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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说“罗马已经不只是罗马”?古罗马的核心“病灶”,中国学者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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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俞耕耘 2021-12-25 07:21
摘要:古罗马的兴衰,为人类历史经验、治理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教训与反鉴。

古往今来的西方史家、思想家、文学家,对罗马大多抱有浓烈情结。究其原因,也许源于罗马将共和观念变成一种伟大传统,绵延后世,成为一种“好政治”的愿景。罗马英雄的风起云涌,极大彰显了荣誉感、民族感。个人于历史之作用,得到了空前夸饰。后世西方有理由反复追怀这无比自信的“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秩序”,以至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想从古罗马思想里找到精神遗产。

罗马已经不只是罗马

古罗马的兴衰,为人类历史经验、治理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教训与反鉴。李筠所著的《罗马史纲: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兴衰》(以下简称《罗马史纲》)一书,突出了罗马史的分期、框架与线条轮廓。在每个章节部分,都实现了从面到点,从制度系统到个体局部的分层论述。它同时兼顾了历史结构性、总体性描述,与人物精神气质、行动得失分析,是自上而下的轮动书写。其以讲史的简明性、化约性,实现了“评史”的纵深性、反思性。作者的可贵,在于从系统性危机、结构性权力与思想性基底入手,阐释政治现实,理解历史走向。通过重估价值,实现建设性的意见表达,如“帝国却总是遭受道德批判。赞共和、抑帝国的传统正是从帝国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李维这里开始的”。


古罗马广场。

作者并没有延续这种简单的贬抑观。从罗马共和到罗马帝国,是执政者面对愈发复杂、庞大的政治实体,解决治下差异多元素要素的必由之路与方案框架。共和,本身代表一种象征价值,但其内在也有腐化变质的可能。没落腐朽的贵族世家们的寡头共治,已经框不住既大且富的国家。

在共和与帝制的关系上,全书也同样完成了视角转化。作者试图打破二元对立的替代思维,共和与帝制并非1和0的二进制。李筠用内置的视角,分析出共和遗产并非烟消云散,它的持存有赖于“寄居”式转化。“共和的硬壳看来是保不住了,它只有把灵魂寄居到帝制当中。共和对帝制的孵化、共和与帝制的争斗、共和在帝制中的寄居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这种历史观背后潜藏了一种内在性、延续性和同构性。帝制从共和中诞育,将帝国现实与共和母体割裂的看法,既是粗暴的,也是肤浅的。共和必须变换具体呈现,如果丧失解决政治现实的价值,那么,它当然行将末路。

“罗马共和的覆灭在情感上或许令人惋惜,但从理性上看,共和的制度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共和的精神已经全面地溃散,共和的精英已经丧失执政能力,共和的人民已经可悲地腐化。”西塞罗的政治失败,就成为最佳注解。他对共和的热爱只停留在理念、说辞和愿景上,在政治实践上并无太多作为。西塞罗或许不能算政治家,只能算一个宣传家、活动家与演说家。他靠修辞术和雄辩术,奠定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罗马共和国的价值输出。他构建了一个“好政治的神话”。沃格林认为:“由于西塞罗的神话,罗马已经不只是罗马;它已经成为一套绝对的政治秩序,就这样被人们接受,成为宇宙世界的一部分。”

西塞罗书写的共和传统

西塞罗的“失败何以化为永恒”?倘若从这一角度理解,就是自然而然。它体现在从恺撒到屋大维,从帝国框架初创到帝国制度完善,都不能无视西塞罗书写的共和传统。帝国必须长久消化、吸收、同构它,使其成为自身的组成部分,借此标榜政治的公共性。“而公共性就是共和精神的硬核,只要国家不属于私人,而是属于‘大家’,共和就不会死。”从客观效果看,西塞罗所认同的标准,给恺撒和屋大维这样的执政者划定了红线。在形式上“维护共和成了明智的统治者们维护自身统治的基础”。

恺撒和屋大维的统治策略,说明了两人对待共和、旧贵族和元老院的复杂狡计。书中所述,既有政治智慧、军事谋略,更有人性分析。概括一下,就是旧瓶装新酒,另起炉灶。恺撒用“稀释法”,把元老院变得失能且低效。恺撒通过扩充、任命法务官、财务官的手段,自动将“自己人”输送进元老院,“保守派的元老院份额被严重稀释了”。


一只鸽子从恺撒铜塑像上飞过。

奥古斯都一生都在平衡驾驭帝国多重冲突因素。与恺撒的突进张扬不同,他考虑的是帝国系统如何平稳运转,超前防范风险(如主动确定帝国边界、裁军改革),重新划分行省(元老院行省和皇帝行省),设计出二元统治的外在形态,缓和共和派的抵触心理。更重要的是,他善于运用权力,谨慎使用“专断性权力”,为“基础性权力”的运行铺路护航。前者是简单粗暴的,是个人意志的专制征服。后者则是靠集体认同的规范逻辑,是非人格化的权力关系。两者的组合搭配,使奥古斯都构建了差异均衡、多元整合的帝国秩序。

自足且封闭的精神王国

《罗马史纲》概括了罗马帝国的三个“基本盘”:哲学品质的普遍性,宗教品质的唯一性,治理品质的同心圆。正是这三种特性,决定着罗马帝国的政治选择、意义生产和治理模式。从意识形态到现实基础,都对帝国的展开进行了种种方向限定。对“基本面”的理解,内源性地回答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必然,元老院的功能衰落,以及帝国为何拥抱了基督教。广场和高塔,成为两种治理模式的意象隐喻——前者代表了平面延展的权力设计,其依赖差级并不显著的贵族集团内部共治;后者则代表了垂直纵深的诸多阶层的等差治理,符合“同心圆”的分类分层,差异统治需求。罗马疆域扩大,征服异族,横跨东西,有赖于一种中心辐射,多元一体的区别、平衡与协同。“有赖于层层代理人的不断产生,而且要比较忠诚地为帝国服务。”而哲学品质的普遍性,宗教品质的唯一性,奠定了帝国的神话:一个自我生产、输出意义的系统,一个自足且封闭的精神独立王国。这是在价值上同化被征服民族、地域,使其归附认同的精神基石。

罗马史本身是“多与一”的分裂调和、矛盾合力。如军事和政治高度一体化,使帝国天然带有军国基因。书中用“普力夺”形容靠武力普遍夺权所造成的政治动乱、恐怖屠杀。帝国养子继承的政治习俗,又难以找到合法授权。它既不同于血缘的世袭,也不同于神授的天然合理。在前述三个基本盘背后,乃是三大核心“病灶”。

这如同基因缺陷,在发展进程中,不断显露恶化。在恺撒、屋大维这样天才政治家的高超控制下,尽管能“玩转”危险游戏,后继者却因缺乏“拱顶石”般的才能,只能任其倾颓。这说明,治理中框架、方案与制度只是系统因素,执政者作为主体因素,更是灵魂变量。

《罗马史纲》在综合考察系统与个人的效用上,无疑是成功而具体的。罗马兴衰的整体逻辑基于:在无比庞大复杂的政治现实中,面对危险边缘,大厦将倾,死命支撑着稳定性。但维系,却无力解决病灶。帝国就像处于窗口期的病人,在日后免疫系统崩溃时,必然遭到毁灭。李筠将情感理解与智识分析既区别开来,又融会统一,形成了情理兼顾、由情入理的历史评价法。在这种辩证立场下,全书实现了对诸多矛盾、对立及自反元素的总体性反思。




《罗马史纲: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兴衰》
李筠 著
岳麓书社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肖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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