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字子才，晚年自号随园老人。其一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县令。

作为清朝乾嘉学派诗学代表，袁枚以诗文见长。在判官任上，以渊博的学识、亲民的风格、过人的智慧赢得百姓爱戴，以文断案的掌故令世人争相传诵。

在断好案的基础上，袁枚总结出一套精辟独到的法律理论，提出尊重法律精神、慎重刑狱、重视证据、君臣上下皆从法等主张，彰显出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智慧光芒。

「官民互通」

中国古代社会，百姓一旦涉讼，不论是作为原被告还是出庭作证，不论是命盗案件还是田土钱债纠纷，时常受到胥吏的盘剥勒索：告状要写状纸，需出代书费；将状纸送官，要交传呈费；还有路费、盘费、送牌费、盘子费、检卷费、值党费、散班费、听刑费、具结费，等等。涉案者如果钱没有给足，胥吏往往会把案件无限期拖下去。有的案件一拖好几年，弄得原被告双方家破人亡。

袁枚自幼生长在经济文化相对活跃的浙江杭州。江南一带诉讼之风较盛，袁枚耳濡目染之下，深知小民百姓遇有民刑诉讼所费不菲。为此，他提出建立“官民互通”机制，减少中间环节，杜绝胥吏盘剥勒索百姓。

他进一步提出，案件应从速审结，严防积案累牍；官员审案应当尽职尽责、亲力亲为，以防胥吏对案卷内容有所增删或恣意篡改供词。

袁枚将这一思想付诸基层法律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史书记载，“方山两氓争地”，双方无法提供田契等证明文书，导致案件迟迟无法审结。袁枚认为，案件久拖不决会使争讼双方利益进一步受损，因而重新订立文书，划分田地权益归属，令双方各自开垦，一举化解了双方矛盾。

「慎重刑狱」

袁枚既严格遵行法理、依法裁断，又重视证据、不轻断人罪，凸显了秉持正义、公正司法的职业操守。

在溧水任上，袁枚曾办理了一起妄用“赦”字引致的文字诉讼案。“赦”字为皇帝御用字。除皇帝外，其他人一律不能使用，否则会因文字下狱，招致杀身之祸，甚至殃及族人。为避免错杀无辜，袁枚多方查实，断定被告引用不当，并无忤逆之心，最后依“违禁律”治罪，判杖一百、徒三年。

袁枚十分重视查询证据，强调案情往往错综复杂，切不能偏听偏信。他还有意识地将其渊博的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解决了很多疑难案件，以至大散文家姚鼐发出“为官须用读书人”的感慨。

《袁枚年谱》记载了一起依诗典断奇案的故事：一名女子因龙卷风被吹至城外，受伤昏迷，次日回家。其未婚夫坚持认为，该女子彻夜不归，是与他人有奸情，因而要求退婚。袁枚在多方查证核实后，告知该男子实情，然而其并不相信。

于是，他示以郝经《陵川集》中的《天赐夫人词》，其中记载了一名被风吹走的女子之后嫁给宰相的故事。

袁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说服这名男子撤销诉讼，两家和好如初。

「不应以人情害法」

清朝法典主要承袭明朝中叶的律例合编方式。明朝统治者碍于祖训，不能擅改律文，只好在律文之外另定条例，以解决新的社会问题。条例经由“臣工条奏”，经皇帝首肯或授权后正式拟定，颁行天下。

然而，条例的数量不断增加，实际上造成了“《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的境况。繁杂的条例，还常使科举入仕的官员无所适从，于是又造成了“奉吏为师”的局面。

袁枚深谙这一司法弊病，因而尤其注重维护法律之严明与稳定，以杜绝胥吏任意引援比附。他还十分强调全民守法，即使君主也不例外。

袁枚坚持认为，当法理与人情发生冲突时，不应以人情害法。对司法官员宽宥基于孝义而犯法的行为，他明确表示反对。

后世法律史学家评价，袁枚是一名“谨严的法治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