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是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其翻译与传播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俞秀松日记》记述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相关信息，这是关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仅存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情况和出版时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十分珍贵。

《俞秀松日记》佐证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初版时间

1920年6月27日的日记，记载了陈望道让俞秀松把《共产党宣言》交给陈独秀的事项。其中记有：“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到独秀家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据陈望道回忆，“我于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师赶出来，在家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书是《星期评论》约我翻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从俞秀松日记中可以看到，陈望道到上海后，就与俞秀松等一起住在上海三益里的《星期评论》社，经常一起讨论问题。所以，这也是陈望道让俞秀松把《共产党宣言》译稿捎给住在老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的原因。

关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的时间，曾经有过一些争论。在20世纪有“四月说”和“八月说”两种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末，多采用“四月”说。80年代初以后，“八月”说逐渐替代了“四月”说。 “八月”说主要根据当事人的回忆。例如郑佩刚的回忆，他说：“一九二〇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派来两位同志经海参崴到上海（一是俄人Slromisky，一是华人杨明斋任翻译）推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某日夜晚，在陈独秀家里(渔阳里二号)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议案很多，议决首先是进行宣传工作，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开辟宣传阵地，委我全权负责。我便在辣菲德路成裕里租一房子，建立“又新印刷所”(即“日日新又日新”之意)，第一次印刷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根据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写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提到了“《共产党宣言》已印好”，可知陈望道《宣言》全译本第一次出版的时间，应在1920年8月17日之前，当前发现的初版末页也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俞秀松日记》以第一手资料，记载了6月27日从陈望道那里把《共产党宣言》译稿交给陈独秀，从而明确否定了长期存在的“四月”说，佐证了“八月”说，解决了党的创建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实问题。

《俞秀松日记》反映了陈望道等译校《共产党宣言》的艰辛过程

习近平多次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第一次是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看到陈列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时，讲述了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错把墨汁当红糖吃了，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赞赏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专注态度，由此以“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概括陈望道对真理的追求探索精神。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是很困难的工作。中国人知道《共产党宣言》时间很早，报刊上也有过关于计划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信息。早在1899年3月，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发表题为《大同学》的文章，文中有一段《共产党宣言》结尾的文字。1903年2月22日，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人福井准造撰、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其第二编第一章之第二节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末尾的一段话，称其“为一大雄篇”。同年，中国达识译社翻译出版了日人幸德秋水著、蜀魂译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书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观点。1906年4月，朱执信以“蛰伸”笔名，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文中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同年6月，宋教仁翻译了《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叶夏声在《民报》第7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文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大纲领。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号刊登了民鸣所译的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3月出版的《天义报》第16—19期合刊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部分译文。1912年《新世界》刊登朱执信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概略。1919年11月，《国民》第二卷第一号发表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一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但是，《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直至五四运动后，仍未见出版。

陈望道留学日本，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并研读过日本译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回国后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展新文化运动，历经“一师风潮”，思想上主张进行制度变革。因为陈望道精通英语和日语，又是语言学学者，所以邵力子向《星期评论》社推荐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答人问底发行》广告短文，其中谈道：“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的。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又“经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反映了《共产党宣言》翻译的难度和党的发起组对这项工作的认真程度。

1920年6月28日《俞秀松日记》记述了俞秀松与陈独秀关于译书的一段议论：“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但现在译书的人，每天以译书度生活，一天总许有八千字，才能生活，于是不能不误会的误会，杜撰的杜撰，这是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没有一件事可做了，译书度生活的人，我又何责！”这说明陈望道与俞秀松谈论过译书过程的艰辛，也正说明了沈玄庐所说的“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绝非虚言。俞秀松在6月27日日记中记述了“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与沈玄庐文中所说的“经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以相互印证。我们知道，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底本是戴季陶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文版和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的英文版，俄语版则应该是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从苏俄带来的，魏经斯基四月底五月初从北京抵达上海，使《共产党宣言》又多了一个校对的样本。从《俞秀松日记》中表明，中共发起组十分重视《共产党宣言》翻译的准确性。但是，李汉俊懂英语、日语、德语、法语，陈独秀懂英语、日语、法语，他们都不懂俄语，俄语校对应该还另有他人，最合理的推测是杨明斋。所以，通常党史著作上写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并不全面，校对者应该还有杨明斋。《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是中共发起组进行思想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重要工作。

《俞秀松日记》印证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和意义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对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1920年2月份，陈独秀从北京抵达上海，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准备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4月份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翻译，从浙江义乌来到上海；4月底，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从北京来到上海，寻找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建立社会主义团体；大约5月份，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等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份，经多次讨论，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陈独秀老渔阳里2号的寓所，成立了中共发起组，当时叫社会共产党，后根据李大钊、维经斯基的意见，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中共发起组成立后，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制订纲领。6月会议后，五位参会代表各自拿了纲领十多条进行研究。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稿，必然成为中共发起组着重学习的范本。俞秀松是陈望道在浙江一师时期的学生，这时两人也都住在三益里原《星期评论》社，好学的俞秀松较早接触到译稿，并且有了直接学习的机会。陈独秀也正处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确立的时期，对《共产党宣言》的校对，也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了较系统的学习。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又提到，“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 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和一个英国人作的 《社会主义史》”。毛泽东在两次提出三本书时，这三本书都有中译者，但只是提到了陈望道一个译者，这表明毛泽东对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印象特别深刻，突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的译本对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大意义。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还说过：“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陈独秀与毛泽东谈信仰，反映了陈独秀本人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对《共产党宣言》进行系统研读，对书稿的校对正好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毛泽东是否在上海看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呢？毛泽东于5月5日到上海，7月初离沪。《俞秀松日记》记载了6月27日晚从陈望道处取了《共产党宣言》译文手稿，28日上午给了陈独秀。毛泽东等6月底见陈独秀时，有可能见到手稿。俞秀松的日记并未说明，把手稿交给陈独秀是请陈独秀校对，还是已经全部定稿后准备出版。从时间上看，离8月份出版只有一个月时间了，所以，这也可能是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已校对过的稿子，陈望道再复核誊写后交给陈独秀。从时间上看，毛泽东有可能在上海读到陈望道译本的手稿。

1920年8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很快成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主要的学习资料，为党的创建进行了思想准备。此后，陈望道译本一版再版。新中国成立前，陈望道译本在全国共发现了17种版本，说明了《共产党宣言》影响力的巨大。

习近平多次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了解到这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方才保存下来时，他连称很珍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2020年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100周年，6月27日，习近平复信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时，勉励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