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包公（包拯）素以铁面无私、执法如山著称。他进士及第后，在朝廷，主要担任御史和谏官；在地方，主要担任转运使。这些职务都具有监督和监察职能，尤其是御史和谏官等“台谏官”，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弹劾违法乱纪的官员。包拯在御史和谏官岗位上，不惧权贵，“数论斥权倖大臣”。他担任御史时，就多次弹劾转运使王逵，最终迫使宋仁宗免去了王逵转运使的职务。他任知谏院时，又同御史们一起，阻止宋仁宗任命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而世人对包拯的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认识，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办案方面，这无疑是受到戏剧舞台上包公戏的影响。实际上，包拯担任开封知府的时间并不长，也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办案记录。他于嘉祐元年（1056年）12月被任命为开封知府，嘉祐三年（1058年）4月调任权御史中丞，在开封知府任上不过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但从史书中关于他在开封知府任上“立朝刚毅”的记载来看，也充分反映了他的这种性格。

按照惯例，百姓告状不能直接到官府大堂上递诉状，而是由胥吏收受后转交。而包拯上任后，下令将开封府衙大门敞开，百姓可以直接前来申诉曲直。这样一来，胥吏就不敢弄权作弊了。开封府是达官贵人、豪门望族聚居之处，他们的私家园林侵占了惠民河，堵塞了河道。正好遇上开封发大水，包拯便借此机会将这些权贵们侵占河道而建的亭台水榭统统拆掉。这样一来，“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这些举措，自然赢得了普通百姓的欢迎，“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并且“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

然而，包拯的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似乎并不是那么僵化，有时也是要看情况的。《宋史》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过这样一个评价：“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显然，所谓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也有例外的时候。

先看执法如山。包拯任三司使时，河北都转运使李参一下子裁减清退了老弱士兵万余人，被裁的士卒自然不满，“颇出怨言”。骁骑张玉素来性情凶狠，怀疑是包拯因皇室祭祀临近，为节约经费，减少受赏士卒人数（一般祭祀后都会给予军士一定的奖赏），故意授意李参提前裁减军士员额。因此，公然闯入三司使衙门，当众大骂包拯。而包拯不仅不治罪，反而叫来医生给他诊治，说他有精神病，将他交给禁军衙门殿前司处理。倒是负责京城治安巡逻的官员看不过去，向宋仁宗作了汇报，将案件交开封府审理。而台谏官交相认为张玉“骄悖，敢凌辱大臣，不可不诛”。结果开封府将张玉杖杀。

驻守泾州的士卒因对朝廷欠饷不满，密谋叛乱。虽然被及时平定，但朝廷认为三司衙门官吏在这件事上负有责任，下令追查。而包拯竟然袒护下属，“护吏不遣”。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胡宿认为，包拯这一行为“可谓曲法申慈。而拯不知省惧，公拒制命如此，则主威不行，纲纪益废矣！”结果包拯“皇恐遣吏就狱”。

从这两件事来看，包拯对违法者的“宽容”和“袒护”，可能有他的理由，但也反映了他“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的性格，说明他的确有“曲法申慈”的一面，在执法如山方面还是打折扣的。

再看铁面无私。包拯在这方面最受当时和后人诟病的，就是在三司使人选问题上的“蹊田夺牛”。张方平曾经担任三司使之职，是一个著名的理财专家。嘉祐元年（1056年），张方平再度出任三司使，向朝廷提出了漕运十四策。宰相富弼向宋仁宗读张方平的奏折，时已半夜三更，卫士都打瞌睡了，而宋仁宗听得很投入，“太息称善”，要求按照张方平的建议施行。富弼对张方平赞叹道：“自庆历以来，公论食货详矣，朝廷每有所损益，必以公奏议为本，凡除主计，未尝敢先公也。”然而，张方平因低价购买了开封富商刘保衡的宅子，被时任御史中丞包拯弹劾，说他身为三司使，“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结果张方平被免去了三司使之职，出任陈州知州。

张方平免职后，朝廷任命宋祁为三司使。任命发布后，包拯又上奏说宋祁之兄宋庠为当朝宰相，宋祁应当回避，不宜担任三司使，而且“累论之不已”。结果宋祁没做几天就被罢免，出任郑州知州。

宋祁被罢免后，朝廷又任命包拯为三司使。任命发布后，舆论大哗。翰林学士欧阳修上书反对，认为这一任命对包拯而言是“逐其人而代其位”，有损名节；对朝廷而言是“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希望宋仁宗为包拯的名节考虑，“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置之京师，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

虽然宋仁宗最后还是维持了对包拯三司使的任命，而且从后来包拯在三司使任上的所作所为来看，也算是称职的。但这一事件，尤其是欧阳修对他的“蹊田夺牛”（牛踩踏了田地，不仅责罚牵牛人，还要将牛据为己有）的指责，确给包拯铁面无私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是非曲直，至今仍难有定论。