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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江南文化，
才能准确言说上海、言说海派文化

上观新闻：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之间，有没有一条贯通的主线？

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在大家在讨论“三大文化”的时候，似乎喜欢分开来讲，好像上海文化是“三大文化”的拼图，其实更应该特别关注和研究它们之间具有哪些共同的特质或共性。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之所以成为红色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确实与江南文化的哺育、海派文化的滋养紧密相关。它使得先进知识分子对新兴思想、先进理念不存在接受上的障碍和创造上的压力。相反，大家在红色文化创造中，还形成了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中汲取资源的思想自觉。

叶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近代上海移民绝大多数来自江南。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显然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色的，崇实、崇文、重商、重民、精致、开放、灵活这些江南文化的优秀传统在上海得到了充分体现。

当然，海派文化不是江南文化的简单汇拢。中西文化的碰撞，让上海成为我国最具现代感的城市，走向世界的前沿。海派文化的孕育与发展依托上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又以创新和灵活多样拓展市场。就其精髓而言，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一脉相承，又是一种新的发展形态。

海派文化孕育出的多元城市格局，为红色文化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可以说，红色文化使海派文化有了“魂”，也让江南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在与传统文化的接续中，红色文化也有了更为深厚的历史底蕴，获得了丰厚的滋养。

上观新闻：从“百年上海”回溯“千年江南”，可以看到怎样的丰富图景？

邹振环（复旦大学教授）：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变动的历史空间。正如周振鹤先生所指出的，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含义——代表着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

如今，“江南”一词已具备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是气候水文、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等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

汪涌豪（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历史上，随着土地约束力的不断减弱，江南地区的商业和文化娱乐业日渐繁荣。与之相伴随的是，人的活动空间大大增加，交往日趋频密。这使得以金陵为中心的南朝文化、以杭州为中心的南宋文化和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文化等，得以通过多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将或崇尚自由、讲究气韵，或注重心性、追求简美，或趋利避害、从善如流的特性迅速而持久地传播开来，并日积月累、改化生新，熏染着这片土地上的人，进而推动江南成为人文渊薮。

云间是松江府的别称，辖今天上海吴淞江以南至海边整个地区。明前，云间有进士116人；至明代，剧增至466人；清代，有290人。同时，名门望族更不下百十家，故人称“一时文风之盛，不下邹鲁”。这样瞩目的成绩，显然与江南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但是，要全面了解江南文化，我们不能仅从经济发达这一角度来谈江南对上海的影响。江南文化的构成远比我们的想象要丰富博杂，其综合特质中有一点恐怕知道的人不多，那就是自先秦到两晋，再到唐宋元明清，从吴越到江楚，这块土地上的人常能凭一腔热血做许多扶危持颠、仗义行侠的大事。

比如，王阳明不但思想精深，事功也非常卓著，早年性喜行侠。他的一众弟子受其影响，如王艮、王襞、王栋、颜钧、何心隐等人，尽为狂侠。

像陈子龙，人们只知他是华亭名士、“云间诗派”的首席和明诗的殿军。殊不知，他的意气眼光绝非一般的文弱书生。当明将亡，他反思时人的空谈误国，积极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所编《皇明经世文编》皇皇504卷，内容涉及政军、赋税、财经、农田、水利、教育文化和典章制度等，启发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清初三大家”。

还有陈继儒，性情恬淡，素好读书，诗书画棋各门俱擅，所作《小窗幽记》多清新脱俗的雅言，与《菜根谭》《围炉夜话》并称“处世三大奇书”，似乎为典型的江南才子。但与此同时，他也喜欢结交四方豪杰，为人重然诺，扶贫赈弱，大有侠士之风。

举这些例子，是想强调江南富庶的社会经济、活跃的文化娱乐，以及人们的生活习尚、处世方式与人生理想，对上海的影响是深远的、综合性的。类似上述性情中人的急公好义，不过是其中之一端而已。它与开物成务、诗酒风流一样，曾在这块土地上风行，并对上海人产生了影响。

所以说，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江南文化，才能准确言说上海、言说海派文化。打个简单的比喻，江南是“上海之母”，上海是“江南之子”。

罗怀臻（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确实，江南文化的底色其实是阳刚的、强劲的、积极进取的、大气磅礴的，而不是阴柔、妥协、保守，更不是矫情。江南文化接通长江文化，从来就是一种革命性、创新性的进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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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从来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
它同时是一种价值观、审美观

上观新闻：近代上海的崛起，为江南文化打开了怎样的发展空间？

周武：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与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在格局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是埠际贸易主导的一个“区域性世界”，上海只是作为苏州的转运港而存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是深度卷入世界市场和全球体系之中的“世界性区域”。

从“区域性世界”到“世界性区域”，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为江南文化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使江南文化率先与世界各地的文化直面相逢，又在这种直面相逢中进一步赋予江南文化以现代性。

叶舟：上海既是江南人的重要聚集地，也是江南走向近代的助推器。最重要的是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无锡为例，当地较大的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面粉、棉纺集团，薛南溟、薛寿萱父子的缫丝集团，杨宗瀚家族的棉纺集团，周舜卿的缫丝集团等，都先是在上海发迹，开阔了眼界，然后回到家乡创办新式工业。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江南很多城市的面貌发生积极变化，开始出现大片的工业区、仓库区和商业区、居住区，涌现了很多“小上海”。更重要的是，在上海的影响下，过去江南小城那种目障身塞、孤陋寡闻的狭小空间，逐渐被一种开放的、广阔的精神空间所代替。

在文化上，江南地区的传统文人在上海逐步实现了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可谓第一代自由职业文人；张元济、陆费逵、沈知方成为近代出版业的中坚力量；众多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家，发出了近代畅销作家的先声。

还有大量江南人投入戏剧、电影和流行音乐的创作中，使之成为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近代城市文化品种。苏州的评弹、无锡的滩簧、绍兴的越剧等地方文化，更借着上海这个大舞台成为近代都市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上海的江南知识精英人物，还积极学习新思潮、吸收新观念，并在变法和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俞秀松、陈望道、施存统等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陈云、瞿秋白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上观新闻：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进程中，如何进一步人文相亲、区域联动？

罗怀臻：“海派”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同时是一种价值观、审美观，是一种具有创新内涵的文化气质，如海派京剧的“麒派”、俞振飞的昆曲。提倡“海派”会影响人文相亲的顾虑，其实是把“海派”理解小了、窄了，背后恐怕是反映了城市越来越国际化、文化却越来越地域化的谨慎心理。

周武：讲清楚海派文化的底色、神韵、精神来自何处，非但不会不利于区域联动发展，反而会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举个例子，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但它的职工群体、编辑群体和作者群体大部分来自苏浙两省。离开江南，很难想象商务印书馆会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

从上海话的形成及其构造，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海派文化与长三角的深厚历史联系。

有学者指出，上海话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是苏州语系，包括宝山、南汇、昆山、嘉兴、湖州、无锡、常州等地方言；第二是宁波语系，包括绍兴、金华、衢州、台州等地方言；第三是粤语系；第四是其他方言，包括苏北方言等。其中，苏州语系占75%，宁波语系占10%，其他方言占15%。这进一步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独立于长三角广袤腹地之外的“海派”。

段炼（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海派文化其实可以涵盖到宁波等城市，甚至天津等城市也有“海派”的身影。而且，“海派”这个词不是一成不变的，海纳百川、与时俱进可谓“海派”之魂。

上观新闻：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与世界社会主义潮流密切相关的红色文化，既与海派文化共享了某些现代化成果，又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意义上超越了海派文化，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路，真正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就此而言，切忌简单地说红色文化派生于海派文化。

齐卫平：海派文化的最初形成，主要以“西学东渐”中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为主要内容。把上海的红色文化说成源自海派文化，甚至说红色文化派生于海派文化，是不合乎历史逻辑的，也不能体现红色文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