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新时代我们党为什么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作出哪些重大部署、取得哪些重大成效等进行了深刻总结和概括。其中包括“党领导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确立宪法宣誓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提高国家机构依法履职能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加强法治文化国际传播和国际交流。上述论述背后共同的任务，都指向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构建大众的普法型法治话语体系。

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需要构建法治话语体系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需要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话语体系。一切话语都承载着传播信息的功能。只有构建一套准确表达中国法治理想与实践的话语，才能向公众传递中国法治的内在逻辑、信息和意向，从而在后续的法治实践中和在全社会范围内，贯彻特定价值的表达符号体系。在话语产生的语境这种特定的权力场域中，词语、陈述、判断等符号所传达的特定意向，形成了社会意识中理论、价值和文化等元素，此类元素以话语为载体和媒介，持续向不特定主体进行传播，从而对不特定社会主体的社会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对不特定社会主体的社会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控制效力，即形成了话语权力。

因此，在面向大众的普法过程中，之所以要重视法治话语的构建，很大程度上的原因也在于，这种法治话语可以向大众传递特定的法律理论、价值和文化，从而对大众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并加以引导，这也密切关系到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可见，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需要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要法治话语建设。

二、法治话语体系本身需要与时俱进

向大众传播法律的价值及内在逻辑，需要构建一套适合于大众的普法型法治话语体系。从我国法治发展与法治话语的脱节上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话语构建实有必要。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持续的法治建设和探索，法治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全面和成熟的阶段。但目前的法治话语体系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尚不明晰如何归纳、叙述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准确、完整地总结和表达中国法治的内生逻辑和特有方法。这尤其显著地表现在面向大众的普法型法治话语构建上，尚不明晰如何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出法治精神。例如，在面向大众的普法过程中，我们往往直接使用过于抽象的法治话语，如自由、公正、人权、法治等。我们当然应该肯定这些规范性法治话语的价值，但从人民大众的角度看，其实他们对于这类形而上的法治话语是缺乏感知的，往往难以准确理解其含义。因此，我们需要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话语进行一定的凝练、建构与修辞。

面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话语体系的滞后与缺陷，我们需要构建一套准确表达中国法治精神的话语体系，向公众传递中国法治实践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三、构建大众的普法型法治话语体系

构建大众的普法型法治话语，要求我们在普法过程中，更加注重从大众角度换位思考，以一种更加通俗化的形而下话语，向大众传播法治精神。

要更加注重法治话语本身的“事件性”，更多从社会实践角度构建相关法治话语，讲好“法治故事”。话语本身存在“事件性”，即话语是在实践中不断被唤起、生成、组织、交换的动态的符号交互过程。其不可能是完全抽象的或与所表达的对象无关的，甚至不可能仅与事物的表象层面相关，而必然会与深刻的社会实践紧密关联。而这些非话语实践元素，更加真实而完整地构成了话语得以展开的语境和意向。

因此，在大众普法法治话语构建上，我们要更加注重法治话语本身的“事件性”，更多从社会实践角度构建相关法治话语。比如，我们可以采取“故事化”的方式构建法治话语以向大众传递法治精神，即更多以选题生活化、情节曲折化、大众较为关心的事例入手，形成普法型的法治话语。这种法治话语的构建方式可以消解普法过程中抽象法治话语本身存在的晦涩性与枯燥性。

当然，我们还要在法治话语的严谨性和大众性之间取得平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故事化”的法治话语重在通俗化、生动化、形象化，确实比较适合针对大众的法治宣传领域，但在官方文件和专业性法律文件中，还是应当注意法治话语本身的严肃、严谨及规范。而且，即使在面向大众的普法过程中，也要避免“故事化”的法治话语消解抽象法治话语本身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