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运、噩梦、噩耗，闻之不由使人惊怖。噩国、噩侯、噩器，听来却是令人困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竟会有如此国名？它的历史如何、地望在哪？有关这个神秘古国的诸多谜团，困扰了相关研究人员许多年。21世纪以来，与噩国有关的考古材料先后出现，这段被湮没于岁月长河里的噩国传奇得以缓缓浮现。

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汇聚了与噩国相关的诸多关键性器物，试图为今天的观众呈现噩国青铜器的发展脉络、还原噩国的历史面貌。

两条线索

噩国历史未被载入史册，长久以来不为人知。展览因此以“噩国的神秘历史”为线索，并细分出明线和暗线各一条——明线是噩国本身的发展史，暗线是历代对噩国历史的发现过程。

仅有的关于噩国的文献，来自《史记》和《战国策》中的记录。大致内容是，鄂侯（文献中把“噩”写作“鄂”）与鬼侯、西伯昌（周文王）同为商纣王时的三公，他们地位尊贵。当鬼侯因触怒纣王而被杀死后，鄂侯为之鸣不平，因此也被纣王残忍杀害。除此以外的噩国历史在战汉时期就已失传。到了宋代，复古风气盛行，当时的学者在青铜器铭文中再次发现了“噩”字。他们识别出金文中的这个字，指的就是古书中的“鄂”国。不过，金文记载的内容显示噩侯驭方因为叛乱被周王所灭。因此，宋人一方面欣喜于证明了噩国在周代依然存在，一方面仍困惑于驭方之后噩国是否完全灭亡。这一困惑，直到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后才得以解开。

21世纪发现的湖北随州羊子山与河南南阳夏饷铺两处墓地遗址，是解开古人困惑的钥匙，是探寻噩国历史的关键，也是本次展览呈现的重点。展览中的“噩侯家族”部分，主要展现了2007年在羊子山发现的西周早期噩侯墓葬及其家族成员的青铜器，包括“一尊二卣”酒器组合等；“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部分，通过两件传世青铜器说明了噩侯驭方与周王室的交好与反叛；“噩国再现”部分，则将重点放在2013年前后在夏饷铺发现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四代噩侯夫妇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包括那个时期常见的“盘匜”盥洗器组合，以及能够代表诸侯身份的“七鼎”列鼎组合等。

展陈设计很具匠心。带有“噩”或“噩侯”铭文的器物都是噩侯自作用器，被放置在同一个转角柜中；可能是噩侯战利品或来自友邦祝献器的出土于羊子山4号墓的其他器物，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噩叔、噩季等家族成员器，被放置在另一个转角柜中，这种设置凸显了青铜器铸造或使用者身份的不同。此外，在四代噩侯夫妇墓出土器物的展示区域，博物馆利用壁龛形式和投影方法简单还原了相应墓葬的出土情况，并在墙面附上了墓葬平面图。这种展示手段直观而清晰，让参观者了解到器物的组合规律和实用功能。

三重解读

1917年，王国维提出历史学“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意思是将出土文物和史书记载相互验证，从更多角度来考量古代的历史文化。近年来，不少研究学者引入了民族学、人类学、科技考古学等学科，提出了构建“三重证据法”乃至“多重证据法”的见解。

20世纪末，饶宗颐先生的“三重证据法”指出可以利用历史文献记载、田野考古材料、古文字解读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噩国青铜器展所蕴含的“以青铜器为载体，铭文内容作经纬”的策展理念，正体现了“三重证据法”精神。

展览对几乎每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都进行了展示与阐述，从中可以发现有关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南阳噩侯姓氏之谜。展览中有一件噩侯壶，是古代专为嫁女而作的“媵器”。其铭文“噩侯乍（作）孟姬媵壶”，大意为噩侯为女儿孟姬制作了这件陪嫁用器。从先秦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规律中可以推断出其姓氏为“姬”。

通过“三重证据法”——即文献中提到的商代噩国、金文中发现的西周噩国兴衰与姓氏线索，以及羊子山和夏饷铺的考古发现，我们便能从展览中大致梳理出噩国的自身发展史，也就是展览的明线——

商代末年，在纣王杀害了位列三公的噩侯之后，噩国并未灭亡，而是仍得以延续。西周早期，噩国与曾国并立汉东，大致位于今随州一带；某一代的噩侯还应该有伯、仲、叔、季等兄弟几人；此时的噩国青铜器纹样奇特、造型精美、工艺高超、独树一帜。西周中晚期，噩国与周王室联姻，辉煌一时；但在西周晚期，噩侯驭方时期却联合东夷、南淮夷叛周，招致诛灭。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国转移到了今南阳一带，曾有四代噩侯夫妇在此下葬；西周早期的“姞”姓噩侯，可能在此时变为“姬”姓噩侯。

四大看点

噩国青铜器的独特风格，也是观展时不可错过的精彩亮点。

其一，随州出土的噩国青铜器造型繁复，尤以中心展柜中的噩侯方罍和一对兽面纹卣为代表。这些器物上布满了张牙舞爪的扉棱和造型夸张的兽首，视觉效果震撼。器物上的很多地方都见缝插针地添上了立体且向外突出的兽首。卣上共有大小扉棱17道、兽面24个，而方罍竟有大小扉棱36道、兽面43个。

其二，更引人瞩目的是青铜器上的神秘纹饰。方罍和卣上的兽面几乎涵盖了商周时期所有常见的动物形象，如夔龙、凤鸟、饕餮、蛇等。最为特殊的是青铜器上的主体高浮雕兽面纹，细看会发现它更近似于一张人脸：其眼睑、眼眶、眼球及瞳孔的结构层次分明，眼睛上方有用一条条竖线组成的弯弯眉毛，还特别塑造出两翼圆厚的鼻子。这便是噩国青铜器上独有的“神面纹”了。卣的两面共有14张“人面”，罍的四周共有13张“人面”。它们个个精致独特，甚至还略带笑颜。而且由于当地地质、水分等特殊的埋藏条件，这批青铜器的表面形成了罕见的蓝色锈，瑰丽奇异，动人心魄。

其三，噩国青铜器上的铭文透露出许多信息。有学者指出，铭文中的“反书”是随州出土的西周早期噩国青铜器的另一特色。即同一个“噩”字采用了多种不同写法，时而左右颠倒、时而省略二口、时而采用变体等。在南阳出土的春秋早期的噩国青铜器中，也有一件鼎的铭文出现了“反书”的情况。不过，这一偶发情况许是制作缺陷，是铸造过程中工匠出于疏忽将这一块铭文的范模放反了所导致。设想，一位适值国富力强时期的诸侯王，会允许一件青铜礼器出现瑕疵吗？恐怕不会，所以此鼎铭文背后蕴藏的有关噩国国力强弱的秘密似已昭然若揭。

其四，南阳出土噩国青铜器的制造工艺也值得深入探究。即便与当时的整体时代风格大致相符，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这一批南阳青铜器在工艺上仍难掩粗糙之感：纹饰大多简单刻板，失去了早期的精致感、立体性和独特地域特征；许多器物的足、耳等部位，因铜液流铸不完全而屡见孔洞；浇铸时留下的范线，后续也没有进行修整和打磨，突兀地留存在器物表面。这些器物中既有专为随葬所做的明器，也有不少实用器，无法仅用明器简陋的理由进行解释。加上上文提到的“一国两姓”的情况，有学者认为，这时的噩国是周王将亡国之遗民迁至南阳盆地，并交付给姬姓诸侯统领的结果。

有关噩国历史的更多疑问——如商代晚期、西周早期、春秋早期的噩侯是否属于同一个家族，西周晚期的噩国地望在哪等一系列谜团，促使人们对今后的考古成果有了更多期待。

为什么要去关注这个汉淮之间的先秦小国？也许对于西方人而言，头顶的浩瀚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准则是永恒的追寻目标，但对历史延绵至今、未出现过断层的中国人而言，脚下土地的厚重历史、多彩文明，与头顶的繁星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宝贵价值。包括商周诸侯国噩国在内的祖国大地上的每一处历史遗迹，都是还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拼图，也是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全貌的重要线索。就如上海博物馆为此次展览所写下的文字：商周之际，武王伐纣立周、周封殷裔于宋、周厉王暴虐无道、周幽王宠幸褒姒、申国灭亡西周、楚国势力扩张……这一桩桩、一件件事似乎都与噩国或多或少有些联系。噩国虽是个小国，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噩国的历史里折射出的是周王朝的兴衰，是那个时代奔腾而去的历史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