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风险近在眼前，我们却经常视而不见？为什么有些国家能比其他国家更快地认识和应对流行病、技术变革、气候危机？

在任何时代，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都无法回避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提出“灰犀牛理论”数年之后，作家、政策分析师米歇尔·渥克搜集了世界各地引人关注的风险故事，结合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带领读者从新的视角认识、审视并建构自己与风险的关系，出版了《灰犀牛2：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

“灰犀牛”就在那里，你准备好了吗？

人们意识到这种欠缺并不可耻

上书房：这本书和您之前出版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样，封面上都有一个醒目的犀牛图案。您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动物形象并赋予它现在的含义的？

米歇尔·渥克：2007年的时候，我在纽约的世界政策研究所担任所长，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思考组织风险和治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这个智库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开始重新启动，之前是作为大学的一部分，存在了16年。做了一段时间的智库工作后，我创办了灰犀牛公司。

“灰犀牛”是我在2012年提出的一个术语，当时希腊及其债权人达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以避免灾难性的违约风险。它是对概率大、冲击力强的风险的比喻。灰犀牛体形巨大，本不该被忽视，但因为其貌似愚笨、粗笨，才让人们疏于防范。现在，它代指没能及时阻止本来有能力、有机会阻止的灾难。

（灰犀牛。 资料图片）

“灰犀牛”概念其实只是一个工具，用来探索为什么有些人站出来避免危机，而有些人放任自己被风险摧毁。通过使用动物形象，遵循伊索寓言和其他故事中的描述，我希望能激发人们对这种两吨多重、长角的危险动物的情感共鸣，并提醒所有人：你在规避风险方面所做的，远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

我想，人们意识到这种欠缺并不可耻。要规避风险，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人的脆弱，而这也让我们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我希望人们能够利用“灰犀牛”的力量来推动自己前进，而不是被它们所践踏。

上书房：还有一个流行的概念“黑天鹅”，往往会和“灰犀牛”一起被人们谈及。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米歇尔·渥克：“黑天鹅”的概念，来自2007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流行的一本关于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书《黑天鹅》。它启发了人们更认真地思考，我们多么容易被措手不及、不可想象的事件和危机冲击。但我认为，当人们开始努力寻找那些不可预见的事件时，不妨想一想，为何不把精力放在那些通常可以避免的问题上呢？这些问题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完全有更好的机会去避免它们。如果只是带着消极和宿命论的态度，反而会加重相应的风险，因为它给金融专业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轻松的脱身之道：啊！“黑天鹅”，没人看到它的到来。

（黑天鹅。 资料图片）

疫情让书中内容更加站得住脚

上书房：2020年初起，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无数人的生活遭受了巨大改变。这本书的写作有没有因疫情而受到影响？

米歇尔·渥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这本新书已经快收尾了。和其他很多人不同的是，居家隔离令对我而言没有太大的坏处，反而能促进我更专注地思考、写作，不必因为出门旅行而分心。

与此同时，疫情也促使我进行一些额外的反思，补充了一些调查和采访。比如说，我与一名在核酸检测大规模推行之前就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的纽约急诊室护士聊了聊。我也不得不与之前的一些受访者重新联系，因为他们之中一些人的生活因为疫情的大流行而改变，他们的故事有了新内容。

这些突然增加的工作改变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和出版时间，但也让书中的内容更加站得住脚。

上书房：您说疫情促使您进行了一些额外的反思，具体是关于哪方面的？

米歇尔·渥克：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两极分化社会中的裂痕。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和人们采取的应对方式的差异。疫情发生后，各国形成了不同的判断，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对待持续疫情的态度也不一样。一些国家很早就采取行动、遏制病毒，但同样的谨慎意识导致它们在推广疫苗方面反应较慢。有些地方的人对疫苗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疫情的恐惧。

尽管美国多地取消了口罩强制令，但我并不觉得在公共场合摘下口罩是安全的，因为我不相信每个没有戴口罩的人都接种了疫苗。现在我认识到情感凌驾于理性之上。不管当局说某些情况有多么安全，或者无论研究预测的感染概率是多少，我仍然觉得戴上口罩更加安全，很多人都有同感。与此同时，我知道还有许多人仍然认为这次疫情大流行是一场“骗局”，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不去接种疫苗，但他们仍然拒绝接种。

（美国明尼苏达州卡尔顿，一名戴口罩的学生趴在桌上休息。 新华社 发）

疫情改变了我们在财务、职业、健康、人际关系和道德风险方面的选择动力。死亡率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新体会，让许多人重新审视他们眼中最大的风险，以及他们愿意在不同领域承受多大的风险。

疫情重塑了人们对社会安全网的态度，尽管疫情摧毁了许多行业，导致许多人失去了生计，但各国政府仍投入大量资金来维持经济运行。

它还引起人们对全球共同应对疫情的重要性的关注，在可能的情况下防范风险，在无法预防的情况下有效应对。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如果任由新型冠状病毒及其不可避免的变异体在全球各地肆虐，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将面临危险。

上书房：有读者说，这本书来得很及时。在疫情背景下读这本书，感触更多了。

米歇尔·渥克：随着全世界都走在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道路上，每个人必须重新评估风险以及我们与它们的关系：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中，在我们的社群和社会中，以及在我们的地球上。这场流行病改变了工作场所的风险因素，因为健康风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真切的现实，而不仅仅对从事高风险行业的人如此。

一个时髦的上海读者启发了我

上书房：上一本书您关注的是组织管理、公司管理和国家管理中的危机应对方法，而在这本书里，您把“灰犀牛”理论拓展到了个人生活层面。是什么引发了这种思考？

米歇尔·渥克：其实在上一本书出版后，经常有人问我，如何将“灰犀牛”理论应用到个人生活中。记得在上一本书的巡回售书活动中，在上海，一个风雨交加的夏日傍晚，一个时髦的20多岁的中国男子向我索要签名并合影留念，他感谢我的这本书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帮助。让我感到惊讶和欣慰的是，他能以这样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把这个信息铭记于心，并且他不是唯一的。

一位女士告诉我：“我的婚姻的终结者就是一头‘灰犀牛’！我所有的朋友都意识到了，但我就是不想承认。”一个住在印第安纳州的男子在博客上写道，他跑马拉松是为了给乳腺癌研究筹集资金，目的是打败他的一个朋友曾经面对并积极对抗的（乳腺癌）“灰犀牛”（后来他成功了）。我最好的朋友在她母亲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征后，以“灰犀牛”为依据，做出了最优的医疗保健和生活决策。印度一名八年级的学生在一场全国性的“数字戒毒”运动中使用了“灰犀牛”理论，以帮助人们戒掉对电子设备的依赖。

读者将这个概念应用到他们自己遇到“灰犀牛”的方式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我感到有一种吸引力，要从这个新的角度来追寻我心中的问题：是什么让那些行动起来的人，区别于那些面对生活中的风险与危机止步不前的人呢？为什么有些人宁愿放任问题恶化或者爆发，也不愿去解决它呢？在研究了几十年的金融、商业以及全球经济政策问题之后，我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

上书房：事实上，这种拓展很有必要，也能够帮助人们通过多种视角来看清全貌。

米歇尔·渥克：对。个人风险、政策风险、职业风险、经济风险、组织风险和全球风险交织在一起，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世界，并最终决定了我们作为个人，在企业和政府中如何应对这些风险。理解动态反馈循环可以帮助我们将风险程度降到最低，并有勇气去拥抱积极的风险，走出舒适区，抛弃适得其反的习惯，走上一条发挥个人潜力的道路。

这本新书是《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的一面镜子。尽管我写作《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时考虑的是政策类和商业类受众，但它在深层次和个人层面上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这本新书面向寻求理解和改善个人风险关系的普通读者，其中的理念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高度相关。

这本书是为这些读者写的：我在上海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遇到的年轻人；为自己的职业道路或感情、健康、财务方面的选择而纠结的人；希望更好地了解员工、选民及客户的企业和政府领导人。这本书也是为我在世界各地演讲时遇到的相关专业人士准备的，他们重复了一个口头禅——他们需要更好的方法来让公司的员工像他们一样认真对待风险。这本书还是为财务规划师和其他顾问写的，在为家庭教育、住房、医疗保健和退休规划资金保障时，他们帮助协调几代人之间的风险态度和行为。这本书有助于指导政策制定者思考如何支持好的冒险行为、强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如何设计和传达他们所做的风险选择。这本书还能启发受这些决定影响的公民，政府需要他们的支持来做正确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并不受欢迎。

我们都有指纹般鲜明的风险人格

上书房：这本书的英文书名也很有意思，意为“以风险见人”，转化自一句西方谚语“You are what you eat”（以食见人）。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

米歇尔·渥克：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做承担的风险无时无刻不在向世界宣告着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抽象地来说，便是我们关心什么、看中什么、不愿意失去什么、渴望什么。具体表现出来的行为包括：一个人是决定去健身房还是坐在沙发上吃比萨；赶飞机时，是会为了节约时间而乱穿马路还是超速驾驶，又或是在过马路时依然记得观察两侧来的车；是埋头于眼前的工作，还是寻求更好的职位。

换句话说，风险与我们的自我认知和目标紧密联系。你总是能从一个人的行动中，而非言语中更加了解这个人的真实一面，当这种行动中涉及风险，所揭示的那一面也更加可信。对各种类型的组织、机构来说也是如此。

上书房：一个人或许能够通过语言来伪装，但行动总会揭示出真相。您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风险指纹，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人。

米歇尔·渥克：风险指纹是每个人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个人人格特征、经历和社会背景的组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指纹般鲜明的风险人格。风险指纹始于我们潜在的人格特征，它们赋予指纹各不相同的结构。我们的经历会改变指纹，如同我们被刀割伤后会留下疤痕。就像真正的指纹能为法医的分析提供身份线索一样，风险指纹为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一扇窗。它解释了人们的希望与恐惧，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他们怎么看待自己与外界的关系。

上书房：在我们认识到自己对风险的感知和应对存在一定欠缺时，能够主动去增强这方面的能力吗？

米歇尔·渥克：当然。我们已经一次次地看到人们对风险的判断能力是如何随着经验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上，风险感知和反应能力就像肌肉群一样，可以相互补足，并通过练习得到加强。你对“风险肌肉”运用得越多，你就越能做出良好的决定并采取明智的行动。

上书房：一个人既有了解自己，也有了解身边其他人的需求。怎么努力去做到？

米歇尔·渥克：这就要谈到另一个概念，风险同理心。注意周围人的风险指纹，能够帮助你从他们的视角出发看问题，反过来也将帮助你维系跨文化的、家庭的、社群的关系，以及处理几代人之间的关系。

找到风格与自己互补的合作伙伴会对事业有所帮助。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体谅对方，可以化解争端。如果你对他人看待风险、应对风险的态度有疑问，请不要假设，直接询问对方。不要低估了一场关于你们如何看待风险的公开而坦诚的对话的价值。

中国为何比美国更愿意正视“灰犀牛”

上书房：您用了不少篇幅去探讨影响一个人风险指纹的原因，比如所处的国家和文化背景等。有什么有趣的发现？

米歇尔·渥克：促使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观察到的中国和美国之间如何应对贸易危机的种种差异。

2017年7月，中国政府开始使用“灰犀牛”一词。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这个词来引起人们关注需要迅速应对的显著风险。在每5年召开1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期间，中国政府高层官员讨论了避免极有可能出现的“灰犀牛”风险的重要性，并表明了防范化解这类风险的意向。《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强调了这一信息，意指政府即将处置金融风险这头“灰犀牛”。交易员们非常重视这一警告，一天之内就把高风险公司的股价降低了约5%。“灰犀牛”一词迅速在全球传播，在韩国、马来西亚、卡塔尔、土耳其、越南、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巴西以及整个拉丁美洲和非洲都登上了新闻头条。他们所做的正如这个词的本义那样，比喻将注意力和政府决策集中在那些非常明显但有可能避免的金融风险上。

就在中国对其金融风险中的“灰犀牛”进行深入讨论之际，美国向其金融市场泡沫注入了更多的空气，并将公司债务和预算赤字推至创纪录的水平。尽管华尔街和政策制定者轻视了眼前的危险，但民众对于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和企业渎职行为引发的民粹主义感到愤怒，美国的政策“让富人更富”。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似乎没有从他们无法准确评估或应对显著风险的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而正是这些风险导致了十多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

中美两国在态度和政策上的强烈反差让我思考，为什么中国更愿意承认“灰犀牛”风险并采取行动，而美国那么多决策者和选民似乎故意否认这些明确而现实的风险。我自己所在的国家尤其令人费解，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敢作敢为的精神，以及有能力迎接挑战的信念，而过去许多其他国家都回避了这些挑战。为了解释这种差异，我展开了后续的研究和采访。

上书房：掌握的知识面和受教育程度，是否也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风险判断？

米歇尔·渥克：教育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在面对风险时，有时候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反而越倾向于冒险。很显然，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更合理的决定，当我们对一个情况了解得越多，就会对其中隐含的风险和后果越清楚、越了解怎样去规避风险。

然而，高知人群似乎更追求掌控感，这就会导致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别人眼中看起来风险程度更高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似乎没那么严重。举个例子，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8客机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后不久，在距首都约45公里的比绍夫图附近坠毁，机上载有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事故发生后，美国飞行员们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们认为该型号飞机仍能够保障飞行安全，结果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我想，这些飞行员做出这样的声明，背后一定与他们自认为的对飞机、对航空知识的了解程度和他们对掌控感的追求有关。这让他们忽视了事故的蹊跷和惨烈。鉴于后来这个型号的飞机在许多国家被禁飞，我们也无从知晓哪一方更加正确。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告诉我们不同人对风险的认知差异能有多大。

不要把很多事情简化为代际差异

上书房：代际差异是如今人们非常关注的话题。比如在中国，“90后”“00后”基本上都是互联网一代，从小就通过网络了解各种信息。不少年长一些的人会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更愿意冒险、更敢于拥抱未来的不确定性。您怎么看？

米歇尔·渥克：代际差异体现在方方面面，在风险领域也是如此。但是，其中有许多细微的差异，将很多事情简化为代际差异，实际上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征途，现在的年轻人在很多不确定性中成长，但100年前的年轻人们何尝不是面临着各种动荡？也并非每个人对于不确定性的反应都是相同的。

有年长者认为年轻人更倾向于冒险，其实也很好理解。对后者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有趣的。一个人越年轻，他在判断风险方面的经验就越少，因此他可能无法预见某事有多危险，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这是一种风险。一般来说，随着逐渐成熟，人们会倾向于缓和自己的风险行为。

偶尔也会有例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讲述的是老年人的冒险行为。比如杰克·尼科尔森和摩根·弗里曼主演的《遗愿清单》（The Bucket List），讲述的是两位主角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重新“疯狂”一把，尝试一些过去想做但没有做的事情，不给生命留遗憾的故事。

上书房：现实中，很多家长在和孩子沟通时很难达成共识，甚至有种“碰壁”的感觉。尤其是讨论关于怎么花钱、花多少钱等话题时，特别容易起冲突。您能否从风险认知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米歇尔·渥克：美国的人力咨询机构Rainmaker Thinking创始人图尔根告诉过我，美国千禧一代和紧随其后的Z世代的风险态度是由金融危机及其后果塑造的，当时他们中的不少人看到父母和兄弟姐妹失去了工作和储蓄，而且他们对后果几乎无法控制，这导致了他们对于可控制的事情会强烈关注，但当他们认为自己对一个问题没有影响力时，就会表现为深度焦虑或视而不见的矛盾状态。

然而，积极的一面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成长，使得千禧一代在面对他们可以控制的挑战时更加灵活。他们在需要创造力和自主性奖励的角色中茁壮成长。目标感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想要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选择。强烈的使命感有助于推动良好的风险决策，这也是一种强有力的领导品质。

总而言之，两代人之间还是要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千万不要随意“贴标签”、下定论。

 （题图：本书作者米歇尔·渥克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