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交通方便，中山公园，这个有着100年历史的城市公园吸引了周边多个区的团队、个人来此锻炼。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这方寸土必争之地，愣是被“戴书记”“撸平”了——100个锻炼的团队逐一登记在册，根据错时原则划分场地，签订权利义务协议书，然后统统按照“戴书记”定的“游戏规则”进行自我管理。

“戴书记”名叫戴素琴，今年65岁了，到中山公园负责三位一体党建工作已有10年。作为中山公园里众人皆知的“老娘舅”，她觉得日复一日“摆平”各种矛盾，是人生价值的再发挥。

近邻不如舞友

中山公园的清晨从6时开始。

77岁的詹菊茹（下称詹老师）带一个120人的广场舞团队。曾经的工作经历给她管理打上突出烙印，就是“严”。

詹老师的广场舞队伍，音乐起就跳，不允许多说一句。“有人交头接耳，立即掐掉（音乐）。”

詹老师的广场舞队伍，一年到头，几乎全年无休，只有大年初一放假——每天早上7:45－8:45，中山公园中心区域一片平整的水泥地上，雷打不动会有詹老师的团队在跳广场舞。“一天不来，不着不落。”

詹老师的广场舞队伍，轻易不收人。过去一年只收了4个：一位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一位是教舞者孟老师同一小区的邻居，一位是白领，还有一位也是还未退休者，只周六、周日去参加。“看起来有底子的，比较年轻的，我收，队伍也需要新鲜血液。”

戴书记也说，詹老师属于要求很严格的领队，但恰恰也是她的严，让很多人想加入。

去年，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太，在詹老师的队伍外看了好多天，多次表达要加入团队的想法，但詹老师总是“态度很好”地回绝：“这里的团队很多，你可以到更适合的团队去试一试，比如关节操。”

“告状”告到戴书记那里。但詹老师还是那句话：没办法，我哪有那么多场地？哪能青菜萝卜统统都收？

戴书记出面说话，领队大多会卖个面子，同时提出场地不够等问题，以期在之后的场地划分中有所倾斜。而詹老师属于“特别讲究原则”的领队，她觉得，收了就得教，因此必须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收。

詹老师团队里的人大多60岁以上，哪怕在家有孙儿要带，绝大部分人但凡有空就都参加。这或许也和詹老师队伍里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关：跳得好，排在前排；为大家服务多的人要优待，排在前面；2002年就开始跟着团队的元老，排在前面。“新来的，从最后排开始，如果缺席得多，就一直在后排。”

另一支团队则是另一种代表。76岁领队秦老师曾得肠癌，出院后重返公园，团队口号更响亮：“跳出年轻，跳出健康”。因为秦老师的经历，这个队伍更多一份温情。队伍里的彭阿姨有忧郁症，刚参加时一度要老公牵着手走路。彭阿姨的“病”是闷出来的——儿子在加拿大定居结婚了，她去儿子那住了一年，因为语言障碍，缺少和人的日常交流，一年之后就得了忧郁症。回到上海，老伴陪她到中山公园散心，坚持在广场上“动”了一年多，而今彭阿姨已经可以独自一人从延安西路的家里到中山公园锻炼了，也会和熟悉的队友打招呼聊天了。“她丈夫千恩万谢，那我们也为她高兴。”

众人眼中的秦老师，出生书香门第，毛笔字写得好，心态也很年轻。“她老妖的，冬天还穿短裙呢。”徒弟、另一位领队小陈老师爆料。

“人的后半生很短，新衣服不要藏在箱子里，到公园就该当走亲戚一样。”秦老师和“老姐妹”常聚，“在一起是一种缘分，广场上的队友，有时候比亲人还亲。有人连续两天不来，就会有人打电话去，如果生病立即探望。”

广场舞的许多团队，都真正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舞友”。然而，这往往只是对内。

游戏规则

对外，一亩三分地，大家看得很重。中山公园的团队，从互相抢地盘，到各自相安无事，戴书记花了不少功夫。

“2005年退休时，几个单位找我，想到公园花红草绿，自己也愿意跳跳广场舞，就选了到中山公园。”但没过多久，戴书记心里就咯噔了一下，这片天地里的事可不是花花草草那么简单。

“团队之间斗啊。”为了争地盘，甚至都有脱下衣服干仗的。毕竟，搞定地盘，对于领队而言，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而遇到有关部门节假日到公园搞活动，会发现活动播报的大喇叭的正对面，就有各个团队的小喇叭。有些工作人员实在没辙，直接私下给领队发红包。“他们用钱堵。我觉得不能这样息事宁人，就开始搞调研。”

戴书记的调研搞了半年多。主要是摸清各个团队的人数、骨干、党员情况。

“我是女的，不会抽烟，我就买了20斤花生糖放在口袋里。遇到人，还没开口，糖先递过去，跟发香烟打招呼一个道理。一回生二回熟，半年时间摸清了大概。”

第一步，抓党员和骨干。“提要求，抓工作，先和党员谈。”还很注意听大家的牢骚，“牢骚有助于发现问题。”

第二步，抓团队。首先定规矩。“团队锻炼时间的分配，有人说要从早上6时一直到中午11时、12时。那我就说了，公园是公共场所，100个人有100个口味，10时以后，公园有很多游园的个人，团队必须在10时前就结束。”很多人提不同意见，但一轮一轮讨论下来，终究也讲个“理”字。

“100支队伍，都有骨干。我有困难找他们沟通的过程，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等大家达成共识了，再召开第二批人员的会议，统一思想。等会议扩展到第三波，就只要讲定下的规定了，因为骨干都回去传达过精神了。”

哪些人是骨干呢？一是党员，二是在单位中当过领导、有过管理经验的人，三是本人素质比较高的人。“当书记当了几十年，一直是做人的工作，素质怎么样，能不能靠得住，还是能在对个体做了解后有准确的判断。”此外，团队管理，除了靠制度，还要讲感情，“有些公园经常出现矛盾调和不了的情况，为什么？你平时不睬人家，遇到事情谁睬你？”

划地盘

戴书记之所以成为人人买帐的戴书记，主要得益于能解决实际问题。

2013年，中山公园要改造。戴书记先划出锻炼版图，之后带大家去踩点，附近小公园、锻炼者所在街道，周围商店9点开门前的空地，一处处摸排，一家家沟通，一点点标注，先期解决了31个团队。

地方还不够。戴书记给园林局打报告，申请暂时移掉中山公园大门口的4个大花坛。最后，通过和周边绿地、商场商量，以及实行团队错时锻炼等措施，解决了70个团队的场地问题。“还有30个实在没法安排的团队，大多是其它区的，关键时期，也实在是没办法了。”

也有人抢地盘。夏天，看到有树阴的场所，团队间开始争抢，看热闹不少。戴书记把标着团队分配的地图摊开，天天在公园大门口现场办公。目力所及处，看见有人聚集，就赶紧派志愿者去调解，协调不了的请到大门口。“我一个人说不过，就让大家来评理。”

有人问：我一直在这里锻炼，凭什么不给安排？就直接联系这个人的领队，让老师自己来“做工作”。

等到改建结束，过渡时期的经验套用上去，100个团队对应到各自的活动区域和时间段，一目了然。这张图，划定各个团体的锻炼版图，也奠定了戴书记的“江湖地位”。

遇强则强

无论哪个清晨去中山公园闲逛，基本都能遇到戴书记，她手里通常拿着一份当天的解放日报，没什么事，坐下看会报纸，偶尔某个团队播放她熟悉的旋律，她也会凑上去跟着大家舞一曲。

这也是她考察各个团队的方式。“一支团队是不是健康地在健身，只要看这个团队是怎么锻炼的。音乐声起，翩翩起舞；音乐声落，各自散开。这样的队伍是最健康的。与此相反，总是人扎堆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那肯定扯不出好事情来。”

团队文体舞蹈素质强，就让他们多参加比赛；团队舞跳得一般，就多安排公园公益管理活动参与。发现一技之长，发挥一技之长，是戴书记的不二法宝。

当然，公园“什么人都有”，“什么酸甜苦辣都有”。有一次，一个散客和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跑到戴书记那里，直接刀子往桌子上一拍，嗓门突突突。

“年轻人遇到这事都吓坏了，我也很震惊，但话我也放出去了：我们是法制社会，我风里来雨里去的，你有事讲事。看他脾气缓和了些，我又接着劝：有需求可以跟我说，不能动刀，你岁数也不小了，不懂法我跟你说说……”

戴书记发现，很多时候，人们是在家里或是社会上惹了不开心，跑到公园里遇上点小事大爆发了。“这个时候，他在火里，你要在水里，但思路和手段要结合——遇到苦口婆心劝不了、特别无理取闹者，要不卑不亢压住他。

动刀那位，后来得知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导火索只是因为有人设摊挡路，他提出意见后，工作人员没有马上处理。“有特殊经历的人往往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脆弱，他觉得自己有道理，你没及时响应他，就觉得你是看不起他。”

戴书记每天的生活，就是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大多数时候，她当和事佬——

场地上的老人之间有矛盾，她劝说：“出现矛盾是正常的。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多大岁数了，相互之间要珍惜。退一步海阔天空，到公园来难道是为了闹个面红耳赤的吗？”

有老人在家和媳妇闹不愉快，跳舞也闷闷不乐，她调和：“小辈在外面工作不容易，回到家你还去一争高低，不是给他们添堵吗？人都退休了，还要在家做什么主？少操心，多享福。”

退休后到公园边锻炼边管理的这10年，戴书记真切觉得了群众团队和在职职工不一样。“群众，你只能通过人格魅力影响他，通过游戏规则约束他，通过工作职责影响他。他们认可你，听你的；不认可，就要轰你。”

堵疏之争

“在中国的大小城市，广场舞已经成了中老年人，特别是中国大妈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最常见的活动。据说上海就有数万支之多。”在市人大代表、长宁沪剧团团长陈甦萍看来，广场舞已升级为一种社会现象，争议冲突随之而来，同时大量是自娱自乐性质的松散型活动形式，自行组织、自由活动，没有比较正规的组织者和相应的引导管理举措。

今年市人代会，她提交了一份调研8个月的意见《疏导结合，让中国大妈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据统计，热衷跳广场舞的人主要集中于50岁-60岁女性，高中以下学历者占63.9%。她分析，出于娱乐、健身及社交需要，广场舞流行存在必然——大妈们改善了自身角色，较好地满足了精神需求。但从调查问卷也了解到，高达41.3%的反馈者认为社区活动空间“不太够用”——团队活动缺乏固定场地，因此出现一些地方堵住地铁出口、居民楼下狂舞等现象。

“可以说，如何合理科学拓展活动空间，是当下突出问题。”陈甦萍认为，在这方面，中山公园的经验可为其它区域规范广场舞，“提供一个方向”。

（本文摘自解放日报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