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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时代媒体人】张力奋:全球进入“假新闻时代”,媒体人必须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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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7-02-07 05:00
摘要:我做了一辈子记者, 仍认同这个职业的价值。但我们媒体人要更专业、更勤奋,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这样的高要求,而是把自己看得很低,这让别人怎么尊重你呢?

约访张力奋先生,他说就到申报馆一楼喝咖啡吧。

 

那家咖啡馆有点特别,不仅因为50多位复旦校友众筹的,而且只有英文名字:“the Press”(报刊、报界)。

 

采访沪上资深媒体人,也许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地方了。

 

其实,55岁的张力奋不仅是媒体人,也是传媒学者,更是一位良师。1980年,他同时报考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上海一所技校。复旦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了一个班的辅导员和班主任,但这个新闻系8413班后来名声大噪,出了不少媒体名人。

 

1993年,张力奋写完博士论文初稿,即进入BBC电视台国内部,从助理制作人做起。22年后离开媒体时,职务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并以创刊总编辑的身份,把FT中文网带到了一个业界瞩目的高度。

 

我曾问一位8413班的前辈,张老师当年给你们什么印象?他说:“真诚可爱。”

 

孩提时,因为头大人瘦,大人们送外号“黄豆芽”。小学时,他曾在少年宫接待外宾,那是他最早接触外面的世界。

 

如今,外形依然颇具特色的他,除了在大学教书,还活跃在各种媒体论坛和峰会。最近,刚刚抛出“新媒体主义”这个新词,他认为技术正变得疯狂,使得不少媒体在转型中失去了定位,而新闻专业主义则在弱化。

 

在媒体和媒体人都面临巨变的今天,听张力奋聊聊他的媒体人生涯,别具意味。而我们的话题,是从中国领导人在国外媒体发文开始的。


张力奋档案

 

1962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中英友好奖学金(也称包玉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获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1993年进入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2003年加盟英国《金融时报》(FT),曾任《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FT睿杂志总编辑。2015年底,回归复旦大学,任新闻学院教授。


中国新闻突然多了起来:“国际新闻有时候全是关于中国的,最后只能拉掉几条。有的中国故事直接成了头版头条。”


高渊:将近10年前,中国领导人开始在海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你在其中扮演过什么角色?

 

张力奋:我是2003年到英国《金融时报》工作的。作为FT中文网总编辑,可能我是最早推动此事的。

 

当时,中国领导人要发文章,一般都选择国内重要媒体,主要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会发通稿。如果出访的话,大多是在北京接受到访国媒体的集体或书面采访。

 

高渊:这样做的效果怎么样?

 

张力奋:以我当时在英国的感受,中国以这样的方式与外界交流,是比较隔膜的。我觉得收效不大,甚至很弱。

 

高渊:《金融时报》会用新华社通稿吗?

 

张力奋:《金融时报》一直非常强调用自己的信源和稿源。像路透社、美联社的稿子都用得很少,除非特殊情况。

 

高渊:那时候,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如何?

 

张力奋:2003-2004年,我们每天编辑新闻,发现跟中国相关的事情越来越多,并且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乍看起来,很多新闻彼此之间没什么关系。比如说,今天收到一条消息说,韩国造船订单大增;明天收到一条消息,波罗的海油价指数上升;后天收到一条消息,南美国家的铁矿石突然涨价。

 

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新闻背后都有“中国因素”。特别是当时中国入世不久,效应开始显现,这是中国经济真正走向世界。

 

高渊:你们报纸上的中国新闻也越来越多吧?

 

张力奋:有几次我为FT中文网选当日国际新闻,发现10条新闻都是关于中国的,最后只能拉掉几条。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从内页的行业版上了头版,有的直接成了头版头条。

 

英国并没有哪个部门给报社打电话,说中国现在很重要,你们要突出报道。中国就像一个埋头劳作的庄稼人,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在银行里已存了很多钱,成了经济大国了。对这个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国一开始并不自觉。


请中国领导人直接撰稿:“中国已经强大到必须向世界解释他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发声的关键是要让别人听得懂。”


高渊:是什么时候向中国官方提出,邀中国领导人为外国媒体直接撰稿?

 

张力奋:大概2007年吧。遇到中国的官员,特别是外交圈的官员,我经常会问,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能为《金融时报》这样的权威外国媒体直接撰稿?为什么这个事情必须做,我的理由是,中国已经强大,必须向世界解释它在做什么,在想什么,需要直接跟他国的政治和商界精英对话。

 

高渊:得到的反馈积极吗?

 

张力奋:一开始,得到的反馈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有难度。但一年后,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了,这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两个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为《金融时报》撰稿,阐述加强中美能源合作。这是FT言论版上第一篇中国高层的署名文章。

 

到了2009年5月,王岐山再次撰稿,谈的是如何加强中英双边的金融对话。那时,已经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了。2012年,时任常务副总理的李克强正式出任总理前,有欧盟之行,第一次为FT撰稿,主要谈中国和欧盟的关系。2013年, 已是总理的李克强为《金融时报》和FT中文网联合撰文,是在大连举办“夏季达沃斯”前夕,重申中国将继续推进可持续发展。

 

高渊:现在中国高层领导出访前,在到访国的主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已经几乎成了标配。你们试水的时候顺利吗?

 

张力奋:一开始,试的过程不是特别容易,关键在寻找和相信中国内生的开放力。为外媒撰稿,要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和沟通风格、逻辑,寻求国际通行的表达方式。比如,那些领导人的署名文章,一开始文字磨合时间比较长,改了好几稿。之后就顺多了,编辑过程大大缩短。

 

高渊:这样的领导人署名文章发多长,在什么版面?

 

张力奋:发在FT言论版上(op-ed),一般要求不超过900英文字,集中谈一个观点,讲清楚就行。在这个版面上发文的,基本上都是全球政商学界的权威人士,如总统、总理、央行行长、国际组织首脑、财长、贸易部长、知名学者等。对言论版,《金融时报》有自己严格的操作规范,对所有撰稿人一视同仁,不会打破惯例,发一个整版的署名文章。

 

高渊:你和中方是怎么具体沟通的?

 

张力奋:FT总部在伦敦,一般会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或外交部沟通。


在伦敦独家专访温家宝:“我说标题就叫Message from wen(来自温的信息),大家都说好。因为当时正是全球金融危机发作期,世界急切等待北京的信号。”


高渊:除了邀约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直接采访是否更难?

 

张力奋:专访任何一国领导人都很难。早在2007年,我向中方申请专访温家宝总理。这和邀约中国领导人写文章一样,就是希望中国能更开放, 破一些传统惯例,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比如, 采访地点最好在出访途中,而不是在中南海,更能显示中国的自信。

 

经过一年多的等待,到2008年秋天,终于等到消息,温总理可以考虑接受《金融时报》独家采访。

 

高渊:当时有什么背景?

 

张力奋:那时已经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温总理决定参加2009年1月的冬季达沃斯论坛,随后访问英国。中方答应在5天访英期间,接受我们专访,这是完全打破惯例的。

 

2009年2月1日,温总理抵达伦敦的第二天,在他的住地,海德公园东方文华酒店,接受《金融时报》专访。采访组共四人,总编辑巴伯、两任北京分社社长,加上我。

 

高渊:采访前的提问和采访后的稿件,需要给中方审阅吗?

 

张力奋:FT的惯例是,采访前,会就感兴趣的议题,提出采访计划,但不提供具体问题的清单。FT对谁都一视同仁,中方表示接受。

 

那天温总理谈兴很浓,原定采访60分钟,延长了15分钟。中午采访完,下午就得把近4000字的采访记赶出来,一整版。晚上近6点,临近亚洲版截稿,大家已很累,标题上卡住了。我说,干脆就叫 “Message from Wen”(来自温的信息),大家说好,就签发了。当时正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发作期,世界急切等待北京的信号。按照惯例,稿子发表前没有给中方审阅。

 

高渊:稿子发表后,中方满意吗?各界反响怎么样?

 

张力奋:我们在报纸上发了一个整版的采访记,同时把采访实录放在了FT官网上。《人民日报》马上转载了采访实录,全文照登,一字未动,从一版转到二版。这样的处理前所未见。

 

各界反响相当大,大量的转发、援引和评论,因为温总理透露了中国将在拯救计划中投入巨资,扩大内需(即马上推出的“四万亿”)。当时西方国家都希望中国帮一把,这番谈话非常引人注目。

张力奋采访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高渊:除了温总理,你还采访过哪些中方高层?

 

张力奋:还采访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另外,王毅外长上任后的第一次独家专访,是我做的。他2013年当外长,2014年1月份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达沃斯论坛,我提前三四个月向外交部提出采访申请。不少国际媒体在争,结果FT拿到了。

 

高渊:王外长的访谈主要涉及哪些问题?

 

张力奋:问题是全方位的,包括中美、中日关系,还问了很敏感的中朝关系,王外长都作了认真解答。那是一次中国官方对外交政策的完整阐述。

 

在达沃斯采访完之后,当天赶了两篇稿子。一篇写成新闻。因那年安倍出席达沃斯,很受关注。我把王毅谈中日关系拎出来,发在《金融时报》头版,又为FT中文网写了篇采访记。

 

张力奋采访吉利汽车李书福

 


为何非要考新闻系:“我是1980年考大学,当时国门刚刚打开,我懵懵懂懂觉得,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好的媒体和优秀记者。”


高渊:在你的媒体人生涯中,有哪几个节点特别重要?

 

张力奋: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首先是童年。我出生于1962年,小时候完全不知道中国之外发生了什么,国内媒体对国内的实情也不报道。我记得,1979年《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社会新闻《一辆26路无轨电车翻车》,后来拿了中国新闻奖。评委非常有眼光。这则报道是重大突破。之前很多年,交通事故这样的“负面新闻”是不能上官方媒体的。

 

我是1980年考大学,当时国门刚刚打开,我懵懵懂懂觉得,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好的媒体和优秀记者,所以立志考复旦大学新闻系。我父亲不太支持。他知道我爱看书,希望我读图书馆系。他觉得新闻这东西太敏感。

 

高渊:当时全家都反对你考新闻系?

 

张力奋:母亲说我肯定考不进,其实是为我减压。她是小学老师,擅长一年级教学、汉语拼音和音乐。但她在文革中被学生拌倒摔伤,后来30多年,长期卧病在家。她是病人心态,就希望我身体好点。她叫我同时考技校,我们一幢楼里有四个同届生都考技校。她告诉我,不能特殊。

 

高渊:真去考了吗?

 

张力奋:母命难违。考复旦的同时,又去考了一个技校。技校好像考三门课,我担心真考进了,就把答案做好后再改掉,但还是超过了分数线。

 

高渊:进了复旦新闻系后,觉得自己的选择对不对?

 

张力奋:那时候,整个国家都非常热切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社会透明度不断加强,这是中国媒体的一个黄金时期。不少老一代报人也都平反了,有的回到媒体,有的到了大学。在我看来,记者的功能和角色的合法化,是一个社会正常化的重要标志。


在BBC那些年:“后来我才知道,我是第一个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BBC国内部记者。”


高渊:你的媒体生涯中,还有什么重要节点?

 

张力奋:那就是1988年去英国留学,这让我后来能亲身了解国外媒体的运作。

 

高渊:进BBC工作是在什么时候?

 

张力奋:1993年3月份,我刚写完博士论文第一稿。孩子才三岁,太太在念物理学博士。我得养家了,想去BBC试试,觉得要去就去世界上最好的媒体。

 

BBC有国内台和国际台。World Service 那里有中文节目, 二战时成立,一直有华人同行。我申请的是BBC国内台,后来才知道,我应该是第一个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BBC国内台制作人。

 

高渊:对BBC印象怎么样?

 

张力奋:刚进去的时候职位比较低,是助理制作人,但开了眼界,感受到专业精神,也感受到中西方沟通的隔膜与困难。

 

我一直强调,什么是好的教育,相当一部分就是开拓眼界。在BBC,你的同事可能是世界上这个领域做得最专业的一批人。为了10秒钟的一个片头,他们会坐上一整天,一帧帧地搞定。另外,我学到了职业自尊,理解了媒体与政府、市场、公民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FT中文网的路径探索:“很多专栏作家到我这儿写东西,我就说你离传统的表达远一点,想象坐在伦敦的酒吧里写东西吧。”


高渊:为什么要离开BBC,转投《金融时报》?

 

张力奋:因缘吧。2003年,FT中文网要筹办,时任FT副总编辑的John Ridding真诚相邀。我觉得,FT中文网要在中国落地,可让我观察与研究中国更近一些。《金融时报》给了我按照自己的理念打造东西的平台

 

高渊:你觉得BBC和FT有什么不同?

 

张力奋:两家都在国际上最权威、最专业的媒体之列,FT比BBC的历史更长。他们有各自深厚的文化、做事方式甚至仪式感。

 

我喜欢BBC的文化,那种格局、视野,以及BBC人的专业自尊。但和任何大机构一样,它也有缺点,官僚化,机构太大,效率不很高,当时员工就有2万多人。FT是老牌的财经媒体,不到2000人,小而美,扁平结构,团队合作紧密。

 

BBC的资源要强很多。在BBC做夜班,每天有专车送回家。在《金融时报》时,我的团队也上夜班。格林威治时间晚上7点报纸截稿,我们开始选内容、交翻译组,还要编辑原创内容,保证中文网和英文报纸的新闻内容同步。下班已是深更半夜,同事们常常小跑步赶末班地铁。

 

高渊:FT中文网是按你的思路办的吗?

 

张力奋:FT中文网是FT的一部分,是FT编辑理念的产物和延续。当然, 作为创刊总编辑,在建构和执行层面有我对新闻业务以及对中国大势的思考。我坚持一点,就是一定要有原创内容。三年后,原创内容占了40%,到北京奥运会时,已接近50%了。一半内容保证原创。

 

高渊:这么多原创内容从哪里来?

 

张力奋:FT中文网资源很少,团队很小,一开始才几个人,这迫使我开辟外面的作者与专家资源,并很快建起一个专栏作家团。

 

后来很多人说这个思路做对了,其实是条件和需求使然,用FT的编辑理念、我对中国的判断来打造专栏,培育专栏作家。

 

高渊:你怎么塑造这些专栏作家?

 

张力奋:当时,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在纯新闻和信息披露上有进步,但对信息的解读与加工做得远远不够。FT中文网就应该尽力补这块,做成那个样子。

 

此外,我对一个媒体的语言风格与文体,有很高的要求。很多作者到FT这里写东西,我一定请他们远离没有生命和逻辑力量的表达、套话,而且越远越好。FT是国际媒体,距离感很重要,不要太近,要想象自己坐在伦敦的酒吧里写东西。对作者我也会提些具体建议,成就他们的风格。比较成功的专栏作家,前后有五六十位,像周其仁、薜兆丰、吴晓波、老愚、徐达内等。

 

高渊:会担心他们写出格吗?

 

张力奋:我给写作者足够的自由空间、足够的尊重。如果老去敲他们的“木鱼”,他们写不出来的。做媒体,压力总有,总编辑就是承担压力的。

 

高渊:为什么你能找到这么多优秀的作者?很多人说是因为你人缘好?

 

张力奋:初创时期困难很多, 我要求又高,只能找自己熟悉、相知的朋友与同行。我很感激他们,他们的承诺与包容。绝大部分专栏作家都是我找的,我在新闻圈的时间也长了。人缘好,是别人的善意解释。可能我不功利处事,也是个因素。大家很愿意帮我,还要接受我的各种高标准,的确是事实。同行间,彼此都出力相助,做事就容易些。

今年1月14日,张力奋(后排左五)参加周有光寿诞座谈会

 


回归大学是人生规划:“现在全球已进入假新闻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弱化,其实也反映在新闻教育本身。”


高渊:你的学者生涯起于复旦,如今在好几家媒体工作了20多年后,又回到复旦。当年离开的时候,想过要回来吗?

 

张力奋:想过的。这是我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刚出国留学时,曾计划50岁左右回到大学,是不是回到复旦不敢说。我去英国留学,担保人是谢希德校长。现在回母校,对谢校长也是一个交代。

 

高渊:在复旦主要做些什么?

 

张力奋:还在安顿中。这学期上一门课“深度报道基础”,还主持一个讲座系列,邀请中国最顶尖的媒体人来演讲。其他几门新课,多与英国有关。理想的大学,不仅要学知识,更要培养眼界。有了眼界,才能作出好的判断,做对社会进步有益的事。

 

高渊:最近这几年,每年都有一些纸媒关门。你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做新媒体也很早,现在是新闻学教授,你怎么看中国媒体所处的时代?

 

张力奋:我觉得,中国媒体人在幸运中有点不幸。我们正处于一个剧变的转型期,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平台,二是本位。

 

一个媒体要生存,必须继续拓展读者或用户,不要在乎他们在哪个平台上阅读。这个时代,平台的转型和迁移是很正常的。这些年,《金融时报》也在有意识地缩减纸质版,现在纸质版和网络版付费阅读数已经达到81万, 三分之二在网上,发行量远超纸质媒时期的最高纪录。最重要的是怎么找到和保持用户,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把服务变成媒体生存的资本。

 

高渊:刚才说的本位是一个什么问题?

 

张力奋:本位的问题,是回答媒体为何存在?为谁存在?如何存在?靠什么赢得自己的出生证、生存权?市场和政府在媒体生态中,承担怎样的角色?还有,一个社会如何生产优质的信息公共品?不然,会有怎样的影响?

 

这些问题值得媒体人和机构媒体思考,寻求共识,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政府、市场、用户、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已在一条船上,要共存。各自定位清晰,共识才有可能,规则才能议定。

 

高渊:怎么评价媒体现状?

 

张力奋:现在,全球已进入假新闻时代。最近,我在美国高价买了一本11月8日的《新闻周刊》,一本很权威的时事杂志。因他们认定希拉里当选总统,就提前几天把希拉里的纪念特刊印出来了。“新闻周刊”这条乌龙,并非假新闻,但凸现了社交媒体时代“新闻机构”的脆弱与不适。

 

新闻专业主义的弱化,其实也反映在新闻教育本身。中国目前注册的新闻院校有1000多所,但能不能为学生提供最基础的新闻专业主义训练,很难说。

 

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在全球独树一帜。在对媒体技术的吸纳和挖掘方面,中国做得最有激情、最精致,也最彻底。但有一个问题是:社交媒体有没有可能建立规则?社交媒体是否有条件成为公共品?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大问号。

 

高渊:在这个媒体巨变的时代,你觉得记者这个职业还有意思吗?

 

张力奋:我做了一辈子记者, 仍认同这个职业的价值。在BBC和FT工作,我享受到外界对记者和新闻界的尊重。如果今天采访英国首相,记者不会低三下四。我们会想,你不过当了一两届首相,我已报道了四五任首相了。

 

我们媒体人要更专业、更勤奋,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这样的高要求,而是把自己看得很低,这让别人怎么尊重你呢?

 

(题图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编辑:苏唯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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