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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记忆】见证孙道临王文娟“十八相送”:在上海的温馨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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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沈轶伦 2021-12-24 09:11
摘要:今年是孙道临诞辰一百周年,今年王文娟去世。神仙眷侣在天上相会。他们人生的足迹,在上海留下温馨的一串。

1965年1月,武康大楼的门房工作人员记得,孙道临和王文娟抱着他们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庆原,来了。

这幢位于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五街交会处,被如今的青年游客仰头打卡,被赋予许多文化符号,并被看作是“网红中的网红”的上海地标,对孙道临全家来说,是单纯并快乐地承载了家庭成员成长回忆的温馨的家。

武康大楼始建于1924年,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由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原名诺曼底公寓、东美特公寓。1953年改名为武康大楼后,许多文艺界名人被安排入住这幢建筑。

孙道临、王文娟夫妇的寓所在公寓中低层,两边有四大间,每一间20平方米左右,四间房都是可以打通的。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沪上媒体采访这对著名的演员夫妇的照片和录像里,可以看到房内的格局。客人进屋后,在客厅的桌前寒暄喝茶,还会被招待去落地大窗外的阳台吃点心、聊天,马路对面正好能看见宋庆龄旧居绿树成林的风景。

从这幢建筑的阳台望下去,还能望见夫妇两人恋爱时步行的足迹——如果画一条射线,从王文娟家的枕流公寓(华山路699号)往孙道临家的密丹公寓(武康路115号)方向,武康大楼就位于箭射出的方向的不远处。在确立恋爱关系时,两个当时已经誉满全国也人到中年的演员,就是在月光下,含蓄地绕着路不断走,互相送来送去。

这片街区内,每一株梧桐树,都见证了两人的“十八相送”。



王文娟是出色的越剧演员。在自述中她说过自己晚婚的原因:

“多年以来,我一直打定主意要完成唱戏养家的责任,把弟妹培养成人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嫁。从总政回到上海后的几年内,团里的姐妹们纷纷结婚成家,两个弟弟也如愿考上了大学。一天,我住在越剧院宿舍,晚上出来散步,月光下的草坪格外清冷幽静,更显得我独自一人形单影只。也许,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我也是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孙道临是总角之交、多年同窗,也曾是王文娟的同事。1958年春,黄宗江来到上海,在他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大家都是熟人和老相识,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在我印象中,电影界人士大多性格活跃,能说会道,身后的这位似乎是个例外”。

林黛玉和舒伯特就这样交汇成了一首诗。

“因为我们双方都是演艺界的公众人物,一旦恋情曝光,无论成与不成,都必然成为别人口中的话题。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大多时候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公众场合也不可能去,像逛街、看电影、吃饭这样的安排便很少有。每次两人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密丹’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绕着武康路、华山路、湖南路、淮海路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他送我回到‘枕流’。这样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

但是,在台上得到万千人仰慕的演员,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一度,因为种种原因,两人濒临分手。

在交往中,王文娟第一次主动约孙道临出来,“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想好的话,竟然一句也说不出口。一路把他送到密丹公寓门口,看着他进门后,我心乱如麻,也不想回家,脚步不由自主地绕到两个人以前常走的路上。深夜的街头,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过了很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道临也跟了出来。我站定回头看他,他轻声说:‘我在窗口看到你没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出来看看。’两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长路,最后还是他送我回到了‘枕流’”。

所幸,误会很快解除。1962年,在邓颖超和张瑞芳的关心下,当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拍摄进入尾声时,41岁的孙道临和36岁的王文娟成了家。



孙道临,几乎是当时每一个男演员的榜样。

1989年,还是小青年的佟瑞欣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他记得,在上戏求学时,小花园里晨读时,到处都是学生在模仿孙道临念哈姆雷特台词的声音。他也记得第一次走进武康路395号上影演员剧团时,第一次看见大明星们的震撼。但他更难忘的是,有一次在上影厂,出门时忽然眼前一个老头骑着自行车经过。他定睛一看,顿时呆立当场。

这个骑车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向往已久的孙道临。“眼前的艺术家原来并没有前呼后拥,根本没有架子,衣着也没特殊之处,十分平淡也十分自然地和大家一样骑车路过。”那一幅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画面,却像无言的一课,对佟瑞欣触动深远。

孙道临的这辆凤凰牌28英寸的黑色“老坦克”,购于婚后的1964年,后来被孙家人捐出,收藏于电影博物馆。

他自己多年来坚持朴素地骑车上下班,也用这辆车教女儿孙庆原骑车。孙庆原记得,当时自己只有8岁,男式自行车对她来说过高过重,要踩到踏板都有些辛苦。为了扶住后座椅,孙道临来来回回跟着车跑。在安静的余庆路上,父女俩留下一串脚印和车辙,“现在想来,那时的爸爸已经年过半百了”。

一直到孙道临七十多岁时,还骑着自行车上街,替王文娟的母亲抓药,或是兜兜转转找老岳母爱吃的金橘饼。

虽然中年得女,但孙道临并不一味宠溺。他每天黎明即起,练功打拳,还一定在每天清晨六点半把女儿孙庆原从被窝里拉出来,带她一起跑步。一次,女儿没有按照约定弹好琴,父亲就把两人约好并已经买好的电影票作废,就为了教育女儿,要做一个守信重诺的人。



而褪去明星的光环,王文娟则更多展现了可爱的母亲和外婆的一面。

当孙道临和王文娟的亲戚有需要时,武康大楼的家成了大家族共有的招待所。孙庆原记得,“他们把卧室让出来给大姑的女儿坐月子,浙江大舅的儿女每年寒暑假都来我家住。他们曾挤出一间房给小舅舅做婚房。至于后来常上门向爸妈请教或学艺的朋友、学生,对之留饭留宿更是寻常小事。”

孙庆原的女儿则记得外婆专属的带着方言味道的“王氏唠叨用语”:

 吃饭时,王文娟一定会不停地为别人夹菜,说:“侬多吃一点哦!再吃一点!”即使碗中的菜已堆积如山,她还是会皱着眉头说:“吃得太少了!身体会不好的!”冬天,即使在充满暖气的室内,王文娟仍会片刻不停地在家中穿梭,从这个屋到那个屋,检查孩子们的穿衣。

王文娟80多岁后,还想学电脑,为此向孙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请教。在写自传时,“她也参考了不少读物,总是后悔自己学问太少,写不出含义深刻的语句,也经常不知要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才是最确切的。记得有一次,她拿了一盘瓜子准备边吃边写,结果一个小时过去后,瓜子是吃完了,字却没挤出来半个。每当这时,她会焦急地说道:‘可恨我念书太少,如果你外公还在,肯定能够给我很多建议!’”

家人们知道,如果孙道临还在,学问很好的孙道临不仅会为王文娟在写作方面给出意见,还会一如既往地心疼因为演唱而喉咙痛的妻子,精心为她准备好一份清甜的梨。

如果她走下武康大楼,看到这么多喜欢他们家的年轻人,她也一定会对围上来问候她的戏迷,微笑着用充满绍兴口音的上海话说道:“侬好,侬好……是伐?侬也喜欢越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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