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指挥家余隆和小提琴演奏家李伟纲——两位“60后”首次以指挥家和独奏家的身份同台，演绎萨缪尔·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14）。同台背后，是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是一段中国交响乐薪火相传的故事。

余隆和李伟纲在排练萨缪尔·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

从“同桌的你”到“同台的你”

李伟纲翻出一张黑白老照片给记者看，上面是3岁的他和余隆，还有他的哥哥李宏纲。三个孩子坐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笑着，李伟纲和哥哥都怀抱着小提琴。

儿时的余隆、李伟纲、李宏纲

他们在衡山路上的同一栋楼里长大，余隆家住一楼，李伟纲家住二楼，是“睡在我楼上的兄弟”。后来都上了永嘉新村小学和市二中学，他俩同班，还当过同桌。

“那时候他哥俩天天练琴，我成天在外面爬墙上树抓知了，没个安分。他们练琴练得好，所以当了演奏家。我琴练得不好，只能当指挥了。”余隆笑着说。

“我们光顾练琴了，但余隆爱读书，也爱折腾，常常在学校组织活动，聪明，活络。”李伟纲说。

另一张照片是在长风公园拍的，“少年的你”变得棱角分明，李伟纲把手搭在余隆肩上，眼睛朝着同一个方向。“那是1978年，李伟纲考取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陪他庆祝。那时候去一次长风公园是件很奢侈的事。”余隆说。

1978年，余隆和李伟纲在长风公园

李伟纲成名比余隆早。1985年，李伟纲、李宏纲等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组成室内乐组合，一举夺得英国朴次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二等奖，改变了中国室内乐长期落后的局面。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曾评价：“中国选手的进步让人吃惊，不亚于原子弹的发明”。

排练厅里的李伟纲

三十多年来，李伟纲的足迹遍及35个国家，演出过近3000场音乐会，灌录专辑30多张。上世纪80年代，李伟纲在美国求学的时候，余隆去了德国。中间有近10年的时间，两人没有交集。再次重逢，已是1994年的纽约。

“没过几年，就看他创立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将脑海里的构想一点点付诸实践，集结各种力量改变着中国音乐的版图。”李伟纲说，“我太太经常说我，没见过你这么忙的人，我回答她，我见过啊，余隆。”

当年李伟纲他们在朴次茅斯国际四重奏比赛演的曲目就是萨缪尔·巴伯的《弦乐四重奏》（作品11）。如今，再次登台演巴伯的作品，李伟纲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准备。“一进排练厅，余隆说，‘咱们不急，慢慢来’，一听这话就觉得很亲切。”

余隆说：“我俩都是在上海出生的，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大家各忙各的，没想到第一次合作又回到了出生的地方，从同桌的你成了同台的你，还是要感谢上海这座城市。”

中国交响乐走出去，薪火相传

其实，过去十几年，李伟纲时常回到上海交响乐团，担任客席首席。每次回来，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我外公、妈妈，都曾经是上海交响乐团的乐手，我妈妈从1957年拉到1992年。我是第三代，这就是薪火相传。坐在乐团里，我常常觉得我妈就在我身边拉琴。她退休后，也常常来听上交的音乐会。有一次得了一笔奖金，拒绝不了，当天就打车到上交，买了8000元的音乐会票。”

在李伟纲和余隆看来，他们这一代人的“薪火相传”，就是实现父辈未能实现的梦想，让中国交响乐走出去。“我们这代人一直在探索：中国音乐如何走向世界？这不是一句空话，你得有好的作曲家创作出有文化底蕴的作品，有好的演奏家拿出有技巧、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演奏。”

中国交响乐走出去，陈其钢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名字。音乐会下半场，余隆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了这位“50后”作曲家的两部作品《逝去的时光》和《失乐园》。担任二胡独奏的，是“90后”二胡演奏家陆轶文。

《逝去的时光》是陈其钢的成名作，原本是大提琴协奏曲，1998年由马友友独奏，夏尔·迪图瓦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演，2003年由百代公司出版唱片。后来，作曲家将这部作品改编成二胡协奏曲、中提琴协奏曲等不同版本。

第一次听这部作品的大提琴版本，陆轶文就被迷住了。“《逝去的时光》里，作曲家融入了古琴名曲《梅花三弄》的主题，将中国传统曲调与西方现代音乐结合。我想，用二胡演奏，能给中国观众一种更亲切的感受，我也希望能表现出其中的中国韵味。”

“90后”二胡演奏家陆轶文在排练

二胡，常常被称作“中国的小提琴”，陆轶文和李伟纲2017年在美国曾经切磋琴技，演出作曲家陈怡的《胡琴组曲》。儿时学琴，陆轶文还苦于没有曲子可练，只能练《卡门》《流浪者之歌》等西方名曲“移植”作品。如今，越来越多中外作曲家为二胡等中国乐器创作，其中不乏佳作，她也频繁亮相世界舞台。

看到陆轶文等年轻一代中国演奏家的成长，余隆感到欣慰。他和李伟纲开始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年轻一代的培养上。余隆创立了上海乐队学院，发起了给年轻人舞台的“青鸟计划”，李伟纲在天津茱莉亚学院任教。

“我们这代人，只是在传递属于我们的接力棒。如果在我们上场的时候，加了点速度，给后辈争取了更多的时间，铺了更好的路，那就算成功了。”余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