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的,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希望工作岗位离新闻近一点,比如去做“早报摘要”之类。但因为种种原因,让我去了《中国广播报》,当时感觉就是一个登节目表的地方,同事们都年纪比较大,我是非常不愿去的。

 

高渊:时隔多年回头来看看,这段纸媒生涯有价值吗?

 

白岩松:我现在非常庆幸,命运有这个安排。

 

正因为去了报纸,才会锤炼自己的文字,才会有时间尝试很多东西,比如说后来我兼职做了一年多广播主持人,自己还不断写东西。我到那儿不久,就成为一个整版的编辑,既要约稿,也要改稿、起标题、划版样,还要到去印刷厂,当时还是铅印。

 

大学刚毕业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好文章,但4年后知道了。我还在报纸上写各种评论,同时写了《中国流行音乐小史》,9万多字。我在报社得过“最佳标题”、“最佳版面”、“最佳文章”等等,把该得的奖都得了。

 

高渊:这4年其实是为后来打基础。

 

白岩松: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底。我们报纸是周报,我有大把的时间思考和写作。后来做电视直播、新闻评论,都跟这段经历是对应的。我经常说,所谓口才的最高境界是“出口成章”。


《东方时空》的江湖地位:“从第三种语言系统的搭建,到平视访谈对象的态度的建立,再到平视整个社会。”


高渊:后来是什么机缘去了央视的《东方时空》?

 

白岩松:就是因为不断发表文章。1992年底到1993年初,中央电视台有一帮人在筹办《东方时空》,缺个策划。当时崔永元也是我们广播电台的,他有个同学在那个组里,就推荐我去,说小白在广播报上的文章挺不错。

 

高渊: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自己出镜?

 

白岩松:我一开始还是兼职,我当然不愿意出镜,不然被电台的同事看到不大好。但《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够狠的,我被赶鸭子上架当采访记者。

 

因为这档节目要填补央视早上节目的空白,我记得时间对我说:“你觉得有谁会这么一大早看电视吗?”

 

高渊:当时你想跳槽去央视吗?

 

白岩松:没过几个月,央视就希望把我调过去。但第一次被我拒绝了,原因是广播报正在筹办一份流行音乐的新报纸,而且刊号已经基本通过了,我们在做第一期的样报,名片都印了。

 

这事由我总负责,目标是以这张报纸为基石,扛起流行音乐的大旗,将来出唱片、签歌手、办演出,形成产业一条龙。现在回过头去看多前卫啊。但后来最后一关没能通过,当时对流行音乐还是有点不同看法,这样我就离开了。

 

高渊:2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依然对《东方时空》印象深刻,你认为它带来了什么?

 

白岩松:《东方时空》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对语态的改变,它改变了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电视语言体系,我把它定义为“第三种语言系统”。它既不是老领导的话语,也不是纯粹街头巷尾的老百姓话语,而是一种全新的语言状态。

 

另一个变化是这个节目的平视态度,既不仰视也不俯视。“平视”这个词是我引入央视评论部的,大家都接受了,后来写进了我们的“部训”。

 

高渊:语态和视角的变化,是怎样具体操作的?

 

白岩松:在“东方之子”这个子栏目中,被采访者过去都是被仰视的。我们特别强调,要把对方当做一个普通人去平视他,最关注的不是他的头衔,而是人和人性的东西。

 

还有一个子栏目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普通人的生活容易被俯视,但我们也追求平视,拉到跟“东方之子”一样的平台上。

 

另外,平视还要有一个更深层的思考,不仅仅是平视人,还要平视社会。我觉得,平视社会意味着舆论监督走进中国的传媒,尤其是电视。过去我们报道的社会生活,全是阳光灿烂的那180度,但是从《东方时空》开始,以及第二年诞生的《焦点访谈》,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另外180度,那里可能有很多问题、缺点、腐败等,这样呈现的社会生活开始变得真实起来。

 

高渊:《东方时空》究竟靠什么奠定了江湖地位?

 

白岩松:《东方时空》从第三种语言系统的搭建,到平视访谈对象的态度的建立,再到平视整个社会,由此舆论监督成为中国传媒题中应有之义,到现在已经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东方时空》的江湖地位。


正面遭遇直播时代:“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高渊:你转行做电视的时候,想过自己会火吗?

 

白岩松:一切的成功都是因为你不背包袱,同时又不去畅想更远的未来。在做《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出名,当时就是觉得有一团火,一群气味相投的人在一起干事,大家互相促进,然后燃烧一下。

 

高渊:你赶上了中国电视的爆发期,《东方时空》之后遇到了怎样的机缘?

 

白岩松:后来我由人物访谈,迅速变成直播节目主持人和评论员,这都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喜好,而是中国电视走到了这一步,需要开疆拓土。

 

1996年1月,我的一篇论文刊登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学报上,题目叫《我们能走多远》。最后的结束语是,“我急切地期待着新闻直播时代的到来”,因为如果没有直播,就可能充满假象。

 

一年半之后,香港回归开启了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新闻直播时代,我当时负责驻港部队进港的全程报道。

 

高渊:也就是说,你已经预见到直播时代必将到来?

 

白岩松:其实,我不仅写了那篇论文,还早就为直播做准备了。从1996年开始,我在采访“东方之子”的时候,就在摄像机上挂表了,要限定自己的采访时间。8分钟的节目,过去可能采访一个小时甚至更长,但从1996年起,我要求必须在25分钟之内结束,后来变成了20分钟,就是为了训练自己的直播能力。

 

高渊:做直播的时候紧张吗?会不会担心把准备的话都说完了?

 

白岩松: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有方法调节自己。直播首先锤炼的是心理能力,或者说心理能力就是直播业务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播是要准备“十”去做“一”,而且要准备发生突发情况。2004年我直播悉尼奥运会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直播奥运会。有一项比赛时,我和体育频道主持人宁辛对着镜头说了28分钟,多烦人啊。

 

因为赛场的程序不断在变,导播一会儿告诉我:“收嘴,马上颁奖仪式。”我刚收嘴,导播快哭了:“接着说,颁奖仪式现在进行不了。”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是悉尼组委会的工作,我们只能跟着他们变。

 

高渊:做直播最大的不可控还不是这个吧?

 

白岩松:是的,比如1999年直播澳门回归,请了一位境外嘉宾上直播。台领导有点紧张,直播马上要开始了,他忍了半天,还是跟我说:“小白啊,直播可得掌握好,这是咱们第一次引进境外嘉宾。”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你放心,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在做直播的过程中,这样的责任是必须承担的。我们正面碰到了历史,历史也选择我们这一群人,躲开是不可能的,做好了它就会加速,做不好就会停滞。如果我们把头几次大型直播都做砸了,直播进程一定会减速,那么我们就是罪人。

 

所以,当你碰上了机缘,你躲不开,但同时你也有责任把它做好,不能让历史往回走。


没想到这栏目活这么久:“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但我们基本都没有失语。”


高渊:当直播成为电视的常态之后,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

 

白岩松:我跟台里的领导不断地讨论,直播成为常态之后,电视该走向哪里?我说观点正在成为新热点,中央电视台这个传媒,不能没有自己的新闻评论。过去也有评论,但不是独立存在,是依附于新闻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创办了《新闻1+1》,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电视评论栏目,我也成了央视第一个评论员。

 

高渊:《新闻1+1》的推出,是否意味着央视进入了电视评论时代?

 

白岩松:这件事情很有趣,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就成立了新闻评论部,但我们心里都知道,不管是《东方时空》还是《焦点访谈》,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评论节目,但还是设立了新闻评论部,反映了大家对电视评论的一种期待。

 

到了2003年,央视有了专门的新闻频道,大部分是直播的,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评论节目叫《央视论坛》,但没做多久就不行了。我从这个栏目的第一期就开始参与,但我不是操盘的,后来我越来越不满意,因为过于主题先行,我也就慢慢淡出了。但当时我已经在打我的“观察员”身份。

 

高渊:所以你想操盘一档新闻评论栏目?

 

白岩松:《新闻1+1》是我筹办的,等于说参与操盘,然后是确定参与者和节目理念。创办头几年,把中国除了官方之外的电视评奖几乎全拿到了,这反映了整个社会对电视评论的期待。

 

有一次,《新周刊》颁发年度电视栏目时,我说明年别再提名我们了,如果提名还会是我们得奖。而这一点,其实并不让我高兴,因为不是我们做得有多好,而是只有我们在做。后来就不是这样了,各种电视评论越来越多,包括央视四套的《舆论场》等等。

 

高渊:新闻评论不好做吧?

 

白岩松:这个栏目至今已经9年了,我也没想到能活这么久。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动车事故、大连PX项目等虽然风险很大,但我们基本都没有失语。之所以能够走过来,很重要一点是管理层的包容。


最大的官是制片人:“在2003年8月19日,我全部辞掉了,我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高渊: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成了公众关注的人物?

 

白岩松:我记得《东方时空》1993年5月1日开播,当年下半年就有媒体要采访我了。最早几篇采访我的文章标题我都记得,其中一次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标题是《我希望远方的妈妈看见我》。

 

高渊:你在央视当过最大的官是什么?

 

白岩松:制片人。

 

高渊:有行政级别吗?

 

白岩松:股级?科级?最多的时候当了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新闻会客厅》、《中国周刊》和《时空连线》。我在团队里实行编委会制度,民主管理、责任共担,鼓励创新和尝试。所谓责任共担就是削减我的权力,所有的事由编委会决定,有时候还会投票表决,为此我们获得过央视的年度管理创新奖。

 

民主管理的好处是,每个人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才能提升能力,也会更理性地约束自己。其实,越不担责任越容易抱怨,越担责越理性。所以我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

 

高渊:后来为什么决定不再当官?

 

白岩松:在2003年8月19日,我全部辞掉了,前后当了两年多。我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往小里说,我一卸任,那三个栏目里就有三个人提拔为正制片人,还有人被提为副制片人和主编,一下子提拔了十多个人。

 

往大里说,这样可以按照主持人和评论员的定位去思考,而不再按照制片人的方式去工作。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制片人必须为节目播出负责,而主持人重点考虑新闻热点在哪里,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好的制片人有很多,但优秀的主持人不多。

 

高渊:卸掉行政职务以后,你的空间更大了吗?

 

白岩松:这样更适合我。好几年前,有记者采访我,说你做节目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老领导还是老百姓?我说,真话告诉你,都不考虑,我考虑最多的是这条新闻是什么。现在依然如此。

 

去年我看到一句话,感触非常深。1959年,英国BBC采访罗素,请罗素针对思想和道德说两句话,作为留给年轻人的财富。没想到罗素老先生的回答是,“关于思想我只想说一句话,你先要确定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他又说,“关于道德我也只想说一句话,恨是愚蠢的,爱才是聪明的。”

 

我觉得说得真好,尤其是头一句。现在思想满天飞,但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很多人并没有搞清楚。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确定真实的事实是什么,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厘清事实上。

 

高渊:但有时候还没有了解事实,你会不得不说吗?

 

白岩松:不,我一般不会这样。如果新闻事实不清楚,我的重点是靠近新闻事实,而不急于发表评论。而且我已经学会,在不知道事实真相的时候,可以沉默。不然的话,很可能没过几天就被打脸。


应该考虑做新东西了:“传媒接下来要提供的,是与社会和解与对话有关的东西。”


高渊:你看好电视的未来前景吗?

 

白岩松:将来一定也是融合。我对新媒体的担心是,它们能否真正承担起媒体的责任。但对于我们很多所谓的传统媒体,我最担心的是,以失去自己竞争力的方式去拥抱未来。

 

我们过去是种粮食的,我们的优势也在于此,但现在有多少传统媒体在认真种粮食?想种好粮食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多一点人,多一点投入,多一点时间。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自己也开始炒菜了,但你炒得过人家吗?

 

高渊:这些年变化非常大,接下来可能迎来什么新的变革?

 

白岩松:接下来的新东西可能出乎意料,我觉得会与人心更有关,更突出精神需求,但没有想好。

 

我觉得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折返点,由物质的中国向精神的中国转变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个体也如此。先从国家的目标来说,我们不正在由从数字可以衡量的目标,向数字无法衡量的目标阶段转变吗?

 

过去说的翻两番、GDP等都是能用数字衡量的,而现在的幸福、尊严、中国梦等,都很难用数字衡量,只有PM2.5是用数字衡量的。所以,传媒接下来要提供的,是与社会和解与对话有关的东西,因为撕裂得已经很严重了。

 

高渊:媒体在其中能够起什么作用?

 

白岩松:媒体的重要使命就是汇聚期待。要让期待凝聚在一起形成共识,这样就会成为改变的力量。我还是愿意相信,你要把未来当成朋友,它真的会是朋友,如果你把未来当成敌人,它终将会是敌人。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期待的力量,判断的力量。

 

此时的中国情绪占上风,理性退得很远了。我们相信的真实,更多的是想象中的真实,如果真实跟想象有距离的话,我们甚至愿意扔掉真实的事实,去继续相信期待的事实。就像美国打伊拉克,是建立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础上的,打成了一片废墟,过了很多年了,已经没有人谈论他们其实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太可怕了。

 

高渊:你的媒体人生涯会以怎样的方式继续?

 

白岩松:我从2008年开始,做电视新闻评论栏目,已经9年了,我真没想到能走这么远。现在的电视上,到处都是新闻评论,我觉得我的使命完成得差不多了,应该考虑做什么新东西了。

 

这不是简单的个人喜好,而是我被时代的发展选择了。我前几年想开一档深夜节目,这更符合我的气质,但台里没让。

 

要说个人爱好,我觉得我刚做电视时那样,做人物访谈是最好的。这既是一份工作,也是一个课堂,跟人交往最能让人成长。我相信将来可能还会回到人吧,回到做与人有关的东西上来。

 

高渊:你享受当媒体人的感觉吗?

 

白岩松:我一直很喜欢“火柴”这个概念,把自己烧了才多大亮,但如果把一些东西点燃,那就不同了。

 

新闻人在报道每个新闻事实时,就是要扮演“火柴”的角色。媒体人最大的价值是,在报道每个具体的事实时,用自己这根“火柴”点燃“火堆”。

 

下篇:我没走,因为此刻新闻还在这儿

 

最近这几年,白岩松很忙。不过,有的是真忙,有的是假忙。

 

他办了一个新闻学堂,取了一下类似当年西南联大的名字,叫做“东西联大”。虽然每届只招11个学生,但白岩松做得非常投入,他希望给新闻教学带来一点新东西。

 

很多人以为他还忙着在朋友圈发鸡汤文,这当然是假的。白岩松说,他没这么愤青,也没这么文青,但他也没法打假,只能说:“叫白岩松的人真多。”

 

他还忙着写书、写专栏,特别是还要忙着回答一个千篇一律的提问:“你怎么还没从央视出来?”

 

我自然也没能免俗,问他会不会在央视做到退休?白岩松很坦率:“将来辞不辞不知道,我现在不是还在嘛。我已经有很多年,不去想5年之后的事情了,因为很多事情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显然,白岩松对央视怀有很深的情感,而且在他看来:“此时此刻,新闻还在这里。”

 

这个下篇,就算是白岩松个人事务的集结问答吧。


办个学堂叫东西联大:“我开玩笑说有个校训: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


高渊:听说这几年你除了主持节目,还办了一个新闻课堂?

 

白岩松:我管它叫“东西联大”。学生们来自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和传媒大学的新闻和播音主持专业,都是研究生一年级,每年招收11个。我希望是单数,因为我们这儿有些事情需要投票。

 

高渊:为什么叫“东西联大”?

 

白岩松:因为轮流在传媒大学和北大上课,分别在北京城的东西面,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每届学两年。

 

高渊:学生是怎么挑选的?

 

白岩松:各个学校每年会挑五六个人给我,最后我来定。给每一届学生上第一堂课时,我都会说,你们回去想,白老师为什么选择了我?我说就两个字:缘份。因为我从来不面试。

 

高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白岩松:我爸妈、舅舅、姑姑和嫂子都是老师,当老师一直是我的梦想。我以前也经常去学校做讲座,但都是过客,没法细细交流。

 

大概十年前,我就想自己招学生了,就是想给新闻教育添加点不大一样的东西。几年后有一天,我在读赵越胜的《燃灯者》,看到一半把书一合,跟自己说,这件事必须做了。

 

高渊:你希望他们在你这里学到什么?

 

白岩松:在我这儿学几样东西,一是文字要打磨;二是了解历史,我用半年时间,让他们走进历史,起码对过去100年的中国和世界有全面了解;第三是人生与人性的思考;第四也是贯穿始终的,是新闻实践业务。新闻理论可以在大学里学,我这儿更强调实践。

 

同时,我希望他们体验一种教育的混搭,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大学,是几所学校信息和理念的汇聚整合。他们在一起的亲密度远超同校同学,以后可能成为一生的团队。

 

另外,我们还采用“扑克牌规则”,比如发言顺序,作业谁先交,谁当班长等,全是抽扑克牌定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民主模式。

 

高渊:你在东西联大投入了多少精力?

 

白岩松:我已经持续做了5年,毕业了三届。我每个月给他们上一整天的课,有个有趣的现象,他们说见到我的次数比见到他们老师的次数多多了,这透露出研究生教育的大问题。

 

现在研究生二年级就基本没什么课了,主要是实习、写论文和漂着。学生们常会问我能不能多上一些课,我说不行,因为我同时带两届学生,每个月要上两个整天的课,还要批作业、指导阅读等等。

 

高渊:东西联大学费多少呢?

 

白岩松:我不仅不收学费,还倒贴钱。我的一个学生统计过,带他们两年,白老师砸进来小十万块钱。因为每堂课上完,我都要请他们吃饭。我们一般是下午1点上到6点,然后出去吃饭吃到晚上8点。吃饭是一个开放的课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不是我的一言堂。

 

高渊:这件事打算做到什么时候?

 

白岩松:我曾开玩笑说,做到70岁。等到什么时候,东西联大第一期毕业生的孩子进了联大,我的班就宣告结束。我还开玩笑说东西联大有个校训,就叫“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这16个字说明了我为什么办这个联大。

(第一期东西联大学生合影,后排右一为白岩松,题字韩美林)

第二期东西联大学生合影


怕手机变成手铐:“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手机上。”


高渊:你一直没开通过微博微信,平常联系靠什么?

 

白岩松:短信,或者直接打电话。

 

高渊:每天要讨论选题,如果用微信拉个群,不是比打电话更方便吗?

 

白岩松:对,但我只要用微信就完了。因为我不太会说假话,别人问我用不用微信,我要有一定会告诉他,然后必定互相加一个。你说这样我现在会有多少个群,日子没法过了。

 

对这个我是有警觉的。现在可能只是极少数人有我这样的警觉,但应该会慢慢演化成小集体的警觉,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手机上吧。

 

就像中国人十年前玩命吃,现在中国人不那么吃了,时髦的是跑步、快走。这个我不担心,但需要时间。

 

高渊:节约下来的时间做什么?

 

白岩松:看书、听音乐、踢球、跑步。

 

高渊:有没有节约时间之外的考虑?

 

白岩松:确实有。我每天在电视上说话,如果同时在微博和微信上说,很容易让大家觉得哪个是你,会引起很多错乱。而且,如果我在微信上说的东西,在电视上没说,可能就有人议论,你看电视台管得很死,在微信上敢说,在电视上不敢说。

 

高渊:平时坐地铁吗?现在坐地铁人人都在看手机,你看什么呢?

 

白岩松:我刚才过来就是坐地铁的。一般会买张报纸看,特别是体育类的,今天因为路程太短就算了。另外,我是个“杂志控”,特别喜欢,但现在报纸杂志经常在告别,很多都结束了。

 

我跟手机不亲,怕它变成我的手铐。当然,有的碎片化时间,我也会看手机。我下载了一些资讯类的APP,有时候会打开看一下。不过它们越来越同质化,靠这些找选题不行。

 

高渊:你讨厌新媒体?

 

白岩松:我是全身心地欢迎互联网来到中国,这比任何国家都更生逢其时,因为这能让不同的意见共生,还能打开信息的疆界等等。

 

但问题是,互联网到底是不是媒体?我认同它应当成为媒体,而同时也要承担起媒体的责任。现在很多互联网媒体没有采访权,整天在当标题党,歪曲内容。这就是因为他们不种粮食,只是炒菜,不知道粮食有多珍贵,所以会随意糟蹋。

 

我在想,为什么不给予互联网媒体采访权呢?当他自己也种粮食的时候,就知道粮食的珍贵了,才可能担起媒体的责任。我是希望以开放的姿态,把互联网纳入到媒体责任的阵营中来。

 

比如说我前一阵子说过一句话:“贵州智诚冲入中超,对于贵州人来说,可能就像2001年中国人看到中国足球进了世界杯一样。”这句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网上的标题变成“贵州智诚冲入中超,就像中国队进了世界杯一样”,舆论一片喧哗,我也是哭笑不得,我原来是有限定的,“对于贵州人来说”。

 

高渊:一旦新媒体都有了采访权,传统媒体会不会更难生存了?

 

白岩松:我觉得能形成一种良性竞争,至少新闻知识产权保护有可能落实,而且他们的人员结构会改变。你看现在的互联网企业,有几个学过新闻,又有多少人经受过新闻训练?

 

如果他们有了采访权,就必须向专业化靠拢,因为他们要竞争,他们也不傻。这样才能从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


网上尽是“白岩松”:“一是我没那么愤青,二是我也没那么文青,但现在很多确实真假难辨。”


高渊:你虽然不用微博微信,但网上流传很多你的文章。你看到这些冒牌文章,是什么心情?

 

白岩松:我只能说,叫“白岩松”的人真不少。一般有出处的可能是我说的,没有出处的大部分是假的,尤其是愤青类的。我没法去打假,因为人家也可以叫“白岩松”啊。

 

1995年,我采访启功老先生,我就问他,“您经常去琉璃厂吗?”他多聪明啊,说“去过,真有写得比我好的”,我说“那怎么判断哪个是您写的哪个不是”,他说,“但凡写得好的都不是我写的,写得不好的,有可能是我写的。”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后,这话还给我了。

 

高渊:有什么办法来鉴别“真假白岩松”?

 

白岩松:一是我没那么愤青,二是我也没那么文青。但现在很多确实真假难辨,因为头一两句话真是我说的,后面就变了。

 

高渊:你出版了好几本书,有人说书里面充满了人生智慧,也很幽默风趣,但有人说你的书是另一种鸡汤,你怎么看?

 

白岩松:别人怎么议论,我完全不关心。我关心的是,100个读的人里,如果有一二十个人,会被我书中的某些事情触动并开始思考,就可以了。

 

我一直在琢磨文字的呼吸性,非常在意我的文字。很多年前,董寿平老先生给我写过一幅字:“一言需自重,万事贵质平”,每一言都需要自重,但万事贵在本质是平易的。去年,濮存昕濮哥给我写了五个字:“真佛说家常”。我这些年,无论是文字还是语言,都力求做到自重、质平、家常,但背后要有很大的思考空间。

 

高渊:除了写书,你还在开专栏吗?

 

白岩松:我可能比较喜欢文字,从来不敢断自己的笔。我现在只开一个小小的专栏,写体育。我觉得将来的社会上,两大能力素养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是语言,二是文字,文字是另一种语言。

 

我带学生的时候,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是写东西别那么沉重,第二个是写东西要有洁癖,减法做到极致。如果对文字没有敬畏,还谈什么文化人。


个人影响力走势如何:“如果大家都炒菜,没人种粮食了,那媒体才真死了。”


高渊:最近这几年,你觉得你的影响力是在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白岩松:这要大家评论吧。在网上,好像署名“白岩松”的东西超级多,排在头几位。我的《新闻1+1》和《新闻周刊》,在全中国新闻专题类节目在互联网播出量,已经连续两年排第一第二,你说这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个人影响力不是我该谈论的,应该谈的是媒体影响力。归根到底,还是要走向优质内容吧,如果将来大家全是炒菜的,没有人种粮食了,那新闻媒体才真死了。

 

高渊:收视率对你的压力大吗?

 

白岩松:我是比较幸运的,做过的节目收视率都很高。我一周起码要做四天节目,三期《新闻1+1》直播,还有一期《新闻周刊》,后者的解说词都是我写的。收视率虽然不是最高的,但还处在不错的位置,台里综合评价前20名。

 

高渊:前两年你做的黄岩岛和钓鱼岛的节目,收视率特别高,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白岩松:我们有的兄弟栏目,一连两个月做钓鱼岛,收视率一直很高。可是我觉得你还能说什么,新闻都不在了,你还在为情绪做节目。我当时跟节目组的同事说,这件事有新闻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做,没有的时候,就做别的新闻。

 

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朝夕相处时间长了,大家都能理解。现在有的节目过分军事化,好像第四次世界大战都已经打起来了,太可怕了。我们这一两代最幸福的地方在于,有将近70年没有打过仗了,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不会成为炮灰。


走与不走的真实原因:“当钱不再作为我的目标时,我就自由多了,做选择就容易了。”


高渊:你曾对媒体说,现在很多人碰到你都问你怎么还没走。你会在央视做到退休吗?

 

白岩松:从1993年到现在,我不是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吗?将来辞不辞不知道,我现在不是还在嘛。如果没有上上下下的支持和保护,我不会走到今天。

 

我已经很多年不去想5年之后的事情了。当你有了一定的岁数,当你做了很久新闻,就会知道,时代的变化,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反问我去哪儿呢?对方一般会说,去新媒体啊。我又接着问,具体哪家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回答过我这个问题。

 

渊:是不是经常有人劝你到体制外来创业?

 

白岩松:首先我认为,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体制外,这是一个伪问题。我们没有体制外,只有编制外,这才是准确的说法。

 

每年不只一次两次找我跳槽,而且各方面的条件也都不会差,但关键是自己看中什么。当钱不再作为我的目标时,我就自由多了,做选择就容易了。我的生活方式不太费钱,现在也不缺钱,我夫人跟我有同样的价值观,那就没问题了。

 

高渊:你对央视怀有怎样的感情?

 

白岩松:我关注的是一个地方背后活生生的人,比如台长什么样,主任什么样,同事什么样。2014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参加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庆活动,突然接到电话说,我们的老台长杨伟光去世了。我顿时热泪盈眶,然后就悄悄地走了,没法继续在那里欢庆了。我一边走一边想到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

 

高渊:为什么杨伟光台长就是那个对的人?

 

白岩松:杨台是一个改变我们很多人命运的人,他尊重规律、尊重时代,更尊重了期待。他当台长的时候,开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等,当时多少人希望能进中央电视台工作啊!

 

90年代的时候,我的工资不高,但只要说我是《东方时空》的记者,别人立即肃然起敬,那就是一份职业荣誉感。我为现在很多年轻同行没有体验过这样的职业荣誉感,感到真正的遗憾。我常常跟年轻同行说:“真的,90年代那样的日子,不给我工资我也会干的。”

 

高渊:除了人的因素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考虑?

 

白岩松:因为新闻还在这儿。像这次里约奥运会,我可以行走在各个场馆,真正直接贴近奥运会。现在大多数新媒体没有采访权,你说我去干什么?

 

我的新闻生涯中,印象深刻的那一瞬间,真的不是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奥运会,或者中国入世等,而是2008年汶川地震直播的那一夜,我走出直播间的时刻。我一打开手机,一下子涌进了近千条短信,以前只有除夕夜遇到过这种状况。真是铺天盖地,我用了几天时间才看完。
作为一个新闻人,汶川直播那一夜是最难忘的。

 

高渊:你希望经常遇到短信如潮涌的时刻吗?

 

白岩松:我觉得新闻人是这样,绝大多数的时候应该处在边缘,因为如果新闻人很靠前,那么一定是这个时代出问题了。但当大事发生,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迅速、得体、专业、持续、理性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投入报道。

 

年轻人经常说这不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我说,朋友,回忆上一个百年,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二战,如果你生活在那时候,请注意,绝大多数的可能,你不是英雄,而是炮灰。所以庆幸吧,为你生活在一个小时代里头。

 

我觉得新闻人也要有这种心态,最好我们一年365天都边缘化才好呢,但这是不可能的。

 

高渊:对央视这个平台,你最看重什么?

 

白岩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声的平台。国内哪家媒体有这样的放大能力,我觉得还是它。在我看来,此时此刻新闻还在这里,就这么简单。

 

(文内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 视频剪辑:黄晓洲 logo设计:黄海昕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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