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都先后部署开展敌后游击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创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奇观，成为主要的对日作战方式，直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在1941年前后即告失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取得了成功呢？ 1946年1月，历史资料供应社发行了由齐文编辑的《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一书，收录了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中部分外国记者的报道，除此之外，其中也“有些是学者和专家的印象，也有些是被解放区营救的盟国航空员的感想”。从这些原汁原味的外国记者亲眼所见撰写的报道中，我们不难寻觅出中国共产党敌后游击战的成功之道。

官兵平等，干部廉洁

为克服困难，陕甘宁边区号召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登介绍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大生产劳动成果的分配情况：“三五九旅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剩余的东西卖给政府或市场，将所得按照他们每人所花的工作日，平均分配。部队中从连起，都选出经济委员会，管理军粮和公家正当支出等等。在这种委员会中，官兵处于同等地位，委员会必须计算各个士兵的需要，要做到这一单位的生产物，每个人有平等的分配。”

官兵平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的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实行“两个建在连上”，其一“支部建在连上”，其二即是“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每连推选战士5至7人组成士兵委员会，参与军中的纪律管理，对于军官违反纪律，有权做出罚站岗、挑水、劈柴和向士兵大会检讨的处理。士兵委员会还负责分配伙食“尾子”。取消军官小灶，一个盆里吃饭，士兵有了开会说话的权利，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朱德的扁担”成为官兵同甘共苦的佳话。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厉行廉洁政治，干部严于律己，带头艰苦朴素，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穿着比他部下许多兵来得破旧的制服和草鞋”，这一幕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坦因看到了延安的领袖们“唯一的薪俸是食物、衣服、住所，和极少的原始的小奢侈品，却同时实现着三项任务：他们干着他们的工作，他们为提高自己的质能而学习，并且他们用自己的手，在自己的‘空闲’时间，生产着他们所谓薪俸的东西的三分之一平均量，以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

与敌后根据地艰苦朴素的生活相比，国统区奢侈浪费的招待也给外国记者留下了鲜明对比的印象。史沫特莱说，“在西安和其他中心地区里，记者们得到了超乎节约的款待”，而在“通过了封锁线，进入八路军区域的时候，那极度浪费的款待终止了”。中国共产党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与群众同甘共苦，带领群众艰苦奋斗，最终以廉洁的“延安作风”打败了国民党腐败的“西安作风”。

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党。外国记者对边区农民生活水平非常关注，认为这是共产党能否获得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关键。记者派西福拉斯认为，“生活水准的改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爱泼斯坦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改善生活，是为了民族解放而动员人民的首要步骤”。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教育改造“二流子”，建立互助合作组织——变工队，提高了劳动效率，开垦了更多的荒地，增加了农作物产量，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外国记者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国民党关系较密切的记者武道在山西、陕西两省访问了5个月，回来之后，许多人问他：“对于中国共产党治理的区域，你的感想怎样？”武道欣喜地说：“ 最动人的事情，就是为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 爱泼斯坦认为，共产党鼓励人民组织变工队，“陕北的农民几百年来第一次凭自己的努力，能以恬静的心情来面向灾荒的年份”。

记者们高度肯定了边区所实行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缴租缴息的政策，认为这一政策解决了地主和农民之间“内部的巨大的紧张问题，进而至于共同应对这一对外的抗日战争，这一件事已经得到成功了”。这种改良“增加了生产，减少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争执”，既改进了佃农和小农的生活，又使地主拥护政府。共产党不仅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还“免去一切企业的税，来鼓励私人工业”， 建妇女合作社纺纱，建织布厂，用糖浆制糖，用缴获的日本装备建立起鼓风炉和机械工厂。共产党想方设法改善群众生活，释放生产力，赢得了各界抗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爱泼斯坦因此认为，“民心是依归于给予他们机会、以改进自己、并向前进的人的”。

让人民当家作主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政策。爱泼斯坦认为，这种从村选一直到边区参议会选举政府的民主制度，“真正代表了中国的一种革命”。记者们吃惊地发现，替他们记者“用本地的羊皮缝一些大衣和上衣的一个熟练裁缝，竟是参议会的议员”。

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原则，克服了群众文化水平低的困难，从群众中汲取智慧，采取了烧洞、投豆子等简便有效的选举方式，实现了群众的选举权。白劳德对此评价说：“关于民主的办法，现在也没有问题。”他生动地举例说，你可以去请一个曾经被踢打被欺负、脑海中还有着父辈被压迫的记忆的农民来，“然后，你拿他当人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去选举他当地的政府和治安机关，让他自己去表决减租，让他自己去选举军队和民军，假如你做了这些，你就已经给了他以社会的权利，这样，他就愿意为社会和给予他权利的党二者而战”。白劳德这个通俗易懂的例子深刻地揭示了根据地的农民一心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踊跃参军、舍身为家国而战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展人民民主，掌握了群众，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白劳德最后得出结论，民主“确实地成为中国本身、共产党和群众三者同时发展的最好的媒介了”。

组织群众，动员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红军在打仗之余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外国记者们在敌后游击战中亲眼看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奇观——人民战争，以大量篇幅记录了敌后地雷战、地道战、军民合作抗战的情形。共产党教给农民地雷战术，“小河中的脚踏石被装上了地雷，日军的碉堡周围也安了地雷”，甚至“在天井里、门旁，在系绳的柱子旁都有”。广大的妇女也都动员起来，“你可以到一个农家区看洗衣做饭的主妇，而在她头上的搁物架上，便有两个准备使用的手榴弹。这是农民完全专心致志于战争和抵抗的一部分”。

共产党把广大群众都动员起来，形成了“最完善的情报网。日军一切动作和车辆行动，都逃不脱农民的注意和报告”。八路军把得来的武器分发给农民，“人们看见他们在田地里背上背着枪，屁股上摇摆着手榴弹，准备随时作战。在收割前，当饥饿的敌寇出动抢粮时，老百姓同八路军商定了办法，把鬼子围困在据点中，直到庄稼收完并藏起来为止”。

轰炸手布士，在1944年12月7日袭击日本本土飞回中国基地的途中，因飞机受伤，跳伞之后被敌后根据地军民所救。他深有感触地说：“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已经把他们管辖区内的中国人民有效地组织起来了。甚至就在我所降落的荒僻多山的区域中，农人们都正确地知道：当我们在别的地方出现时，他们应该怎么做。”福尔曼在敌后村庄生活了好几个月，亲眼见证了地雷战、地道战的奇迹，地雷处处都是，“就连一只面带傻气的南瓜，都没有一个鬼子敢稍碰”。

《纽约时报》记者介绍了妇女儿童查路条的情形，“路条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每个人都得拿出路条来，无论是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 。斯坦因考察后认为“共产党军队，是和人民紧密联结着的”“就是日本人也怨恨地承认说，‘共产党最有力的武器，乃是老百姓在游击队、正规军每天作战中的合作’”。

《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收录的这些报道，记者们以其亲身经历，从多个视角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的情况，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探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文中引文均见于《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齐文编辑，1946年1月历史资料供应社发行。

编者注：引文部分文字因适应今天读者阅读习惯，稍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