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星罗棋布生长于中华大地的传统村落，是一种历时悠久、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时空坐落。

然而，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现代中国，传统村落面临急剧消失的生存危机。因此，对现存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的发掘与研究，具有不可比拟的文化价值。

中南大学教授胡彬彬，在数十年间寻访了中国境内传统村落8000余个，积累了海量的田野考察资料，并创建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使其成为具有学术研究和文化保护双重职责的研究机构。

在他的著作《中国村落史》中，他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完整呈现并深入阐释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演变与发展。在层次递进的历史爬梳和条分缕析的引经据典背后，中国传统村落的全景式面貌跃然纸上。

「我们的民族精神，始终扎根于乡土」

上观新闻：费孝通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与稳定开始，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乡村经历了改造运动、家庭承包制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的冲击。在今日，中国的“乡土性”还存留多少？

胡彬彬：一百多年来，就可视的物质形态而言，中国的乡村是在逐渐衰落的。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04年，“（长）江（黄）河流域”中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总数为9707个。到了2010年，仅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实际上，就全国范围而言，传统村落的消亡速度可能要远高于上述数据。

2016年7月至8月，我所在的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导的“中国传统村落遗存与保护现状”田野考察，再次对“江河流域”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1569个传统村落进行了考察。调查发现，在这些传统村落中，空心化、过度商业化、环境污染、非遗项目后继无人等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这些考察记录也都收录在《中国村落史》中。

不过，虽然形态消亡了，但“乡土性”这种国人性格中的特质却仍旧留存着。中华民族特色的生存理念、人文观念、哲学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孕育出来的，而其主要载体就是村落，就是乡土。我们的民族精神始终扎根于乡土。

上观新闻：村落遗存的价值已经突破其所存在的时空，对传统村落的研究，是理解传统中国的重要路径。

胡彬彬：中国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时空中悠久和稳定的坐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与“源”。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多样、文化成分多元，蕴含着丰富而又深邃的历史文化信息。其原住民的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特质，承载了中国久远悠长的文明历史，因而极具中华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态，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隐性化深层次的内在文化秩序与结构，代表着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体现着“社会人”由单一的个体到家庭、家族，进而到氏族，最后归属于国家、民族文化的范畴。村落成员间通过其互相关联、内在互动，不断传承内部文化、发挥社会功能，成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的文化依托，是我国传统社会乃至现代社会品质、正统文化及政治精神的基本载体和驱动力之一，是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也是我完成《中国村落史》的最大动力。

「一个村落就如同一颗美丽的明珠」

上观新闻：在当下的中国，尽管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一个乡村印象，但我们对乡村的了解仍远远不够。

胡彬彬：乡村的存在价值，在于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安顿灵魂的理想的精神家园，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陶冶心志、修炼性情、培养品格的现实场域。乡村不仅产生了养育我们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源，也丰富了陶冶我们性情的精神食粮。在今天，后者的意义越来越凸显。从古代的“爱夫山水”，到当下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说明国人从古至今都有一个乡村的归宿。

黛山可以安神，林泉可以明志，田园可以怡情，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质文化可以使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淳朴的乡村民风也可以净化灵魂、陶冶情操。身体在这里得到滋养，心性在这里得到释放。对于今天的我们以及子孙后代而言，传统村落如果彻底消失，将意味着难以解读数千年来，先民们留给我们的、可以喂养我们民族精神的山水田园诗文；将意味着失去数千年来，先民留给我们可以陶冶心性的田园风景；将意味着失去数千年来，先民为我们所营造的、可以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

一个村落就如同一颗美丽的明珠，散落在广袤的山间水畔，连成片，汇成河，形成了一幅有关乡村的广袤图景，大量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也寄托了我们的乡愁。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杨家堂村。

同时，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史上曾出现过的“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历史没有断绝？可以有多个答案，但我想，有一个关键点不可或缺，即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但具有丰富的内涵与特质，而且自古以来就有着良好的传承性。作为传统活态文化传承的载体，村落功不可没。保护传统村落，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可以让今天的我们更加清醒地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相对于经典文献和地下挖掘出来的古物史料，传统村落所承载的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信息更具鲜活性，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实证”，也是中华文明渊源有自的“活证”。它比文字、古物更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观念，以及民族习俗风情。因此，在现代化飞速发展的当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好传统村落。

「“文化遗产”正在变成“文化遗憾”」

上观新闻：您在30余年间寻访了中国境内传统村落8000多个，积累了海量的田野考察资料。数十年，您见证了中国村落怎样的变化？

胡彬彬：我这三十多年来一直奔走在乡村，目睹了无数传统村落一个一个消亡，心情是很沉重的。

1984年7月，我第一次前往贵州，在黎坪肇兴、榕江本里、从江岜沙和雷山西江的一些村落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我被那里极富民族特质的人文景观所吸引，被那里人们的质朴勤劳所感动。那些精巧的干栏式建筑，奇异的民风民俗，无不令我流连忘返。

那时候，它们养在深闺人未识，静静地守候在那里。我的灵魂突然被这里所遗存的独特而又远古的文化所唤醒，萌发出平生最大最美好的愿望：尽绵薄之力研究和保护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也是在这里，我开启了我新的学术研究之旅：从这里出发，我用30余年的时光，寻访了我国“（长）江（黄）河流域”8000多个传统村落。

福建省周宁县浦源镇传统村落浦源村一景。

传统村落启迪了我的学术智慧，激发了我的学术灵感，鼓舞着我的学术斗志。我觉得可以为之献身。

当下，在遍及全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大潮中，全国的乡村也在与时俱进。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它提高了村落原住民的生活质量，让过去闭塞的乡村逐渐融入了现代文明之中；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农民与农村、农业正在剥离，“文化空心村”开始出现，等等。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正在经历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许多传统村落原住民所具有的、传承至今的文化形态、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正在发生急剧裂变，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也正被现代流行文化所瓦解。

有些传统村落保护急功近利，传统的、充满人文关怀和民族智慧的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被无度地商业化，传统文化被商业利益所抽空或取代，使得不少“文化遗产”正在变成“文化遗憾”。有一些村落，我去过很多次，每去一次就失望一次，心痛一次。

上观新闻：村落所处环境的现代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现代城市文化对村落形成了全方位冲击和改造，村落的消亡和现代性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吧？

胡彬彬：从时间上来说，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及其实践大致产生于鸦片战争前后。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变迁，使包括村落在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批量化、规模化、标准化的机械化生产所取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本瓦解，传统村落共同体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在探索一条现代转型之路。

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40年至1949年。通商口岸、大型市镇等工业商业相对发达和交通便利地区的周边村落，加快了粗犷农业的精细化分工和适应商业化的转变，村落内部的同质性被降低。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至1978年。国家触及了乡土社会的最基层，村落与外界的关系被高度趋同化，村落的传统性、共同性和自主性大大弱化。第三个时期是1979年至今。1979年之后，村落去集体化，村落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21世纪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村落发展呈现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城郊型的村落转变为城市型社会，有些甚至完全融入了城市；二是边远地区的村落，其村民相继前往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务工，人口流动性加大，使“安土重迁”的传统被“离乡不离土”的社会现实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浓郁农耕文明特征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价值体系逐渐被消解，农民“洗脚上田”，转变为居民，传统社会终将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找得到“家”，却找不到“养家”的路」

上观新闻：发展和保护既是一对矛盾体，也可以在其中找到很多的契合点、共同点。当我们说到传统村落保护的时候，到底怎么去寻找那个契合点？

胡彬彬：保护是手段，目的是要弘扬蕴含其内的优秀与精华、活态传承和发展文化。文化因人而生，保护也应因人而施。对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保护，决不能忽视生活当中的“人”，以及由“人”所创造、传承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活态”文化保护，应始终摆在传统村落保护的首位，这样才能确保保护的有效性，确保传统村落文化不会与现实社会生活脱节断链，确保民族历史文化不出现“断层”。

此外，也要充分认识到传统村落的文化构成，从古至今都不是静止的，发展是事物的本质。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旦丧失应有的社会功能，缺乏变化、创新和发展的潜力，可能将很快被历史的车轮所湮灭和同化。没有传统村落的“活态”存在，其他诸多方面的价值，也没有办法依附。“活态”保护是重中之重，不能让传统村落成为死去的文化“标本”。

现在不少原住民有传统村落这个“家”，但在“家”中却没有了“养家”的路。为了养家，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生活，于是“空心村”就出现了。这实际上就是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的困境所在。要留得住人，就要有适宜于当地“乡情”的产业。产业能留人，保护才能做实。所以，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于传统村落文化的活态保护，是至关紧要的。

上观新闻：传统村落的保护之路，很容易走成“千村一面、千镇一面”，怎么来保护个性，寻找个性？

胡彬彬：这些年，我们通过对传统村落保护深入调研之后发现，各地的传统村落保护规划方案，大都只有对传统村落建筑原有样式的保护，有的甚至把保护等同于传统民居的复古。

而对传统村落休戚与共的山林、水系、田地等自然生态环境，对与传统村落构成有机整体的道路、交通等设施，尤其是原住民世代传承的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价值观念等活态文化的保护，几乎完全置之于传统村落保护规划之外。这是保护理念上出现了问题，没有认识到传统村落的保护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以及与其休戚与共、相生互济并已结成命运共同体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些恰恰是一个地方“个性”的呈现，是“隐性”的无形文化。

文化是要“滋养”的，“滋”就是“滋生”，“养”就是“涵养”。因此，我认为，保护并滋养这些无形的“隐性”文化，就是在保护一个地方的个性。

上观新闻：不仅乡村，我们的城市也容易“千城一面”。

胡彬彬：“千城一面”与“千村一面”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源于文化个性、内涵的忽略。甚至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向度，二者都是源于对“工业文明”（或者说现代文明）的追崇，导致了以城市化、商业化为代表的物质文明的增殖与自负。一方面助长了“千城一面”，一方面消灭了“千村各异”。当人们强调传统与现代、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等级化差异时，就是受所谓现代化二元对立思想影响的产物。事实上，我们对于现代化所包含的问题已经有很深刻的反思，无论是之前还是当下，国内还是国外。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化所创造的丰富的世界使得人被“物化”，“物”成了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人”。以“物”为尺度，所谓的城市文明依然“高于”乡村文明，文化只会存在强势渗透，而不会存在平等交流。只有以“人”为尺度，尊重人的价值创造，社会的文明才会是平等的、一体的。如此，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才能找准自身的属性与定位，然后才会有相互借鉴、自由融合的机会，进而找到自身合理的发展路径，促进社会文明的和谐发展。

上观新闻：保护乡村，需要社会各界怎样配合？

胡彬彬：保护乡村，不是当代才有的社会命题，也不单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宽泛而言是历史发展变迁下的社会文化问题。从近现代起，至我们这一代，乡村保护已经历经几代人的摸索与实践。乡村社会经历了动乱、贫困、灾难等等，尽管当前物质已经很丰富，但乡村的问题依然是严重而复杂的。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人的问题，是要整个社会合力才能解决的。乡村保护，不能仅仅只靠国家的政策，更是要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共识。也就是说，从领导干部、商业精英，到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居民等等，个体和组织都要发挥自身的能量，将保护乡村内化为如保护国家社会一般的责任和义务，将社会各界的智力、财力、创造力转换成保护乡村、建设乡村的行动力。同时，尊重乡村的主体地位。乡村有乡村的文化与个性，尊重乡村及其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保护乡村的基本前提，失去这个前提，保护乡村不仅很难实现，反而容易背道而驰。

「村落是他们的根，而他们也是村落的根」

上观新闻：如今，传统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场域日渐式微，而现代意义上的村落文化体系尚未构建。我们需要怎样的村落文化体系？应该如何构建？

胡彬彬：按照对于“文化”一词的广义的理解，它应该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以说，村落中的一切相关文化，都是在村落生活的人们所创造的，都是村落文化的一部分。村落是活态的，变化的。明清时期的村落，与唐宋时期的村落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即使是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也发生了好几次大的变化。就湖南北部地区来看，二十年前的乡村跟现在的乡村面貌完全不同。例如，建筑采用的是现代的材料，是为了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服务的。乡村的公共场所，祠堂的现实功能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仅仅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建筑，有很多乡村甚至不再新建祠堂。

但乡村文化肯定也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建筑营造与堪舆规划、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与手工技能、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当前，我国正处在各项建设迅速发展的时期，加强传统文化建设，不仅具有文化资料整合与积累的学术意义，更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新时代的中国村落文化构建，是一个充满艰巨性、挑战性，同时又富有战略性、前沿性的项目。

上观新闻：我们说的保护村落，是否还包括保护农村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

胡彬彬：我们一直强调，保护传统村落，就是守护乡土文化之根。这个“根”，具体地说，既包括物质、精神、制度、生态等要素在内的村落作为载体的文化属性，也关乎作为村落个体的人的存在和价值。关于“农村人”，我们可以理解为留守的农村居民，以及广大的“离乡”群体，如学子、工人等。他们各安一方，或已迁居立业，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与农村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其核心便在于家庭关系的维持。从某种程度上讲，保护农村家庭，就是在保护农村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

村落是他们的根，而他们也是村落的根。村落要“见人见物见生活”，“人”是主体，没有原住民的村落，即便保护得再好，也依然是“死”的。原住民是村落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保护者，村落保护不仅不能忽视他们，更要在保护中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是文化的主人。尊重他们，就是尊重文化；保护他们，就是保护文化。

《中国村落史》
胡彬彬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本文图片来自新华社，题图为陇南市宕昌县官鹅沟景区内的鹿仁村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