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只有在路上，我才真的感觉到： 我，是一个爸爸。”在电影《失孤》里，刘德华扮演的父亲这样说。也许，丢失孩子的痛苦与孤独只有在不断奔波的路上才能释放。在电影《亲爱的》里面，被拐儿童家长只有在互相鼓励的时候才能暂时忘却失亲之痛。

电影中，镜头对准无数拿着移动终端的普通人，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民间打拐力量无处不在，以为自己可以拯救世界。现实生活中，每天微博上都有人转发打拐的信息，街道上也不时可看到张贴的寻人启事。志愿者似乎无处不在，随时密切关注着丢失孩子的消息。

电影故事背后，真实的打拐、寻亲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

脆弱的民间打拐链

打拐电影没有给告诉你的第一个真相是：国内民间打拐力量仍相当薄弱，靠“随手拍”很难解救被拐儿童。

现在一旦丢失孩子，许多人能想到的民间救助方式，还是以微博上一些大V关注转发为主。但2013年的数据显示，97.78%的被拐儿童是通过公安机关解救的，志愿者利用互联网等手段解救儿童的数量，连总数中的一个零头都达不到。依托政府为主导的全国性打拐系统才有可能持续。像“随手拍”那样的活动还有可能涉及其他问题，如孩子的隐私和心理健康权等。

而且，国内的民间打拐互助组织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在电影《亲爱的》中，没找到孩子的父亲看到了别人找到了孩子，情感上意志上坚持不下去，立马放弃了当初加入组织时坚持的绝对不生第二胎的口号。可见，这些被拐孩童父母组织只是一种基于感情寄托的存在，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而冲散。

说“随手拍”作用不大，并非否认民间力量的价值。事实上，如果民间力量能有效整合的话，还是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的。比如在美国，有一个名为为“Amber”的系统，通过电台、电视台、电子邮件、交通提示、短信、facebook、google等多种渠道，发布官方提供的失踪儿童信息；沃尔玛等大型超市、商场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也与警方有密切合作。该系统运转以来，美国失踪儿童找回率有了很大提升。数据显示，现在美国的失踪儿童找回率高达97.7%，而我国只有0.1%——当然这个数字也不一定准确。

情与法的纠缠

打拐电影没有告诉你的第二个真相是，制度层面远未到完美无缺的程度，背后还掺杂复杂的情与法的纠缠。

先来看法律层面。我国《刑法》第241条第一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其第六款则又强调，“......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对打击“买方市场”力度明显不够。

在打拐过程中，某些村落里因为固守观念让村民和村干部聚众阻挠解救也让整个工作难以开展。电影《盲山》中就有类似的演绎，整个村的村民对抗前来执法的警察。原本的善民变成恶民，只是因为生育观念在作祟。而《刑法》第242 条关于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儿童的犯罪处罚仅仅局限于首要分子，量刑也在五年有期徒刑以下。

有鉴于此，我们须尽快完善刑法和收养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只要收买了被拐骗儿童，就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此外，还有些介于法理和情理之间的灰色地带，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更多维的角度去考虑打拐问题。比如，买孩子的家庭，很多是没有生育能力或是人丁稀少的家庭。没有子嗣在不少偏远地区是已婚妇女不能承受之痛。因此，买小孩对他们来说，只是想要做父母的权利，对买来的孩子，大多数家庭会好吃好喝对待。在人类情感天平上，一头是法律，一头是这种超出血缘的亲情，如何处置才最妥当？

个人认为，如果不搞清楚产生拐卖儿童罪恶现象的根源，解救工作便没有结束时。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相对欠发达地区总是倾向于把孩子视作家族香火延续的象征、以及可变现的劳动力价值。这是拐卖儿童市场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收养程序的繁杂也让一部分丧失生育能力的家庭铤而走险买卖儿童，如果完善我国的收养法规，这一部分正当的需求完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解决。

在美国国会山曾经召开的《失踪儿童法案》听证会上，一位失踪孩童的父亲说“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这句话放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但希望是存在的，就像《失孤》电影里那样，穿过一个个黑魆魆的隧道，抵达下一站。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