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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访谈录⑤】卢济威:要讲规矩,更要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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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越 2021-11-27 06:30
摘要:城市设计要一方面讲规矩,另一方面讲个性;一方面讲美观,另一方面讲实用

做项目、参加研讨会、当比赛评委……85岁的卢济威仍没有停下脚步,挤出时间参加与城市设计有关的各种活动。

这些年来,中国现代城市设计已融汇建筑、规划、景观等学科,广受全社会的关注。城市设计的诸多理念也化作累累硕果,为人们提供了更宜居、更便捷的生产与生活空间。

在学界,许多人敬称卢济威为“中国城市设计的第一人”。多年来,他的脚步遍布全国,由他所主持的上海静安寺地区城市设计、杭州滨江区江滨地区城市设计、郑州二砂文创广场城市设计等,不仅斩获各类奖项,其项目中所包含的对城市地下空间、滨水区、历史保护区发展的独到认识,也为后续城市更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卢济威本人的讲述中,他走上城市设计之路是出于偶然,后来能够在这一领域持续深耕,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与城市的不断发展。现在的他,仍然在为提高设计素养而不断地努力学习。卢济威说:“这是学不完的。”

人物档案

卢济威:1936年11月生于浙江临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住建部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城市设计学部主任,曾任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等。

【学院名称不是简单换几个字】

:还记得初到同济时,学校给您的印象吗?

卢济威:1960年,我在当时的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读了5年制的建筑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同济大学工作。一到同济,就有种豁然开朗、焕然一新的感觉。学校除了看重结果之外,更强调整个过程中的收获。这令我很惊喜,也可以说是很幸运。

刚工作的时候,我参加的是大学一年级的教学工作。但我对其他年级的课程也很感兴趣,就主动地去听课。听了很多课,都感觉非常新鲜。

:初到同济,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

卢济威:这不得不提冯纪忠教授。上世纪60年代初,冯先生在同济带领师生进行教育改革,“以空间为纲”组织教学,编写空间原理。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用了这个体系,但在中国,同济大学是率先进行这项改革实践的。

现代主义教学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建筑设计与工业、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冯先生就已经意识到,建筑设计不光要考虑造型的美观,还要考虑功能。

被称为“飞机楼”的武汉同济医院,是一个典型案例。冯先生从功能出发,设计出四翼飞机形体的住院部。每翼均为病房,共计16个病区。“机身”的中央部分安排为临床服务的诊断、治疗科室,便于与病区之间联系,便于接送病人。整个建筑形成6个尽端,以减少不必要的穿越带来的交叉感染。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伴随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冯先生敏锐地意识到现代主义也存在一些缺点。于是,他在设计杭州花港观鱼茶室时,尝试把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作品是非常成功的。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愈发重视起来。冯先生站在时代浪潮前,把建筑设计与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松江方塔园和何陋轩是他的代表作。

我进入同济之后接触到冯先生的教学,一直都对他感到非常敬佩。直到现在,还受益于他当时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

:从冯先生身上,可以看到“敢为人先”的精神。这也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一贯追求吧?

卢济威:是的。1986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揭牌成立,这在全国都是第一家,原来都是叫建筑学院或者建筑系。

学院名称的转变,不是简单换几个字,背后是对世界建筑思潮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认知。现代主义建筑把空间观作为基本思想,讲求空间的物理形态。到了后现代主义时期,很多新的理念被提了出来,逐渐从空间观转向环境观,更加强调人在空间里面怎么进行行为活动。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称的改变,顺应并体现了这个趋势。此后,国内其他很多院校也纷纷效仿。

同济大学也是很早把建筑学、规划学和景观学连在一起的学校。这三个专业的结合,是城市结合环境设计的基础,能够更好地在现代城市规划与发展中体现整体生态观。

上世纪80年代,卢济威在作讲座

【城市规划研究的不只是好看难看】

:很多人说,您是“中国城市设计的第一人”。

卢济威:“第一人”不敢这么讲。我原本是做建筑的,转向城市设计也是因为很偶然的机会。

上世纪80年代,我有幸参加了两大工程:无锡新疆石油职工太湖疗养院项目,山东胜利油田孤岛新镇规划与设计项目。因为过去建筑和规划是分得比较开的,所以一开始我对城市规划、城市设计还不是很了解。

在参与这两个项目的过程中,我见证了从“一块平地”到“一整块城市区域”的转变,得到了很大启发。我感觉到,做建筑不能局限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而要有更加开阔的思维。由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便觉得自己读的东西还是太少了,还要努力学习更多的东西。

后来的浦东开发开放和陆家嘴地区国际咨询项目,同样给我带来很深的感触。当时,有5家单位参与国际咨询,中国的几家单位作为一家来提供方案,另外还有4家外国公司给出方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英国的罗杰斯的方案。

其他的方案更多强调陆家嘴地区的建筑形态,罗杰斯方案在重视与上海老城厢、上海历史文化关系的同时,更强调人的行为对城市形态的影响。

在罗杰斯方案中,有3个令人很有兴趣的内容:第一个是一个大型的圆形绿地,与陆家嘴地区的地形很契合;第二个是绿地周边包围着的高层带;第三是用公共交通将高层带连接成若干个社区,每隔600米设置一个站点,并在600米的范围内组成步行区。

罗杰斯的方案让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的行为对城市形态会产生很大影响。城市规划研究的不只是好看、难看等问题,背后还有更深的门道。

1994年,我带了几名研究生和教师一起成立了城市设计研究室,就是城市设计研究中心的前身。那一年,厦门市规划局让我做鹭江道城市设计。当时还谈不上什么水平,但我已强烈感受到:建筑与城市发展相结合是大有可为的。

:1995年,您主持的静安寺地区城市设计,可以说为此后的上海城市设计树立了一个标杆。

卢济威:说来也是缘分和机遇。1995年,静安区规划局找到我,说静安寺地区要造一个地铁站,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一起做城市设计研究。我一听就非常感兴趣。

那时,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原先上海所有的地铁站都由申通公司投资建设,但在造地铁二号线的时候,市里决定由申通公司负责线路,由各个区为本区内站点提供资金,减轻申通公司的负担。每个区投入了大量资金,自然也想趁这个机会把地铁站周边的城市建设和开发一起考虑。

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围绕地铁站进行城市建设,而不单单地是建造一个地铁站。如何整合城市的多种要素与功能,包括地铁交通、商业、文化、绿化和市民活动等,是非常关键的。

城市空间只有做到便民、实用,才能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因此,我提出了三个关键词:生态、文化和商业。

我们还有一个创新的想法,就是做了一个下沉式广场。地铁站在地下,而大多数行人都在地面上,怎样把人引到地下呢?光做地上看不见的地下空间不行,最好是既能让地面上的人感受得到它的存在,又能让地下的人不觉得压抑。下沉式广场就正好能够把地铁站、公园以及南京路等周边环境有机结合起来。

:下沉式广场的规划落地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卢济威:静安寺广场不对称布局、多功能整合并下沉的方案,与当时按照功能划分用地的常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实际上做的是地形重塑,提高土地利用率,让各种要素和空间相互渗透、互相裨益。

把商业下压,并与下沉式广场相连,上面又做公园,形成了土地的复合利用,静安公园对此当然是高兴的,但地铁公司不理解了:“我花钱买下来的地,怎么能给公园服务呢?”

经过解释,最终商业和广场面积并未压缩,下沉式广场的屋顶作为静安公园绿地的延续,使公园面积扩大了2000多平方米。作为“生态、高效、立体的公共空间”,广场建成之后受到市民好评,也成为人们到静安寺地区观光的景点之一。

卢济威和城市设计团队

【让江水变得可亲近】

:从您的观察来看,中国的城市设计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

卢济威:从项目来说,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浦东陆家嘴国际咨询和深圳福田中心区的国际设计竞赛,是两个得到大家重视的项目。1999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建筑学会的城市设计主题年会,2000年在厦门召开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主题年会,表明学术界对城市设计越发重视。

2000年后,住建部多次提出要重视城市设计。2015年,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城市设计、全面展开城市设计工作。这时候,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已经迈入新阶段,全国范围内都普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了。

总结下来,我国的城市设计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基本是在进行新城建设;第二个阶段,进入21世纪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城市面临的主要课题是城市更新,这就需要更加贴近人们生活的城市设计理念的介入。

:近年来,城市滨水空间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新亮点。您是怎么考虑滨水空间与人的关系的?

卢济威:人是有天然的亲水本能的,我国90%的省会、直辖市跨河而建,滨水区是得天独厚的财富,应当成为重要的城市活动和休闲场所。

2002年,我主持了杭州滨江区江滨地区城市设计项目,获得教育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这个项目就在钱塘江旁边,钱塘江大潮潮水汹涌,浪拍上来很高,所以堤坝也造得很高。

按照规定,堤坝属于水务部门管理,蓝线在那里,一般是动不了的。我接到这个项目之后,感觉钱塘江是个很好的资源,岸边的堤坝蓝线应该进行柔化,使其成为城市的活动空间,满足人的亲水需求。

我们的方案提出,在堤坝及扩大范围造建筑、建小品、种树,把城市空间引到江边。这无疑是给地方政府部门出了个难题。好在当时滨江区领导很务实,带着我们一起和钱塘江管理委员会商量,并提出把江滨地区打造成满足防汛要求的旅游休闲特色区。

经过一番商量,管委会下面的一个设计院和我们组成一个联合设计体。这样,后来的工作就开展得比较顺利了。

:在大江大河堤坝上种树,如果操作不当,会引发很大的问题吧?

卢济威:是的,堤坝上是不能随意种树的。我们想到的办法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灌形成树池,然后把树种下去,再覆盖泥土。这样,树根的生长就不会对堤坝直接产生影响。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类似难题都是团队一起商量解决的。很多时候,有一些规范看似给我们的设计形成了阻碍,但只要把规范背后的道理研究清楚,再采取对策,就可以一举多得的。

还有一个故事,记得当时杭州市提出“跨江发展”,但已建成的区政府大楼位于钱塘江南侧,坐北朝南。按传统观念,必然会背离钱塘江往南边发展。

我们在做城市设计的时候就提出,滨江区的发展重点要放在钱塘江边上。当时没有想得很远,只想着要在保证防洪需要的基础上,让滨水区域更好地为城市、为人民服务,让江水变得可亲近。

前些年,杭州提出“拥江发展”,强调在江的两面发展。应该说,我们当时的城市设计起到了一个先导作用。

:您后来所做的上海北外滩城市设计,也涉及滨水空间和城市的关系。

卢济威:2014年,我做了北外滩城市设计的项目。过去,很多人考虑的都是天际线,强调怎么样的设计能够让人们从黄浦江往这里看过来的时候觉得很美、很震撼。我认可天际线的重要性,但我更看重的是利用好黄浦江这个资源,促进整个北外滩地区发展,提升北外滩的城市活力。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让人们能够走近江滨,使用这部分的城市空间,使黄浦江为提升城市活力服务。

现在,城市更新是上海面临的重要课题。它并不是单纯为了让城市看起来更新、更好看,而是要通过设计和改造使之恢复生命力,这是最根本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北外滩确定了建设“四大活力区”,试图从多个方面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活力复兴。

卢济威和MIT的Stanford Anderson教授开展学术交流

卢济威在欧洲考察城市设计

【如何利用好“三地”空间】

:在福建漳州西湖片区的城市设计中,您又作出了怎样的创新之举?

卢济威:过去的城市规划,大体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平面来做文章。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土地不够用了。20世纪上半叶之后,城市的建筑密度不断提高,建筑的高度也不断升高。

理论上说,把楼建得越来越高,确实可以提高每平方米土地的容量。但这也带来了问题——住在高楼之中的人总要回到地面通行,这时就产生了地面拥挤,无法承载城市交通、公共活动和自然生态等功能。

因此,到20世纪下半叶,高架路、空中步行系统、地下通道、地铁等层出不穷,城市地面逐渐立体化。

地面立体化是一种新的体系。我也一直在思考,当城市空间越来越紧凑,应该怎样利用好地下、地面、地上的“三地”空间,解决交通、绿化等各种问题。

在漳州西湖片区的城市设计项目中,我们提出了用地面立体化的方法来解决原先亲水困难等问题。因为西湖片区靠近九龙江,面临很大的防洪压力,之前建造的堤坝高达六七米,虽然能够阻隔洪水,但也把城市与江隔离了。

有鉴于此,我们不是简单地设计一个路网、造几栋建筑,而是结合倾斜地形,利用建筑方法将地形重塑,建立一个与堤坝组合的亲水公共空间系统,并与地面水系立体相交,构建起特色的城市形态。

:在城市更新中,又该如何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卢济威:举个例子,郑州有个第二砂轮厂,是新中国“一五”期间兴建的重点工业项目之一,是新中国工业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随着城市发展,郑州市政府决定将“二砂”设为工业遗产保护区,继而将其改造更新为文创园区。如何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又能够增加活力,成为城市设计要解决的一大矛盾。

我们认为,不仅要保护历史遗存,更要注重恢复厂房的历史意象。我们研究了“二砂”建厂初期的历史意象,发现厂里原有两条铁路线,这是当时大型工矿企业的典型符号,但后来均被拆除了。于是,我们将其中的一条结合公共空间组织和原有装卸车间予以恢复,使文创园区重现了新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的历史意象。

长期以来,历史保护项目都具有守成和自我封闭的特征,使得保护区形成缺乏活力。我们分析认为,文创园区在功能方面与区域公共中心有共同处,因此就与规划部门协商,促成了轨道交通10号线在此设立站点,有力推进了文创园区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

卢济威在漳州台商投资区项目的工作照

【不同的思路会激发更多的创意】

:2020年,您获得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的称号,怎么看待这个荣誉?

卢济威:假如说我做了一些事情、得到了一些认可,那么也是和我们国家、社会这些年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第一是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发展。1960年我大学毕业,1966年到1976年整整10年间,我没有设计过一项建筑,都是画图,“纸上谈兵”。改革开放以后,我有机会参加各种实践,不仅参加国内的,还能参加国外的竞赛。1980年的中国中小型剧场设计竞赛,我提了两个方案,都得了二等奖,当时没有一等奖。我还参加了几个日本的国际竞赛,也得了奖。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些表达自己、展现自我的机会。

第二是城市化。浦东开发、深圳开发等一系列城市化进程,让我有机会从建筑师转向城市设计师,让我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完成自我转换、自我提升。

第三是研究生制度。可以说,我的很多理论、实践的完成,都得益于研究生制度。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带了超过100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我也很高兴,他们之中很多人的毕业论文都得到了出版。

我一直和学生说,机会很重要,兴趣也很重要。很庆幸,国家的发展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追随兴趣发展。

2020年,卢济威获得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

:您的教学理念,或者说您和学生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

卢济威:我认为,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教学相长。我个人很多理念的形成与完善,如城市整合论、城市活力论以及城市消费空间的发展理论等,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和学生共同探讨、研究出来的。

对于不同的学生,要想办法根据他们的特点,促进他们个人的成长与发挥。我有个研究生叫王澍,他现在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了。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有很强的个人见解。他报考我的研究生之后,我感到对待这样的学生,不能用老师的思想把他框住,而是要帮助他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

所以,在整个论文撰写的过程中,我没有给他太多限制。他的论文题目叫《虚构城市》,有人说虚构是不是不太现实,我的想法是:只要是对城市发展有好处的、在将来有可能实现的,就可以!

还有一次,王澍按照当时的教学规定,去参加教学实践。实践过程中,他带学生的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有的教师看到后就说,像他这样的做法,和我们的教育计划都对不起来了,是不是有问题?

我是这么回应的:同济大学这么大的建筑城规学院,难道连这么一点不同的思路、不同的方法都容纳不了吗?从宏观层面上看,这种不同可能会激发更多的创意和思路。

师门聚会暨祝贺王澍获普利茨克奖

:对有志于从事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寄语和忠告?

卢济威:城市设计人才的培养方式是多样的,可以按照建筑师方向培养,也可以往规划师方向培养,还可以走景观设计师方向。不管从哪个方向起步,我想都应该少一些对个人作品的沉醉和炒作,努力打好基础。

目前,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促进创新。过去,我们的实践有很多规范,讲究的是规矩和规律。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带来了很多限制。现在进行城市设计,应当在讲规矩的同时,强调独创性。一方面讲规矩,另一方面讲个性;一方面讲美观,另一方面讲实用。这要求学生要有整合的能力,要不断地提高个人素养。

就我个人而言,在这方面也还需要努力。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还是需要不断学习。这是学不完的。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采访对象提供
卢济威在杭州钱江项目作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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