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扑面而来，其具有怎样的特点，展现了怎样的发展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张道根研究员对此作了全面梳理。他认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准确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大势，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以下是他在世界制造业大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论坛上的演讲。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而从中国来说，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准确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大势，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攻方向和突出特点

从严格意义上说，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主要经历了四次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气和化学工业革命，20世纪中期原子能、计算机、材料技术等革命和20世纪末以来信息技术与互联网革命。

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这是立于前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基础之上，在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重心与产业布局深刻调整环境中，在人类社会知识加速积累和快速扁平化扩散条件下，世界科技创新迈上高原与产业变革进入深谷时期，前所未有的超长周期、系统性、综合性、颠覆性的重大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攻方向是：从注重研究人们如何改造利用自然界，转向更加关注对人类自身发展的研究开发，聚焦用科技创新促进全人类健康长寿、体力智力提升；从注重研究攫取利用地球上各种自然资源满足人们欲望需求，转向更加关注保护地球这个人类共同家园，聚焦用科技创新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从注重研究依赖地球资源环境谋划人类文明发展，转向更加注重开发利用更广阔宇宙空间，聚焦用科技创新拓展浩瀚的星际空间和太空资源。

那么，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点是什么？概括起来讲就是：多点突破、互动创新、跨界变革、边际演进。

所谓“多点突破”，是指科技革命爆发点更多，创新方向多变，不确定性更大。与以往主题鲜明、重点聚焦的科技革命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在信息科技、生命科技、新能源与新材料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先进高端制造技术、航空航天科技等方面，都可能出现重大突破和“毁灭性创造”。

所谓“互动创新”，是指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科技进步，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科技革命相互作用，互动共进。以往历次科技革命更多是在科技分工协作体系的底层关键和核心环节发生重大创新，引发和催生诸多方面的思想、方法、理论和技术创新。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则更多是在更深厚知识积淀、更高科技平台、更广互学互鉴环境中，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科技相互作用、彼此激荡、同频共振，推动重大科技革命。

所谓“跨界变革”，是指当今世界科技创新进入高原地带，底层基础性颠覆性重大科技创新很难再现，跨界突破性创新更多涌现。一方面，底层颠覆性重构创新进入“高原缺氧”时期，在科技分工如此专业化精细化的时代，几乎无人能超越人类长期知识积淀和科技创新积累，掀起一场系统性颠覆性的科技革命；另一方面，中高层跨界混合创新的知识储备、技术积累和场景应用远超从前，各领域、各环节的科技创新更容易跨界突破，可能更多呈现“种瓜得豆、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创新景观。

所谓“边际演进”，是指以精耕细作、分工更细、反复试错和大范围应用为依托，通过边际改进、持续拓展深化的方式和途径，更可能实现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在我看来，人类可能很难再出现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因此，不能寄希望于突然抱个大金娃娃“一下子惊天动地”，而是要更有耐心、耐力、韧性，以更开放包容和合作的胸怀，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推进细微的、润物无声的科技革命。

新一轮全球产业变革的主要特征

科技革命深入推进产业变革，全球产业变革从内容到形式、从结构到布局，都在发生深刻改变。新一轮全球产业变革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说就是“两大重构”与“三大转型”。

先来说说“两大重构”。全球产业变革已经并继续呈现两大重构。一个是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劲有力的区域。多家国际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或非常接近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国家将进入全球经济体量前五位，亚洲权重超越欧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

另一个是世界经济分工协作体系呈现方向性改变，全球产业链体系布局重构。国际产业链不再持续远距离拓展网络体系，而是转向近岸化区域性内向收缩。发达国家鼓励基本制造和核心关键制造回流和靠近本国布局，各国都把供应链、产业链安全可靠放在更重要位置，旨在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生产供应恢复缓慢，但中国疫情管控能力、制造业复工复产好于其他国家，货物出口相对不降反升。长期看，全球制造业布局呈高端制造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向。

“两大重构”将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和产业体系布局，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和制造业规模最大、价值链处于中低端的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因此，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再来看“三大转型”。全球产业变革已开始并深入推进数字化、绿色低碳和服务化三大转型。

一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入展开。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大规模广泛应用，深刻改变全球产业体系和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原有劳动密集型、以流程为导向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优势正在消失。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生产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基础性变革，大规模定制、动态供应链、智能生产和服务、精准推送、自动化等，都将颠覆性再造产业体系。所有产业、每个企业都要创新求变，防止陷入“积极惰性”被淘汰出局。

二是产业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深入拓展。不可再生能源和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对人类社会生产发展越来越重要。大规模依赖自然资源投入和消耗支撑的经济发展走不下去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必须有利于最大限度节约、集约使用资源，开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新资源，生产、制造、服务所有环节都要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中国人均自然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必须更加积极主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集约节约发展。

三是产业服务化转型不断深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不仅促进三次产业融合，改变传统三、二、一产业形态结构，而且也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办公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消费方式，新经济正在侵蚀、瓦解、重整、再造老经济。未来产业发展更多向服务化转型，服务业占三次产业比重更高，一产、二产的服务环节和服务价值比例不断提升。数字化、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生产、制造与服务融合，研发、融资、管理、销售、维护等比重上升，服务业可贸易性大大提高，服务贸易进入持续快速发展期。中国作为世界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首当其冲将面对转型冲击，必须加快创新转型步伐。

把握大势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上面我主要介绍了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的趋势和特点，这是我们发展自身所需要科学把握的大势。党中央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要顺势而为、率先应对，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发挥新形势下长三角的战略优势，看清世界之变、国家所需、长三角所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长三角要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强劲活跃发展的增长极，引领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具备哪些优势呢？一是经济实力强。大国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必须发挥重要战略区域引领带动作用。长三角面积占全国3.7%、常住人口占全国近20%、GDP占近四分之一、财政收入占三分之一，人均GDP11.4万多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4倍，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在全国前11位中占8席。

二是区域开放水平高。应对百年变局，中国需要深化制度型开放。长三角的最大优势是开放，必须引领带动高水平开放。长三角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仅上海服务贸易就占全国五分之一以上，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一半以上，对外投资占全国40%左右。

三是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长三角通江达海、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战略枢纽区位无人能及。长三角有世界上高度集中的港口群、机场群，拥有密度高、里程长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内河航道网，还有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及各种货物吞吐量最大的组合港。

四是科技、教育、高端产业、市场体系高度集中。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任务。长三角区域有基础有优势有能力走在前头。长三角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双一流高校，四分之一的国家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研发费用支出占全国三分之一。集成电路与软件信息服务产业规模分别占全国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苏州、杭州、南京位列中国创新能力前10位城市。上海是建设中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中心，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强，金融市场体系完备；江苏制造业发达，科教资源丰富、开放度高、先进制造业竞争力强；浙江数字经济领先，民营经济发达，新经济优势特色明显；安徽创新活跃强劲，制造业特色鲜明，产业结构升级后劲足。

其次，要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支撑，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形势新阶段发挥长三角综合优势，要围绕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长三角地区引领带动我国经济双循环的重要功能。

一是扩大提升长三角内需，带动我国需求结构优化升级。我国人口占世界18.2%，GDP占16.5%，最终消费占比仅为12.1%。实现现代化、走向共同富裕，我国最终消费必须持续扩大提升。长三角不论在促进居民消费还是社会公共消费方面，都有基础有能力。为此，应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提高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率先建立健全覆盖常住人口的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险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鼓励支持人口、土地资源和各类生产要素向长三角区域集聚。培育发展以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为支撑的各种新消费，放宽对高端养老、教育、医疗、照护等供给的行政审批管理，依法依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是推动长三角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增强集聚辐射国际国内资源要素的功能。我国已融入世界经济分工协作体系，是全球重要贸易投资大国之一。但我国集聚辐射全球高等级资源要素的开放度不够、能级不高，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系统必须增强集聚辐射水平和能级。长三角是我国集聚辐射国际国内资源要素规模最大、能力相对最强的区域，进出口总额、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海港空港客运货运量等均居各大区域之首。为此，要增强集聚辐射全球高等级要素、高科技人才、产品和服务能力，引领促进长三角和全国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结构升级，走上更高能级更高质量的国际国内双循环轨道。要率先全面破除阻碍资源要素市场化流动的地区壁垒和行政分割，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社会公共服务平台的使用费用，推动数字化开放式一门式市场监管。完善统一多样的金融市场，建立健全以上海为中心，以南京、杭州、合肥为区域中心的金融市场体系。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有序有力推进金融市场和金融产业国际化。依托上海证券市场，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各具特色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积极发展金融科技并推动科技金融创新，强化长三角配置全球资源的吸引力、竞争力。

三是促进长三角抢占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高地，驱动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货物贸易大国、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大国，也是科技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基础科研水平、底层科技创新本领、关键和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产业发展缺“脑”、缺“心”、缺“基础骨架”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颠覆性和不确定性都很大。长三角科技、教育、人才、产业、金融等高度集中集聚，义不容辞要抢占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高地，引领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要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前沿领域和影响我国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技术，用好长三角综合优势，举全国之力进行战略攻坚。在新一轮信息科技、生命科技、新能源科技和高端装备技术与关键零部件技术等领域，长三角要分工合作、多层次联合、产学研结合，协同攻关。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长三角要引领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服务化转型，构建新产业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大型高科技企业发展，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做优做强，培育创新创业的“独角兽”企业。

四是打造上海都市圈和沿海沿江城市群城市带，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实施重要区域发展战略，率先推进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城市带发展，有利于快速推动不同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为此，要提高长三角都市圈和城市群城市带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放宽城市人口落户门槛，按照常住人口规模规划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城市带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建立区域环保与资源利用补偿机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提升经济发展密度、产业群产业链区域集聚度。加快构筑以上海都市圈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合肥为次中心，以沿江、沿海、沿湾为主轴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实现长三角城市三小时通达。推进上海、宁波-舟山、南通、太仓港等沿海近江的组合港建设，加快沿海沿江铁路大通道规划建设，统筹推进长三角江海联运、水水中转、水铁联运的集疏运体系建设，统筹规划建设连接国际国内的新型专业化多样化智慧物流网络。

五是扩大长三角制度型开放，引领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必须以开放促改革、以制度型开放倒逼深层次制度创新。要放大上海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制度型开放的示范引领效应，加强长三角省市自贸区体系建设，构建合作共享开放平台，探索数字化一体化事中事后监管和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扩大长三角高水平联动协同开放。支持长三角率先探索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通行的高标准制度规则，建立适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市场的经贸规则制度，在拓展引进来、走出去和配置全球资源中，更好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制定。鼓励长三角率先探索扩大服务业开放，有力有序分类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在安全可控前提下扩大现代服务业、专业服务业、高科技服务业、电子商务等对外开放，吸引国外高端产业链植根中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统筹协调深化三省一市政府治理体系创新，建立完善统一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等制度，大幅度减少乃至全面清除阻碍长三角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市场配置的行政审批、公共管理等行政障碍，为全国改革试水探路。

【思想者小传】

张道根，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长期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专注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及发展政策研究。著有《经济制度演进的逻辑——政治经济学讲稿》等。(作者照片由上海社科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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