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6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一位82岁的1965届校友，向母校郑重捐赠一支钢笔，以及笔台、吸墨器等8样物件。

整整20年前，他在卡塔尔多哈用4支同样的钢笔，轮流在一份议定书上签字。如今，另外3支分别被国家博物馆、商务部档案室等收藏保管，这位老人捐出的是由他本人保存至今的那支。

具有历史意义的那天，是2001年11月11日，那份议定书全称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代表中国政府签字的是石广生，当时的身份是外经贸部部长。那次签字标志着历经15年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后，中国终于迈进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

石广生签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新华社

今年是中国入世第20个年头，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20年历程证明，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中国发展也离不开世界。

最大的疑问

1986年7月，中国政府递交了中国复关申请书。之所以称为“复关”，因为早在1947年，中国就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申请书虽然只有几句话，但由此开启了漫长的15年谈判，是历史性的时刻。

关贸总协定有个规定，遇到新的加入申请，就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凡是想跟中国单独谈判的国家，都可以自由报名参加。最后参加中国工作组谈判的，共37个国家。中国第一任首席谈判代表沈觉人回忆：“这个小组成立后，就开始提问题，特别是针对中国提交的备忘录中他们有疑问的地方，由我们来答复。后来我算了一下，他们总共提了2000多个问题。”

这些问题五花八门，焦点还是关于中国的经济体制。这些国家的最大疑问是，中国对自身经济体制的表述，是否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要求。那几年，沈觉人几乎每次率团去日内瓦答疑，国内对经济体制的提法都有变化，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

后来他们想了一个主意，每年第一次去日内瓦答疑，一定要在3月份全国两会结束后出发。因为那几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经常会出现新提法。但即便这样，有的问题还是讲不清楚。比如，我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名词人家听不懂。实在没办法，沈觉人私底下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他们说懂了。

但这话只能私下讲，回到国内不能讲。当时有不少专家反对，说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怎么能混淆。代表团里有人跟沈觉人说，你胆子真大，敢用“市场经济”这个词。到了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方向明确了，复关谈判答疑阶段也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具体条款谈判。

但是，虽然中国明确了市场化改革方向，一些国家一直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特别是入世15年后的2016年，美国、欧盟、日本等再次重申这一立场。因为中国入世条约第15条规定，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在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如果中国企业不能证明其产品具备市场价格条件，可以采用替代国价格裁定是否倾销及倾销幅度。此条文有效期为15年。

就在“第15条”应当失效时，一些国家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说事。对此，石广生明确表示，市场经济地位和第15条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些国家在故意混淆是非，寻找不执行协议的借口。

其实，在世贸组织规则中，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不涉及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是讲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换言之，不是讨论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中国的企业是否享有“市场经济地位”，二者的主体是不同的。

因此，让其他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伪命题。如今在世界市场上的中国产品价格，是完全在市场要素作用下形成的。客观上，中国已经完全拥有市场经济地位。

最深的顾虑

中国入世的另一个大难题，就是国内对开放市场深深的顾虑。当时大多数人都觉得，国内的产业非常薄弱，必须加以保护。

已经去世的中国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佟志广曾回忆说，当时顾虑最深的是两个行业。一是汽车，因为我们的汽车企业刚刚起来，会不会受到的冲击太大；二是农业，因为我们的农业一直比较弱，美欧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只有5%的人种地，喂饱3亿人，而我国至少一半人口在农村。

但他心里明白，一些东西必须得淘汰，或者是要逼着调整。就此，他跟国务院领导打过一个比喻，复关就好像一片庄稼地需要雨水，雨下来了，庄稼会长得比以前好，但低洼的地方肯定要淹掉。这个代价是一定要付的，否则大片庄稼不长了。

1994年5月，机械工业部召开汽车行业座谈会。当时佟志广已经卸任，何光远部长打电话给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谷永江，说大的国有汽车公司的老总都参会，你来谈谈复关吧。一位大型国企的董事长在会上发言说，我以后不出国参观了，每去一次，就看到我们跟人家的差距拉大一次，你还复关，我们车企以后日子怎么过？

开了一天的会，老总们都心情沉重。晚上吃饭，很多人吃坏了肚子。第二天开会，一个个更加无精打采。何光远说，是我请谷永江来讲复关的，他还没讲呢，把你们吓得都拉稀了。

但实际上，产业就像花一样，必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才能更好成长。后来发现一个规律，哪个产业越开放，哪个产业发展得就越快，越是受保护的产业发展得越慢。

比如家电产业是最先开放的，现在中国的家电包括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发展得非常快，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处于全球前列。

当时对顾虑最深的汽车工业，在复关入世谈判中作了一些细化处理。一开始实施进口配额，少放开普通排量，多放开高排量，毕竟老百姓买高排量的车少。协议中规定外国车企进来都必须与中国企业合资，各占50%的股份，利益各半。这样，中国的汽车业既得到了新技术又得到了大发展。同时，由于进口关税降低和产量扩大，国内车价大大降低，百姓受益最大。 

1993年，雪佛兰汽车从美国运抵天津港，美方人员打出“感谢你，中国”的横幅。新华社

最难的谈判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在1994年底召开的关贸总协定最后一次会议上，因为少数缔约方蓄意阻挠、漫天要价，中国复关没有成功，由此转入了加入世贸组织谈判阶段。

从国家的层面上讲，世界贸易组织有100多个成员，中国要和每一个国家都进行谈判，而跟美国的谈判最困难。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世贸组织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是对中国要价最高的。如果美国能谈下来，基本上大局可定。虽然欧洲会提一些“具有欧洲特色”的要求，但他们跟美国的利益基本一致。所以，1999年11月的中美谈判极为关键。

中美谈判是11月10日开始的，白天黑夜地谈。比如谈到晚上9点了，双方会约2个小时后再谈，然后一直谈到凌晨2点，还会约3个小时后继续，不会说明天上午见。那几天，中方主要谈判人员都吃住在办公室，外经贸部食堂24小时供应，保证谈判代表团成员随到随吃。

会谈中，双方至少拍了两次桌子，都是因为美国方面过于盛气凌人。第一次是谈判第二天，双方都亮出自己的条件，美方副团长斯伯林突然站起来一拍桌子说：“你们这些条件，永远永远永远也不可能加入WTO！”石广生也马上站起来一拍桌子，拍得比他还响：“你听着，现在中国人任人摆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对方不吱声了，美方团长巴舍夫斯基连忙打圆场，说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第二次拍桌子是11月13日凌晨，石广生要去国务院开会，约好早上5点继续谈。大清早，石广生说了我方的新条件后，巴舍夫斯基气势汹汹地说：“你大清早叫我们两位部长来，就谈这点屁事？”这次她没拍桌子，但石广生拍了，他说：“你现在是在中国领土上，请你说话不要放肆！”这时，斯伯林马上打了圆场。

在深更半夜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是非常罕见的。那天晚上将近12点，石广生接到江泽民主席的电话，江主席问谈判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过了一会儿，朱镕基总理来电说，江主席要求国务院马上开会，一个个问题来研究。

谈判接近尾声时，朱总理来到现场，直接跟美方谈。对于双方僵持不下的反倾销条款和特殊保障条款，朱总理拍板突破，这样迫使美方再没办法固守他们的要价了，对我们的要求他们一一答应，其中包括美方承诺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等我方最关切的内容。就此，整个中美双边协议迎刃而解。

最好的结果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谈判达成协议。签完字，石广生回到办公室，一个人在沙发上靠了半小时。谈了将近一个星期，神经一直紧绷，一怕谈不成，二怕没谈好。他坐在那儿默默地想，究竟给了什么，又拿到了什么。捋了一遍，心也就略为踏实了。

石广生等人在签字后鼓掌祝贺。 新华社

2003年，石广生离开了部长岗位，但他觉得肩上的责任一直在。在中国入世15周年之际，他向本报记者明确表示，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中国入世是成功的。“假如当时再拖下去，不仅中国晚受益，我们入世付出的代价也就太大了。那个时间点选择得对，既抓住了世界形势和发达国家需求，也选择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当口上，我认为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是正确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而在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中国第四任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表示，入世对中国改革开放有两个重大突破，一是向全世界承诺实行市场经济，二是承诺向全球开放市场。

对中国而言，入世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转折。商务部最近透露，中国已经完全履行所有承诺，入世后中央政府清理的法规和部门规章有20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的地方性政策法规有19万多件。这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和全球通行的法律法规接轨，从而为市场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中国在承诺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坚定地表示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在入世谈判达成以后希望我们把‘社会主义’几个字去掉，我们说绝对不可能。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更重大的突破，对世贸组织来说也是第一个。”龙永图回忆说。

入世后，中国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市场开放，从而大大促进了对外开放。中国入世时货物进口关税为15.3%，承诺入世后降到9.8%，20年后的今天，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只有7.4%。

中国在入世时承诺开放市场，但也坚持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的市场开放必须按照中国的国情，有计划、有步骤、按阶段地施行。这样就确保了我们既和世界进行了广泛的经济贸易联系，又没有对国内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应该说，这20年让我们收获了信心。入世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中国入世后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事实证明中国的企业、各个行业经受住了整个开放市场的巨大冲击。这再次证明，一个国家只有不断地开放自己的市场，才能够在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地取得发展。

虽然入世已经20年，但我们还在继续享受着红利，因为改革永远没有止境，开放也永远没有止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入世的红利，就是改革和开放的红利，我们永远不停止改革，不停止开放，入世的红利就会永远享受下去。

最新的变化

当下，世贸组织正处于困局中。

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原主席、大法官张月姣看来，危机体现在决策机制失灵，不足以应对多哈回合中成员间多方利益的复杂博弈；领导力真空，核心成员从塑造和推动者到体制撼动和破坏者；包容性欠缺，欠发达、最不发达成员融入体制困难等。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单边主义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得世贸组织很难有所作为。只有恢复全球对世贸组织规则的尊重和支持，才能有一个共同的法律基础来推行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

过去经常讲，没有中国的世贸组织是不完整的，而中国入世后的市场开放，给全世界带来了价廉物美的产品，使大家充分共享整个中国市场的红利，中国也从全世界进口了很多产品。所以应该说，中国与世界是共赢的。

 中国入世谈判结束后，龙永图和世贸组织中国组会议主席吉拉德出席记者招待会。新华社

龙永图一直认为，对中国入世的成功，不要总是强调中国GDP总量增加了多少，还应该很好地总结这20年来世界市场得到了什么，美国得到了什么。“全世界都清楚中国入世改变了全球多边贸易的格局，改变了整个全球贸易的重大方向，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有利于发达国家，美国也是中国入世的重要受益者之一。”龙永图表示，只有研究好这些问题，才能全面总结中国入世20年的成果。

而眼下的中国，正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也在发生变化。

过去的外贸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的，形成了出口越多越光荣的惯性思维。但在外汇匮乏时代过去后，就不能仍以出口作为外贸政策的核心。增加进口，逐步将出口和进口并重，成了当务之急。

用龙永图的话来说，满足老百姓对国外高端产品的需求，是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追求的一部分，增加这方面的进口完全必要。“中国的制造业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全球化，大量进口国外的零部件、原材料、新技术，不仅使得制成品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可以在进口过程中，与国外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相互融合，形成产业链上中下游相互依靠的局面。这一局面对中国和全球的制造业，都是最安全、最有效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进口多，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能力就强，缓解国际贸易摩擦的回旋余地就大，还可以在国际上争取更多话语权。在国际市场上，谁掌握进口，谁就掌握了定价权，谁就掌握了市场走向，谁就掌握了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权。中国要真正成为贸易强国，必须成为进口大国。

为此，龙永图发出感慨：“我有一个梦想，中国进口超过美国的那天，就是成为贸易强国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