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专业的演奏家和歌唱家，我是用灵魂在吟唱。我想借这个音乐会歌颂人道主义，歌颂我的故乡上海，歌颂中国人和犹太民族之间的伟大情谊。”贝拉说。

贝拉朗诵《带我回上海》。

11月13日19时30分，贝拉“幸存者之歌”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拉开帷幕。音乐会上，出生于上海的加拿大作家贝拉，携手中国、美国、俄罗斯与以色列音乐艺术家们在上海音乐厅唱响《幸存者之歌》，用文学与音乐诠释人类命运与共、患难与共的人道主义精神。

用文学寻找故乡

这场音乐会，围绕作家贝拉《幸存者之歌》长篇小说而展开。这本书被称为上海版《乱世佳人》，它以好莱坞传奇制片人迈克·麦德沃的父母在二战期间上海的真实生活为蓝本而创作。

“我的故乡上海，是一座包容、博爱、大气谦和的伟大城市。”贝拉说，“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够具有这样的包容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近三万名犹太难民为逃离纳粹的迫害与屠杀，来到上海。上海和上海市民给予他们包容和友爱。这份情谊，穿越近百年的岁月，依旧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小说《幸存者之歌》创作过程中，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和迈克父母经历的艰难岁月，贝拉前后花了几年时间研读上海电信史，从上海电信档案中找到了迈克的父亲大卫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大量史料。贝拉也多次去洛杉矶采访迈克以及他的母亲朵拉，获取了很多一手史料。从老人对遥远岁月的回忆和时而迸发的激情目光里，贝拉感受到了犹太难民在当年的上海，不仅有苦难的煎熬，也有创业的艰难和浪漫的奇遇。

浪漫、温暖、充满力量的爱情故事，被镌刻在了大时代的背景中，小说《幸存者之歌》以通讯技术的爆发节点切入上海的工业文明发展历程，呈现出上海早期的电信往事与鲜活众生。《幸存者之歌》（中文版）于201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反响热烈；英文版由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2020年在上海书展首发。

用音乐传递情感

贝拉在上海出生，早年移居海外。在重返上海后，她展现出更宽广的叙述视角，迸发出巨大的创作能量。贝拉表示：“我对文学创作富有使命感与神圣感，那就是每一部作品回归文学本身以外，还应该架起一座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幸存者之歌》创作期间，贝拉在美国看了一场音乐会。“有一位犹太女钢琴家，一边弹钢琴，一边诉说自己家族在二战时期的故事，这让我很受启发。”贝拉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文学和音乐结合起来去展现创作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于是有了这场“幸存者之歌”音乐会。在贝拉看来，所有的艺术，都是紧密相连的。“我小时候就受到音乐启蒙，音乐在我的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我书中写的很多男女主人公也都跟音乐有关。”

这场音乐会的压轴曲目，是由贝拉作词、根据犹太民谣改编的歌曲《幸存者之歌》。贝拉登台演唱了这首歌：“在一辆颠簸的马车上/坐着一位姑娘/她的眼中饱含忧伤……流浪民族的悲凉/是全人类之殇……诺亚方舟的船长/站在江边召唤……”

这首犹太民谣原来的歌词，有点诙谐。贝拉在重填中文歌词时，把歌词内容改编成一个犹太小女孩逃往上海的心路历程。贝拉也重新给这首民谣编曲。“不再那么欢快，因为要传递人类命运的患难与共。”她说。

相比于耗费几年完成一部小说，贝拉只花了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文学与音乐紧密相通，小说的读者和音乐的听众加在一起，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这种跨越国籍与民族的爱。”

谢谢上海，带我“回”上海

贝拉朗诵《带我回上海》。

这场音乐会上所有曲目均来源于世界名曲和犹太民谣。除了音乐的演绎，节选自贝拉小说内容的几段现场朗诵表演，也深深地感染了观众。贝拉本人朗诵的《带我回上海》，更是真实再现了二战时期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对上海深切的思念之情，让现场不少观众落泪。

“二战时期，上海成为犹太人的‘诺亚方舟’。这一段历史闪耀着穿透历史的人道主义光芒，这与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不谋而合。”贝拉告诉记者。

女高音歌唱家陈小群演唱歌曲 《哈利路亚》。

本次音乐会上，观众熟悉的一批演出嘉宾悉数登场，他们分别是：担任本次音乐会主持人的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晨光，电影《佐罗》配音演员、配音艺术家童自荣，上海电视台主持人、配音演员刘家祯，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燕子姐姐”陈燕华，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小群等；国外音乐家有以色列钢琴演奏家索尔卡、俄罗斯舞蹈家尤金与阿耐斯泰西亚夫妇以及美国教授TIM KELLY用英语朗诵贝拉的诗《当命运以苦难亲吻我》等。他们用弦乐、钢琴、演唱、舞蹈和朗诵的方式与加拿大作家贝拉一起，共同唱响人类命运与共的旋律。这场音乐会得到了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的大力支持。

音乐会一票难求，全程同步英文字幕。在犹太民谣《希望的力量》中，音乐会落下帷幕，现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

独家专访｜贝拉：寻找人类共同命运的表达方式

上观新闻：您著有多部著作，都是围绕“上海与犹太人”的题材。为何对这个题材情有独钟？

贝拉：我出生在上海，长大后在海外多年，对于搭建中外文化的交流始终充满了自觉性与使命感。

在获得大量的犹太人在二战时期上海的第一手史料之后，我真的是欲罢不能。我的家乡是上海，我更想通过文学去寻找故乡。在二战时期，上海成为犹太人的“诺亚方舟”，这一段历史闪耀着穿透历史的人道主义光芒，这与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不谋而合。

我在海外多年，对犹太人的生活并不陌生，对他们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都有了解。我就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好，非常适合我，我愿意在这个题材里寻寻觅觅，寻找属于我的表达。

上观新闻：作为一名作家，促发您进行文学与音乐艺术跨界的初衷是什么？

贝拉：所有的艺术，无论是文学、音乐、绘画、歌剧、电影等，都是紧密相连的。我从小就受到一些音乐的启蒙，音乐在我的生命中一直是一个流动的节奏，一直在我的文学文字当中跳跃着。我书中写的很多男女主人公都跟音乐有关。

《幸存者之歌》创作期间，我去美国，迈克带我游历好莱坞，看一场音乐会，有一位犹太女钢琴家，她一边弹钢琴，一边诉说自己家族在二战时期的故事，我很受启发。也因此让我觉得，文学和音乐结合起来去展现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观新闻：您曾说过，用文学去寻找故乡，以音乐去讲述故事。《幸存者之歌》，从文学到音乐，两种艺术的跨界转化难度在哪里？如何克服？

贝拉：对我来说一点不难。比如说，我这次为一首犹太民谣写了歌词，重新编了曲。写歌词类似写诗，言简意赅。我会继续做这方面的尝试，为很多非常优美的犹太民谣配上我重填的中文的词，构建音乐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上观新闻：《幸存者之歌》音乐编曲、填词的过程中有什么值得和公众分享的花絮？

贝拉：这首犹太民谣原来的歌词，是有点诙谐的。我在重填中文歌词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一个犹太小女孩逃往上海的心路历程。写一部书很辛苦，但重新填词写一首歌花的时间其实很少，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我做了一些曲调上的调整，变得没有那么欢快，要传递出人类命运的患难与共。今天我们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在八九十年前，上海已经这么做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首歌还没有传唱起来就已经被很多人关注。

上观新闻：这场音乐会，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幕后故事？

贝拉：这次音乐会太有意思了。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以色列五个国家的音乐家、艺术家一起来诠释“幸存者之歌”的主题：人类命运患难与共。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很喜欢我这部作品，为此也做了很多的宣传。

陈燕华朗诵《幸存者之歌》片段。

彩排的时候，跟刘家祯老师沟通，他对这段历史也非常有兴趣。还有童自荣、陈燕华等艺术家，用他们美妙的声音朗读我书中的片段，我觉得非常有震撼力。

上观新闻：除了《幸存者之歌》，您还著有《魔咒钢琴》《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等十多部长篇著作。未来会考虑将它们一一搬上音乐舞台吗？

贝拉：将我的文学作品搬上音乐舞台，我不会特意考虑。但我相信，随着我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会有很多制作人对把我的作品搬上音乐舞台感兴趣。

上观新闻：您曾在以色列钢琴家亚龙·科尔伯格音乐会上独奏钢琴曲《梁祝》，这次也是上海音乐厅举办的第二场原著同名音乐会。在作家的身份之外，音乐在您的人生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贝拉：音乐与文学，在我的生命中都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我从小到大的生活都处在一种音乐的氛围里。音乐在我的整个文学作品中也占据了非常大的重量。我在创作文学的时候，会播放与这个情节、这个段落相配的音乐旋律来激发我的创作。

我也经常自己去尝试写钢琴曲，但还缺少自信。不过，通过这次的音乐会，我渐渐找回音乐上的自信。

上观新闻：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贝拉：“犹太人在上海”系列的初稿已经有好几部，接下来可能有两部会在修改后出版：一个是《贝拉日记》，主要就是在我行走世界的几十年当中，看到的跟犹太人相关的一系列小故事。另外一部是我最看重的《海上金殿》。

上观新闻：这场音乐会上，您也朗诵了《海上金殿》的片段。它主要讲述了什么？

贝拉：是我家族的真实故事，和犹太人家族命运交错。书中会再现1948年12月3日从上海开往宁波的江亚轮海难事件。我的外祖父是这场海难的幸存者，当时有将近4000人在船上，有3000人遇难，幸存者中有一位6岁的犹太男孩。这位犹太男孩，后来移居在多伦多，我是在1996年认识他的。他也是无意中说起了这一段历史，我当时就觉得听过这个故事，后来才意识到他和我的外公都是那场海难的幸存者。犹太教说救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所以这部书就是通过写一场海难中一个获救的6岁男孩一生的人生轨迹，与犹太人在上海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我整个家族彼此交错的故事。这本小说，有真实的部分，我自己又赋予了想象和创造。

《海上金殿》，就是要表达上海在犹太人眼里，就是动荡年代里一座永恒的、散发着金色光芒的一座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